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都市隐秘公共空间的啪啪啪成为网络公演，但这次不同

啪啪啪，是件挺严肃的事，就如同严肃艺术一样。

在当今中国，这个个人性经历依然被当作污名的风险社会里，再严肃的啪啪啪，一旦被公开放在互联网上，也会因其原本处于社会隐蔽空间中的身体和社会关系跨越了信息管理的栅栏之后得以曝光，从社会学家Goffman在《污名》一书中提到的“会丢脸的困境”变成具象化的“丢脸的困境”。污名的社会管理机制开始运转，对这一发生在公共场所的隐蔽空间里的性行为展开的道德审判，借由移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添上互联网上无法挥发的力比多催化剂，使这污名化的性行为引爆一场狂欢。

中国的网络性狂欢

中国互联网的网络性狂欢，并不是从优衣库不雅视频开始的。

从2002年网民热议延安小夫妇在家看黄碟被抓开始，中国互联网已开始介入普通老百姓的私生活，讨论别人的性生活逐渐被互联网接受，但依然仅限于特定的Sex和时事讨论区，抑或色情网站。

即使在2005年12月底公安部宣布“点对点”裸聊不违法之后，在互联网堂而皇之讨论别人家性生活，其话语空间依然有限。

直到2008的“艳照门”，中国互联网性话题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开度，正值新春佳节，“很傻很天真”的议论充斥在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之间。我在2008年做的一项关于艳照门的议程设置的论文发现，相关讨论在节庆聚会的饭桌上都可以讨论，甚至不避讳上小学的孩子们——这一点我去年在汕头大学的“身体与空间”的课堂上从一批刚上大一的95后学生那里再一次得到了证实：2008年那时，他们最多才上小学六年级。

在“艳照门”中迅速涌出网络“性息”大洪水，冲破了政策议程、媒介议程的约束边界，公众议程成为网络性议题的线下传播主导，即便北京公安局在2008年2月20日首次表态，网络打包传播、赠阅200张以上的艳照将追究刑事责任，依然挡不住老百姓们对此的兴奋热议。一旦当性内容的能见度达到男女老幼喜闻乐见的时候，性的话语空间的扩大才成为可能。

此后，“别人的性”成为了中国人茶余饭后可以堂而皇之讨论的话题。不论2010年的兽兽门，还是2012年的雷政富不雅视频，当“公开谈性”成为一种从互联网的隐蔽空间走下神坛的O2O法器，这种节日庆典式的狂欢逐渐发展成日常生活化的网络暴力的滥觞。

隐蔽空间的身体规训

不可见的性，似乎是中国人对性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模式。从古代新媳妇压箱底的嫁妆铜镜背后的春宫图，到藏于小鞋中的三寸金莲，在在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主。亏得是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在这不可见的狭缝空间中，繁衍出这泱泱大国。一旦突破了可见的底线，礼崩乐坏的幻想便扑面而来。

然而，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性学家阮芳赋教授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并非一开始就对性讳莫如深，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中，对性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而近现代国人对性的空间规训日益增加。即便是阮教授，当年出国前也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的特藏馆中翻阅丰富的古代性文献，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图书馆对性文献的空间管控，提高了性知识的准入门槛，也限制了学者接触性文献的空间范围——这样一来，特藏馆便成为了性的一处隐蔽空间。借由手抄或默记在大脑“USB”之内，阮教授将这些重要的古代性文献内容部分带出国进行学术研究，这也算是另一个维度的隐蔽空间内性息的传递。

2005年，我在做中国人裸聊现象研究时，很少有受访人愿意到线下接受面对面的采访，即便偶尔答应的，也不愿在公开场合讨论，哪怕身处人身鼎沸的热闹餐馆，受访人也不愿轻易冒险，只有回到互联网上QQ聊天，受访人才能安全敞开心扉讨论性事。

即便是2008年“艳照门”事件后，公开谈性成为社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2011年以性爱动作展示作为行为艺术的北京艺术工作者成力，依然被以“寻衅滋事”判劳动教养一年。当中国人的性由“只可做不可说”转变为“可以公开聊别人的”之后，当性息成为互联网粉丝经济、眼球经济的主要引爆点时，在公开场合的野炮，依然受到法律的约束，性行为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法定的约束在私密或隐蔽空间之内。

虽然戴慧思教授在1995年《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指出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公民人身流动的控制。但在对网络性狂欢事件上的介入，依然可以看出国家对公共空间的属于私人的性的控制一直存在。

虽然互联网打破了中国人对性一旦公开就礼崩乐坏的焦虑，但被公开的性行为中的女性依然总是成为网络暴力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次优衣库试衣间事件中，很多声音指责网络暴力对女性的物化，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同样出镜的男主角，不被认为是网络暴力中物化的对象呢？

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一书中提到的“信息的商品化”概念，“性息的商品化”同样适用。当男女主角的身体剧场在优衣库广播声音所涉及的公共空间之间，这一演出借由手机视频进入到互联网，瞬间成为一场网络公演，带来无数点击率时，优衣库的股价在这两天上升5%，这或许是性息的商品化得到市场认可的直接表现。

由此可见，对商品化的性息的消费市场是庞大的，而其中的女主角成为了主要的消费对象，这也是大家所指的女主角被物化的原因。当大家在批评网络暴力对女主角的物化的同时，也提高了不雅视频这一性息商品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男主角不是这场性息消费的主要对象，而是女主角？

当莱温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因性丑闻成为网络暴力受害者的时候，中国互联网才刚起步。互联网并非一开始就助力性话语空间的开辟。尤其是在互联网中被爆出性丑闻的女性，往往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从莱温斯基、阿娇、兽兽、袁姗姗，到詹妮弗•劳伦斯和艾玛•沃特森，再到优衣库试衣间的女主角，女人在网络上的行为抑或是在被曝光在网络上的性行为，最后的道德批判都会归结为“我想问下，这样的女人，你们会要么”这样在婚姻市场上掉价的隐性恐吓。

当人们已接受了很难找到处女结婚的时候，不可见的性经历便成为了可以替代“处女膜”的贞洁符号，而对被互联网曝光性经历的女性进行婚姻恐吓，无非是杀鸡儆猴的网络祭祀仪式，祭奠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贞操观。

这种网络时代的贞操观，促成了女性成为网络性息消费的对象，因高风险带来的高污名以及由此产生的戏剧化生活细节，成为对污名化性行为进行市场包装的主要卖点。当男主角的人生不会因此受到什么重大影响的时候，谁还会去关注和物化男主角呢？

未来的社会主流年轻人?

优衣库试衣间事件与陈冠希艳照门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发之后，网友纷纷自发前往优衣库留念拍照，三里屯优衣库一时间成为某种象征空间。

各种网络段子手在感慨，错失过多少次女友曾经的优衣库或试衣间的邀约；数位漂亮女生，在优衣库logo前自拍“我在优衣库，约么？”的小视频。这些让我知道，这是都市“约炮族”浮出水面，某种程度上，他们如同同志出柜一样，终于找到了一个时尚又好玩的形式，公开表达自己在性上的自主和自在。

那些对当事女主角的羞辱和婚姻恐吓，被这些去优衣库“朝拜”的年轻人的阳光态度一扫阴霾。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对恶意传播优衣库不雅视频者的抗议，也是对当事女主的一种行动上的支持。

同时，一些女工机构借此推动优衣库代工厂女工生存困境问题的能见度，也是这场全民网络性狂欢与以往不同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深圳人“约炮安全空间”的课题研究，中间也越来越清晰发现，它逐渐成为城市人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们去事发地优衣库拍照“朝拜”，也正正显示出优衣库已成为这些对性持积极态度的年轻一族的身份象征。

从2005年网上裸聊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到2015年的优衣库试衣间。10年，中国互联网“性息”商品化的发展，已让人们逐渐消除了对“不可见的性”的恐惧和焦虑，女性在性上的自主性也越来越高。

性的动物本能，可能几千年都没有什么生物意义上的变化。关于对待性行为的方式和态度，则不断发展，文明与野蛮，只在一念之间。是否能获得代表未来主要消费市场正在崛起的“约炮族”的认可，优衣库对此事的处理态度也在一念之间。

听闻优衣库已禁止两人同时进入一间试衣间，试衣间里的身体空间愈发狭小了。我设想，这个与MoMA这样的世界顶级艺术机构合作“惊叹纽约”系列的优衣库，如果没有其他顾虑，应该可以在试事件中优雅艺术一把，在试衣间门口挂起类似“请自在约，安全拍”的温馨告示，华丽转身成为一个营造性别友好空间的典范企业。抑或坚守一人准入的试衣间制度，对超员进入者处于一定数额的罚款，将罚款收益用于为优衣库代工厂的女工提供福利，也是企业的良心所在。

10年后的今天，虽然网络暴力依然存在，趁机搭便车的网络营销层出不穷，但年轻男女在试衣间不雅视频流出之后，依然群情激昂相约“朝拜”优衣库，这未尝不代表中国人在性的态度上逐渐开明。

人类用了70年的时间，才看清冥王星一眼，中国人在互联网上探索对待性的友善方式才刚刚10来年，不着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