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娃娃”为何总是“堕落女子”：好莱坞电影审查捣的鬼

杨秀：从“女一号”到跑龙套

1935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摄制影片《中国海》（China Seas），这是其中一张剧照。照片中的男子大家非常熟悉，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风头最健的一线明星克拉克•盖博，而他旁边的亚裔女子则面生得很。她叫杨秀（Soo Yong），祖籍广东中山，侨居美国，1930年代起步入电影界，梦想着能在好莱坞脱颖而出。然而，这条路从来都是荆棘满布。

影片《中国海》题签剧照

与大多数在南加州片厂外等候开工的同胞相比，杨秀的起点可谓非常之高。她从小生长在檀香山，曾获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中英文都有相当造诣，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剧期间，便是由她担任陪同翻译，不仅负责翻译演出信息，还承担有声短片《刺虎》的报幕工作。在梅兰芳与卓别林、范朋克、斯达克•杨、沃佛兰等人的社交活动中，她也随侍左右。

与梅兰芳的这段交往，使杨秀受到了更多关注。当时，米高梅公司正在为一部以中国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影片《大地》（The Good Earth）寻找演员，杨秀因此获得了出演主角的机会，但最终还是遭遇换角，原本的女一号变成了“跑龙套”。

杨秀生活照

《大地》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代表作，小说出版于1931年，当年就销售了180万册，并连续22个月荣登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第二年即荣获普利策奖。1933年，米高梅公司以15万美元买下了《大地》的摄制权宣布开拍。

《大地》原著中的主角是中国农民王龙及其妻子阿兰。开拍之初，片方曾试想征招能说英语的中国人担任剧中演员，为此，米高梅公司在中国报纸和美国侨界公开招聘。最初，片方属意的女主角人选就是杨秀。当时她人在檀香山，恰好在那里拍摄外景的导演西席•地密尔受托为其试镜，片成寄回后，米高梅公司颇为满意，即发电报聘其饰演阿兰一角。有了这一纸聘书，杨秀匆匆从檀香山来到好莱坞，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当时美国电影审查法规《海斯法典》要求，影片中黄白种族不得通婚。如果由白人饰演黄种人角色，也不得与黄种人扮演的黄种人角色结婚。纵观好莱坞此前摄制的以华人角色为主角的影片，多数以白人饰演华人，比如《残花泪》中嗜食鸦片的单身华人由理查德•巴斯勒美斯饰演，《陈查礼》系列影片则由华纳•夏伦扮演华人侦探陈查礼，甚至在《东便是西》这类讲述异族恋爱故事的影片中，为了使主人公顺利通婚，也频频上演华人角色实为白人后裔的反转剧情。

电影《残花泪》的剧照

米高梅公司找不到合适的华裔男演员与杨秀配戏，请白人男演员又不合审查规定。再者，无论从观众情感还是商业利益考虑，他们都不敢冒风险让华人主演影片。于是，杨秀遭遇换角。为保险起见，公司最终决定起用好莱坞新秀保罗•穆尼和路易丝•蕾纳饰演男女主角——二人分别曾因《万世流芳》和《歌舞大王齐格飞》中的出色演技而荣获第9届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奖。

不过，米高梅公司并没有放弃杨秀，先让她在几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影片中担任小配角。杨秀的第一次表演是在1934年上映的影片《彩色面纱》（The Painted Veil）中扮演一个女佣，其后又在《中国海》中扮演一位出生优渥、打扮入时的中国名媛——玉兰小姐，戏份不多，寥寥几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影片中增添一点“中国元素”。

种族歧视下的好莱坞异国情调

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于古老的东方有一种猎奇心理，一方面他们矜持自傲，绝不平等视之，另一方面又痴迷其神秘性，争相在衣饰、建筑上增添东方元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7年在好莱坞核心地段落成的中国剧院，其诡异夸饰的外观，或许正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而当时好莱坞大部分以中国为背景的影片，也只是以神秘色彩博取眼球，其故事内核仍是西方观众喜闻乐见的中产阶级的离合悲欢。

相较于那些以中国元素渲染异国情调的影片，《大地》算是正面描写现实中国的少有力作，同时也是华裔演员在好莱坞影片中的一次集体亮相。为了拍摄此片，米高梅临时招聘的华人群众演员多达千人，一些场景的群众演员人数不够，还曾征招了四五百名菲律宾人充数。其中，有名有姓、有戏份镜头的华人角色也有16人之多。

杨秀虽然失去了女主角的机会，但出演了其中的配角。男主角王龙的好友亚清由李清华扮演，李出生在美国，但中文极好，是华侨刊物《华美周报》的主编，他饰演的角色是华人角色中念白最多的，十分吃重。王龙的长子由陆锡麒扮演，陆是二十世纪福斯公司的演员，因扮演“陈查礼”系列中陈警探的儿子陈利而为人知晓，此次专门从福斯公司借调过来饰演长子一角。阿兰的东家刘宅守门人一角则为罗瑞亭扮演，罗本为三藩市富商，对于电影事业，甚有研究，与米高梅老板梅耶极熟稔，所以角色戏份虽不多，酬劳反比一般华人演员高。

陆锡麟（右）、李时敏（中）、罗瑞亭（左）合影

然而，当时在好莱坞最负盛名的华裔演员黄柳霜却没有出现在这部影片中。据说，米高梅曾有意让黄柳霜扮演王龙小妾莲花一角，但黄不满意这样一部描写中国农民的影片，却以白人为主角，华人为配角，因此拒绝出演。

即使黄柳霜事业如日中天，但是想要在一部好莱坞影片中担任主角，仍然非常之难。她常常只能屈从好莱坞的审美偏见，在片中扮演美艳妖冶的“中国娃娃”——然而这已然是华人演员在好莱坞的“标杆”。

黄柳霜：“中国娃娃”的两难

1936年春，正当《大地》在加州郊区建造的“中国村”内紧锣密鼓地拍摄时，拒绝了片约的黄柳霜乘着胡佛号游轮，乘风破浪来到中国，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之旅。

黄柳霜登岸时合影照

黄柳霜，英文名Anna May Wong，其祖为第一代赴美淘金的华工，其父则在唐人街开一间洗衣铺维持生计。黄柳霜从小就爱看电影，1919年她14岁，正好一部叫《红灯笼》（The Red Lantern）的影片在唐人街出外景，需要300多名东方脸孔做群众演员，黄柳霜毛遂自荐，在其中露了个小脸，从此踏入影圈。

一开始黄柳霜不过是辗转于好莱坞各大片厂之间跑跑龙套，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1924年范朋克主演的影片《月宫宝盒》（The Thief of Baghdad）中的蒙古女奴一角。在这部充斥着阿拉伯异域风情的影片中，黄柳霜留着直垂眉心的厚刘海，半裸上身，侧露大腿，肤若凝脂，目如黑漆，神秘而性感，瞬时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卖座，在欧美和亚洲各地屡屡取得票房佳绩，黄柳霜随之名声大噪。

黄柳霜

这一齐额刘海、浓厚眼妆的“中国娃娃”形象成就了她，同时也限制了她，自此以后，她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多是妓女、舞女、女奴、招待等，而结局往往是饱受凌辱地惨死。因为好莱坞严苛的种族歧视政策，黄种人在片中不得与白人接吻，更不能结婚，使她一直得不到主演的机会。1928年，黄柳霜远赴欧洲，另谋发展，不想欧洲人对她非常着迷，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她的芳踪，她的巨幅倩影张贴在剧院、影院、舞厅各类公共场所，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东方旋风”，其拍摄的影片《歌曲》（Song）、《皮克迪利》（Piccadilly）也颇为成功。3年后，当她重返好莱坞时，身价倍增，片约如雪片般飞来，不仅当起了主角，而且有了挑选角色的余地。

在中国，黄柳霜早在1920年代就颇有知名度，但国人对她印象不佳。且不说她初登银幕之作《红灯笼》，历来被视为“辱华”影片的始祖，她在《月宫宝盒》、《上海快车》等影片中那些搔首弄姿的“下等女人”角色，也让部分爱国心切的影迷颇感痛心。1936年黄柳霜登陆上海后，虽然上海各界对她表示友好，由新任驻法大使顾维钧夫妇招待晚宴，其后又在著名影星胡蝶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明星影片公司，但仍有不少记者及读者对她在好莱坞专门饰演一些“堕落女子”耿耿于怀。

黄柳霜在《月宫宝盒》中的剧照

对于这些攻击，黄柳霜并没有回避，反而落落大方地做出正面回应。她在《良友》画报登出的自述中说：“国人对于我所扮演脚色，有点指摘，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这种错误是无意种下的。在初期入电影界，我只能完全受着导演者的指挥，不要说所扮脚色是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甚至片中的情节他们也未必说明白。这是事实，导演者对于闲脚演员是不重视的，除了几个重要角色有权审查剧本内容是否对于自己主张有冲突之外，其余是不闻不问的了。”

字里行间透着点滴辛酸与无奈，这或许是每一个在好莱坞打拼的华裔演员都不得不面对的两难。一方面，自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通过后，美国人对华人有一种程式化的偏见，在影片中常常把他们描绘得丑陋肮脏、卑鄙阴暗、十分不堪，至于女性角色，则总是以妓女或女仆的形象出现，屈服于权力和男性的威慑，即使试图与白人男主角发生跨族裔的恋情，最终也难逃一死的下场。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华裔演员便只能在片中演些小配角或是符合好莱坞对中国想象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对好莱坞做出妥协的同时，他们得不到国内同胞的谅解，被认为是在助纣为虐，诋毁中国人的形象，黄柳霜参演的大部分影片在国内都是禁映的。其实，他们都不过是单纯怀揣电影梦的普通演员，而一路从跑龙套攀登至女主角的黄柳霜也只是恪尽一个好演员的分内之事。

黄柳霜在浦江畔留影

她风姿迷人，旅欧期间，习得各国语言，谈吐优雅，举止大方，与各界名流相处得宜，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大部分欧美人对于中国的偏见。1936年的这次返乡之旅，让国人开始认识到，这个活跃在国际影坛上洋派的“妖女”并非如电影里展现的那样妖魔化，她彬彬有礼、谦容有度，对待记者和影迷都亲切有加，不少报刊登载了有关黄柳霜的专访，对她的卓越成就表示肯定。要知道，在黄柳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华裔演员能在好莱坞主流电影圈如她这般熠熠生辉。就这点而言，黄柳霜已然是华人的骄傲，这是欧美人对中国影星的第一次认知，哪怕这种认知中带着固化的有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