“新清史”之争：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

 今年上半年，围绕着如何看待美国“新清史”研究，历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可能是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中与媒体关系最紧的一次，特别是很多学术自媒体及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在这场学术论争中表现出很大的影响力，令“新清史”研究从学术界内部的分歧，走向更广的层面。

十分有趣的是，“新清史”观点在中国大陆不断产生影响，这与它在各个传播平台之间的转换，是直接相关的。或者说，包括笔者在内，相当多的学界同人及文史爱好者所接触的“新清史”研究，都是经过大陆传播媒介重新理解和认知的“新清史”。这些争论不一定都能如实反映“新清史”研究的主题，但却提供了一个契机，展现了这个时代怎样关注历史、怎样为历史书写而焦虑。

争论：以《中国社会科学报》为平台的四篇论文

这一轮争论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的数篇文章，包括：

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刊于4月20日第728期；

《“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刊于5月6日第734期；

刘文鹏：《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刊于5月13日第737期；

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刊于7月7日第761期。

从文章体例推测，这四篇论文可能是以“回应‘新清史’”的名义约稿的结果：学者们的表述，基本不是针对“新清史”研究中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阐释、批驳或反思，而是针对“新清史”整体的情况给出一些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当然，这一书面表达形式，削弱了交流的有效性。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整体对整体”地评论一个学派，虽然舍弃了很多细节，却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不同学者心中对“新清史”的大概印象。这四篇文章，或许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中国大陆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解读“新清史”的一种视角，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符合美国“新清史”研究的本意。

整体上讲，李治亭、杨益茂两文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抓住“新清史”（尤其是罗友枝（Evelyn Rawski）《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在关于族群关系的论述中与中国大陆主流清史叙事不同的地方，着力抨击“新清史”有否定清史、危害统一、误导民众等问题，强调“新清史”潜在的负面政治影响。李治亭一文的文风异常激烈，直指“新清史”“实无创新可言”，“全面颠覆中国历史，全面否定清史”，“学术上荒谬，政治上危害中国的统一，必然激起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的强烈反对”，不仅要求大家从思想上“拒绝”它，还要付诸行动，号召学界“揭露它的伪学术面目，肃清它在中国学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好事者甚至去数了数，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里，感叹号居然有88个之多，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论文里可称是非常罕见的语言风格。杨益茂的文章相对要平和一些，至少没有使用感叹号，但行文之中也有语气较为强烈的词句，如称新清史“肆意歪曲历史真实”、是“诡辩”等等。

这两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将欧立德（Mark Elliot）提出的“新清史”研究三大创新之处（全球视角，关注满洲因素，重视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割裂，然后按照字面意思逐一反驳。例如，李治亭提到中国史学界很早就曾将西周奴隶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相比较，又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令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中国历史学早已有“全球化视角”，“新清史”研究在这一点上并不“新”。再如，杨益茂以中国大陆多年来一直收集、储存、整理满文文献为由，认为大陆也很重视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无需“新清史”学者加以强调。

当然，揆情度理，欧立德描述的这三点，应该是从“新清史”具体研究出发归纳出来的特征，而不是孤立地界定“新清史”的界线——本来“新清史”的外沿也不是哪位学者能划定的。例如，关于第一点，欧立德本意应该是“新清史”研究较之中国大陆清史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色彩更浓一些，而非“新清史”首次采用世界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这一点，李、杨两位学者似有些误解。

如果说李、杨两文明显偏重于政治诉求，那么钟、刘两位学者的文章则具有更多的学术讨论意味。钟焓先前曾撰《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是多语种史料考辩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一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新清史”与其理论背景如人类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新清史”研究中的一些典型问题，如引用满文文献的“不均匀”现象（或者说，引用的满文文献并不能促进读者的判断）等。这篇文章的另一贡献是对美国学者克劳斯蕾（Pamela Crossley）几部论著的引文进行了检查，发现有许多理解上的谬误。克劳斯蕾虽然不以“新清史”学者自居，但她的研究同“新清史”关系很近，钟文无疑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批评。一般认为，该文是目前对“新清史”研究的正面回应中学术性最强的一篇。

而这一次《中国社会科学报》对钟焓的访谈，内容与原论文的核心思想并无太大区别，更像是论文出发点的重新表达。钟焓简要概述了“新清史”学者在开发非汉语文献时面临的一些问题，认为“新清史”在运用史料上存在被高估的倾向。他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清末出版史不契合为例，指出了“新清史”过于注重理论的推演、对理论的运用缺乏足够背景考察的问题。此外，在这篇访谈中，他还强调了中国史学“四把钥匙”在讨论清史问题中的适用性，涉及中西学术的方法论问题。至于文章最后将“新清史”着力点放在“话语建构”而非“学术研究”上，由于已经并非历史学学术研究所关心的内容，笔者就不多评论了。总之，钟焓的这两次回复，彼此是相互联系的，侧重于以民族史的知识背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价“新清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一些批判和思考。

而刘文鹏的论文，则侧重于从“清史”这一领域的知识背景来反思“新清史”的立论是否符合清代的历史脉络。这篇文章比较精炼，基本浓缩了数年来清史学界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对“新清史”历史书写的质疑。刘文鹏指出，清初满蒙联盟仅限于东蒙古，不能涵盖整个蒙古地区；入关前，满人未在内陆亚洲取得全面胜利，即使是到了康熙初期，仍有布尔尼之乱，说明满洲对蒙古的统治仍是不稳定的；满人对内亚的最后胜利，得力于清代中期汉人从财政上的支持。最后，刘文鹏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有确切政治意义的“内陆亚洲”，附近民族也不存在统一的特性。这些论点，都能够说明“新清史”研究对清代“内陆亚洲”特性的追寻，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

刘文鹏是中国大陆较早译介“新清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曾撰有《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一文，是为“新清史”在中国大陆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可以看到，这两篇论文虽然一为书评，一为整体回应，但核心贯穿的都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的“清史”学界对明清时期历史脉络的把握，所使用的分论点，也都来自这一领域内的常见议题，如满蒙关系、清准战争、清代财政改革等。笔者认为，如果在中国大陆，尝试以一般意义上“清史”的知识储备来评价“新清史”关于“内陆亚洲”的历史书写，那么大概不会超出刘文鹏这篇文章太多。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重要地位，加上李治亭文章的奇特风格，这四篇论文在历史学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影响，成为上半年历史学学术讨论的一大“事件”。不过，这里我们面对着思想与传播之间的鸿沟——如果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钟、刘两文无疑是有助于学术思想交流的，但最后给人们深刻印象、并引起国内外史学界议论纷纷的，却并非这两篇文章，而是李治亭先生的宏文，以致欧立德向清史所（虽然李并非该所人员）去信询问该论文的产生背景。

从这里可以看到，“新清史”更多的是一个传播上的问题；人们从传播的“新清史”只鳞片爪中寻找自己感兴趣（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议题，而对“新清史”原本观点的体悟、交流，反而不一定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李、杨两人明显没有读过太多“新清史”研究成果，却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就是一例。而下文要谈到的汪、姚之争，这方面的特征就更明显一些。

交锋：汪荣祖、姚大力之争

除《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争论外，另一组争论则发生在互联网媒体平台上，主要参与者为大陆的元史学家姚大力和台湾的近代史学家汪荣祖。

4月初，姚大力先生撰文，就汪荣祖先生主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一书（内容大致为2012年台北召开的“新清史”讨论会议的论文）进行批评，认为“新清史”中颇有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之处，而“汉化”理论已属“旧故事”。继而汪荣祖亦撰一文《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回应了姚大力的批评。此后双方又有往还，这一争论由于参与者在学界均位望隆重，而格外引人注目。争论中的一些典型论著、文章罗列如下：

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远流出版，2014年。

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

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

姚大力：《姚大力回应汪荣祖：略芜取精，可为我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5月31日；

汪荣祖：《汪荣祖再答姚大力：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6月21日。

汪、姚之争，异常琐碎。特别是两人的第二轮交锋，颇带意气，已不全是历史学观点的阐发了。我们无需逐项胪列两人的观点和论据，而更应注意在争论中双方的关注点，而这些关注点反映出中国学者怎样解读“新清史”研究。

姚大力的立论基础，在于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例如，清朝对西北边疆的管理方式，不仅与对汉地社会的管理不同，也和汉、唐等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有差别。姚先生进一步论述了非汉族因素在元、清两个帝国中的巨大成就，认为元之宣政院与清之理藩院一脉相承，通过多族群彼此限制在特定区域内的方式，将“内陆亚洲”纳入帝国行政管理，从而超越了汉唐以来始终不能有效统治西北的历史困境。这些非汉族因素，是“汉化”观点所不能解释的。故而“新清史”学者超越汉化、把握住清代政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实是历史学的一大进境。最后，姚先生主张，“中国”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是疆域之中的汉语人群和汉文化地区，而广义的“中国”可以指中央王朝所辖的全部版图，比如大清帝国之全部。

汪荣祖则试图说明“新清史”（以及姚大力所理解的“新清史”）对非汉族因素的重视如何曲解了历史。例如，如果汉人主体的“汉、唐、宋、明”和非汉族因素作用下的“元、清”各自构成清朝皇帝心中的历史统胤，那么中国历史便会被拆解为两个对等的实体，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是十分明显的。再如，中国边疆的拓展并非如“新清史”学者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说，是殖民统治的结果，而是由于清朝在西北地区确保了政治秩序，这些地区才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姚大力对“中国”有广狭之分的看法，汪荣祖表示反对，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一个泛称，随着疆域扩大，这个名词所指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十分有趣的是，两人第二轮交锋中，对“新清史”的正面引用或讨论反而少了。姚大力在新的回复中，除了继续辨析“全盘汉化”和“汉化”的定义外，只有在谈到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全新界定时，尚与“新清史”研究稍有些关联。至于汪荣祖的第二篇回复，意气之争已较明显。讨论已经接近文字游戏，在此就不展开了。

不过，汪、姚之争虽然以辨析“新清史”而发，但可以看到，他们双方对“新清史”的解读，都因其个人知识背景，而有明显的偏差。他们两人的差异在于，汪荣祖采取的是近代史的视角，强调“国族”的主体性，将清朝看作是近代史的起源。特别地，作为民族主义最强力的支撑，近代史叙事必须确保国族概念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汉化”的概念，恰恰为百川合流于国族主体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历史解释。对于这一套叙事而言，一旦将一个作为整体的“国族”解构为“汉地”和“内亚”的对立，而且由于“汉化”被否认，“内亚”可以始终在国族主体边缘保持独立性，整个近代史叙事便有可能动摇，进而对中华民族一整套政治、文化体系产生潜在的隐患。这一思维方式，是由民族危机与民族复兴这一历史“元问题”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汪荣祖才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新清史”将“内陆亚洲”因素单独提出来。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李治亭、杨益茂等学者如此汲汲于“新清史”潜在的“分裂”问题，也是出于相似的知识背景。

而姚大力采取的是古代史的视角，将历史上其他朝代的非汉族因素搬到清朝来，视清朝为古代历史的“复刻”和延伸。姚先生所举的跟清朝对比的例子，是汉、唐、宋，而非近代国家，这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古代史学者的知识谱系。对于大多数古代史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领域与近代相隔较远，无需在研究中直面“民族危机与复兴”的问题，也就不必考虑某一论述是否会产生冲突。特别是近20年来，胡人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作用，外来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断被人们重视，如荣新江、刘浦江等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深入探究。姚大力说“汉化”是旧故事，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胡人和汉人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谁都不会否认的结论了。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一个古代史学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清朝像元朝一样存在广泛的“非汉族因素”、不应强调“汉化”的意义，也是很自然的。当然，清朝肯定不是元朝的“复刻”，清朝处于古代和近代夹缝之中的地位，远较元朝复杂。

两位学者所做的解读很明显带有本领域研究习惯的烙印，但“新清史”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西方人文社科学术传统，其实与这两个领域都没有紧密关系。因此两人在论争中逐渐偏离“新清史”研究的主题，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一个议题：“新清史”本质上是一个传播问题。

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对美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关怀相当隔膜，直接接触到“新清史”研究，往往只能看到它在自己领域内的映像。还有很多人连领域内的映像也不一定能看到，他们只会看到“新清史”赢了还是输了。汪荣祖在文章中提到，姚大力的《略芜取精，可为我用》一文发表后，“在网上还有他的学生为之叫好，说他的姚老师‘抽’了我！”当然，即使是学术研究，有时也未必需要看到全貌才能引发思考，但如果想要更深地了解“新清史”研究，对这一研究正面地作出回应，仍需要尽量全面地接触这一流派，尽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新清史”带来了什么？

以上本文梳理了本年“新清史”论争的大体情况。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学界对“新清史”的了解仍是非常有限的。李治亭、姚大力的文章都花了相当篇幅来介绍“新清史”的产生背景，而类似内容其实2015年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事实上，不仅通过直接阅读“新清史”原始文献来了解这一流派的人较少，就连译介过来的“新清史”论著，能广泛阅读的人也不甚多。很多学者，仍是通过传播中的只言片语来想象“新清史”的观点，因而各种误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虽然学者纷纷发文热议，但并非全部参加讨论的学者，都从正面对“新清史”研究给出了意见。而从那些并不那么“全面”的讨论中，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在关注“新清史”时怀着怎样的历史焦虑感：对于任何试图重写历史、修改主流叙事的努力，学界都显得异常保守和敏感，甚至诉诸政治上的批判。

事实上，“新清史”研究进入中国后，对它的政治批判就没有停止过，一如以往的西方学术成果那样。2013年梁展就曾发文批判“新清史”，其论调与李治亭相比并无很大差别。这不妨看作是时代思想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争论，仍在向历史学施加着压力；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压力，历史学界才能在不断反思中进步。“新清史”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许它不能为中国历史提供最终的解答，但它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促使每一个读史者去反思我们历史的核心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