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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本最长的一天》纪念“终战”:“明君”裕仁拯救日本
初夏时,去了一次东京。
自己有一个习惯,去国外出差或旅行时,若有时间便会在当地看部电影。恰逢是枝裕和新片《海街日记》上映,自然买票观赏。不过,正片上映前,另一部电影的预告片却意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众所周知,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亦是日本所谓“终战七十周年”。这部电影正是在8月8日即将在日本全国上映的历史大片《日本最长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讲述日本正式决定无条件投降前夕,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博弈、军方的政变企图以及裕仁天皇最终作出所谓“圣断”并正式对外颁布《终战诏书》的经过。
《日本最长的一天》海报最早详细描述这段跌宕起伏之故事者,当属文艺春秋出版社编辑半藤一利执笔的《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本书最初的缘起是1963年文艺春秋下属“战史研究会”的座谈会,希望搜集当时已披露的资料来描写这一天的风云变幻又或是称之“二十四小时维新”的变局。全书采取了一种类似“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从1945年8月14日下午1点天皇皇宫地下防空洞的“御前会议”写起,搁笔于15日正午12点《终战诏书》正式对外广播的那一刻。
出版之初,由于市场营销的考虑,此书作者署名是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大宅壮一,而非半藤一利。直到日后,半藤一利离开文艺春秋后,才又重新获得了此作的编著权。不过,凭借此书“叫好又叫座”的成功,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半藤一利也获得了“昭和史著作第一人”的大名,几十年间著作等身,至今仍笔耕不辍。2014年,他的新作《昭和史如何度过的》(昭和史をどう生きたか)刚出版。
半藤一利:《日本最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杨庆庆、王萍、吴小敏译,重新出版社,2009年。话说回头,《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出版仅仅两年后,东宝电影公司便决定将其搬上大银幕,由知名导演冈本喜八执导筒,大明星三船敏郎出演主角“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这部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的片段并非是所谓“御前会议”上究竟是“本土决战”还是“宣布投降”的激烈争论,而是三船敏郎“复刻”了阿南惟几在8月15日凌晨惊人的切腹自杀经过。
《日本最长的一天》(1967年版)的片头这位时任陆军大臣、陆军大将,早年担任过天皇的侍从武官,抗战全面爆发后曾指挥日本第11军先后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1945年,出任铃木贯太郎内阁陆军大臣后,一直坚决主张“本土决战”,要求日本政府拒绝《波茨坦公告》。然而,早在8月9日深夜举行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已明确表示同意投降。听完天皇指示后,向来以忠臣自居的阿南惟几只能压抑不甘,遵守“圣断”并表示绝不会以辞职而倒阁,而是会和铃木贯太郎内阁共进退。14日下午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又一次正式重申了投降决定,并表示可以亲自向全国军民讲话。
至此,阿南惟几彻底放弃“抵抗”,用半藤一利书中的话来说便是“帝国陆军七十年的历史正在眼前一点点地崩溃坍塌”。他转而要求陆军内部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推翻“投降决定”的激进军人放弃行动,强调“军人必须服从圣断”。15日凌晨5点半,这位二战结束前日本的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在家中切腹自杀。阿南惟几切腹后,拒绝下属协助“介错”的要求,而是自己拔出短刀砍向颈部动脉。整场血腥的自杀表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7点10分阿南惟几才真正断气。在冈本喜八的电影中,以异常写实的风格描述了自杀的全过程,以至于让观众在黑白屏幕上都能感受到那一股股喷涌而出的献血。
《日本最长的一天》(1967年版)中,三船敏郎“再现”了阿南惟几自杀的一幕,也成为整部电影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时隔近50年,《日本最长的一天》又再度被松竹电影搬上大银幕。导演换成了以类型片见长的战后一代导演——原田真人。剧本以半藤一利日后年修订再版的《日本最长的一天 决定版》为基础,亦由原田真人负责撰写。第一主角依旧是阿南惟几,但出演者则是“文艺气质”较重的老牌男星役所广司,不免让人担心实际效果如何。相较于冈本喜八的版本,新版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是将天皇裕仁同样设定为电影的主要角色之一。
新版《日本最长的一天》的宣传册内页在老版中,原本在书中的重要角色——天皇裕仁只出现过寥寥数个镜头且基本都没有正面镜头,多以侧后方的虚镜处理为主。新版则将裕仁设为第二主角,由本木雅弘出演。从目前预告片和披露的信息来看,本木雅弘的戏份非常之多,对裕仁的描写也将是本片的最大卖点之一。比较明显的迹象就是此次新版的官方英文译名便是“The Emperor in August”(八月的天皇)。这不由让人想起,美国人在2013年拍的另一部电影《天皇》(Emperor),从美国人的角度探讨了天皇是否有罪的问题。
2013年上映的《天皇》,导演彼得•韦柏,汤米•李•琼斯、马修•福克斯主演不过,作为外国观众对这部新版《日本最长的一天》中裕仁的形象不必有过多期待。正如半藤一利在书中描绘的天皇形象那样,片中的裕仁多半会被塑造成一位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明君”。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刻,无论是主战派,亦或是主和派都无一例外地宣称自己的做法才是真正效忠天皇者。而在此之前,天皇对此问题的态度则同样暧昧不清。直到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天皇才第一次对时任外相东乡茂德表示:“既然连这样的武器都动用了,那么战争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御前会议”上,裕仁也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人们将作为战争罪犯,有可能被处死,我心里就充满痛苦”。
在15日当天,在NHK对外播放裕仁的《终战诏书》后,还由播音员朗读了《内阁告谕》。其中,有那么一句话:“蒙圣德宏大无边,为世界和平、臣民安康,于兹颁布大诏”。
这种历史记忆,在战后七十周年之际,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然而在不少日本人,看来却又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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