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词人周耀辉：粤语流行歌的一国两制，不是绝处是新生

周耀辉是香港著名填词人，1989年发表人生第一首词：达明一派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收录在《意难平》专辑中），之后名作有：达明一派的《天问》、黄耀明的《忘记他是她》、梅艳芳的《艳舞台》、王菲的《流星》、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方大同的《黑白》，等等。

周耀辉不光是个流行歌曲的填词人，也是一位文化研究者。最近，他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中心教授高伟云合著的《多重奏》在香港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们介绍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生产全过程，也分析了粤语流行歌曲的发展。

澎湃新闻由此采访了周耀辉。在很多人看来，如今粤语歌已经式微，不光好听的歌曲难找，香港乐坛也是后继乏人。但在周耀辉看来，粤语流行歌曲不是绝处，而是新生。

2008年，周耀辉在上海。CFP 资料

周耀辉先生是位革新者。他替华语歌曲填词，亮点是那些新颖的角度、怪诞的选材。譬如有着大量口白的《天花乱坠》，这首歌的歌词对于达明一派具有断代意义，它之前的达明一派是纯文艺的，逼格爆表，它之后，是文艺与俚俗的一国两制：一个达明一派，各自表述。

周先生对待学术研究也是求新求变的姿态。他常年旅荷，做过很多关于通俗文化的课题，和荷兰学者高伟云（Jeroen de Kloet）合写的Sonic Multiplicities颇为典型。这本书首版于2012年，今夏在香港推出了中文译本——《多重奏：香港流行音乐声像的全球流动》。书的主体是粤语流行歌曲，也就是黄霑先生曾经以一篇博士论文探求其发展和兴衰的Canto-pop。周高两位，一反常态，研究粤语流行歌曲“如何存活在世上”，而非近来火热的“如何衰败”，观点也唱了反调——“粤语流行歌曲不是绝处而是新生”。

澎湃新闻：《多重奏》这本书自从英文原版面世以来，在音乐圈，在乐迷那里，反响就不是很热烈。原因不光是它的学术面目，还在于它的“错轨”：大家希望您像黄霑那样，写一本严肃的探讨粤语流行歌曲（Canto-pop）的书，结果您的学术热情不在于此，而是以音乐为坐标，观察它的政治、社会影响，比如粉丝文化，比如陈冠希的艳照门。您怎么看待这个“错轨”？

周耀辉：简单地说，黄霑做的是向内的，某个文化产业的研究，很集中粤语流行音乐行业当中的一切，偏向写实，也比较固态。而我和高伟云想做的，是向外的，留意的是流动和转变，想探讨的是香港生产的流行音乐如何存活在世上。更基本的，我们想提出一种观察文化的方法，提出一种对“现实”的想象。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出了粤语流行歌曲不是绝处而是新生的观点，这种乐观情绪的根源是什么？

周耀辉：我们的确有理由乐观。认为粤语流行歌曲已死或将死的人，往往是量化地看，是根据生产量和生意量而说的。假如不看量，看质，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做在听粤语流行歌曲。

具体地说，天王时代的粤语流行歌曲真的比今天我们碰到的（包括网上发表的）多元化吗？还有，我在浸会大学教书，认识了很多自己搞乐队的学生，我不觉得我们那一代有更多人这样做。我去过工厂区某大厦，整层都是Band Studio。以前呢？

二，我不想悲观，这大抵是我的性格吧，我从来不觉得悲观有什么用处。我常常引用D.H.Lawrence一句话，大意是：我们活在悲剧的时代，更不能以悲剧的方式过日子。或者如鲁迅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澎湃新闻：就一个非常活跃的作词人的观察，您觉得您的乐观情绪会否感染到香港的唱片公司，对粤语唱片的生产多一些信心？

周耀辉：我不敢抱着太大的期望，因为唱片公司始终以赚钱为依归，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他们表达我对粤语歌的看法，和热情。至于对年轻人，特别是我的学生，我都鼓励他们多用粤语创作，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是自己熟悉的语言。最后，我最有把握的，就是要求自己继续写粤语歌，写一些好的粤语作品。

澎湃新闻：粤语流行歌曲的式微原因复杂：盗版（体现在网络时代是非法下载）、人才匮乏、行业短视、市场单一、社会老化，以及诸多政治因素。它是综合情况下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一种声音越来越响，认为“1997年是粤语流行歌曲的终结”，弦外之音，政治是主导外力，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周耀辉：假如你说的式微，是钱和发片少了的意思，那你提出的种种都是原因。至于1997作为终结，我从来不觉得事情可以分得如此清晰，更常见的是千丝万缕。我想，香港主权回归，有人担心这座城市的文化因此式微甚至消失，是很可以理解的。对陌生的事物，我们往往恐惧。反过来看，香港流行文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全球华人追捧的对象，有那个时候很特殊的历史因素，包括政治与经济。后来，我们看到的不单是回归，更基本的是中国经济起飞，市场显然就以普通话为重。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个历史异数，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居然生产全球华人喜欢的文化？再问，为什么我们希望某一个城市的文化如此重要或说主导？我情愿看到中国不同地方都依然活泼地生产他们的流行文化。

澎湃新闻：我查阅了一下IFPI的资料，香港唱片业的大幅滑坡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5年的零售总值是18.53亿（港币），1996年是16.91亿，1997年是13.53亿，1998年是9.16亿。我想强调一下1996年，因为那年达明一派重组了，而且在当年的国庆节发了一张新专辑《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张专辑有一个现象值得回味，有两首国语歌，出产方式是从专辑里选出两首粤语歌，然后重新填写国语歌词。这在达明一派的专辑史上是第一次，在当时的香港乐坛也是另类，当时的香港歌手，国语唱片和粤语唱片泾渭分明，夹花出品。请问，发生在达明一派身上的例外是艺人的概念要求，还是唱片公司的市场迁就？

周耀辉：我不清楚当中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新歌不够，哈哈。我记得的是我们希望探讨回归下的香港移民潮，以歌来唱出走与留的挣扎，因此一曲两词，一粤一普，形式上已经体现了内容。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它在新世纪成了某种主流，粤语唱片里加几首国语歌，或者国语唱片里加几首粤语歌。您是否做过研究，谁是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

周耀辉：没有。我猜想，这跟成本效应有关，也是唱片公司想打开内地市场又不想放弃香港市场的策略之一吧。

澎湃新闻：《万岁万岁万万岁！》里的两首国语歌词，你填写了《风黑风高（蛾摩拉）》，重温老歌，我被两句富于寓言味道的歌词吸引住了：热闹的时候以为一直可以到尽头/是我们的错还是这个城市的诅咒。关于这个问题，您现在有答案了吗？

周耀辉：不如我用达明一派比较近的歌《It’s My Party》其中的两句做回应吧：继续找精灵来继续革命/惨得过我们想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