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明智的改革者

1949年之前，万里已经追随邓小平多年。到1958年，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推进了“十大建筑”。这些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内，是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献礼。万里在10个月内完成了极为繁重的工程，其才干开始在党内广为人知。当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万里在北京市副市长的职位上工作到“文革”爆发。1975年邓小平短暂复出期间，万里被委以重任，出任铁道部部长，整顿接近瘫痪的铁路交通，后来又兼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整顿铁路和提高普通商品供应能力，是邓小平“清理整顿”“文革”时期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举措。尽管邓小平很快被再次打倒，但通过这次合作，万里再次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这种关系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仍然濒于崩溃边缘。交通和工业混乱并未得到改善，而数亿以计的农民仍然生活在饥饿、营养不良和无望的贫穷之中。1977年6月，万里离开中央政府，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到任后不久，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村民们决定平分集体土地，以提振集体经济低下的生产效率。在历史上，平分土地是中共召唤农民进行革命的首要承诺，但在1950年代的集体化潮流中，经过土地改革平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被收归集体。今天的经济学家认为，集体化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工业化贡献了农业剩余，并且维系着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小岗村民对集体经济的挑战，涉及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很快遭到批判，变成安徽乃至全国性的事件。

在安徽，万里做出了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对小岗村民的创举予以庇护，进而把一个修正版的小岗办法变成全省范围内的政策。显然，在最为关键的政治角力中，邓小平支持了万里。1979年末，他离开安徽。1980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在1980年8月到1982年5月之间，他担任农委主任。中共的改革政策是从“农口”开始的。整个1980年代里，“农口”都是改革者的摇篮。1982年，万里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万里留给中国人的形象是明智和顺应潮流的。在1980年代的高层政治中，他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之一。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坚定地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在决定政策的风格方面，万里和邓小平有一个重要而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讲求实用。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衡量一项政策是否合理，应该视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政治家，讲求实用意味着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向壁虚构，而是对现实保持敏感，一旦发现有效的做法，就进行总结和推广。

在中国，这种执掌权力的风格最终被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这种理念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但它承认普通人的创造力，强调政府在现实面前应该保持谦逊，并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现和遴选有效的做法，作为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直到今天，这一点还有其价值。万里在1980年代的经历，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