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1982年会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部分成员时的讲话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书记处不开会，来同大家见见面，预祝同志们春节好！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你们搞了不少调查研究，对今后农村形势的发展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你们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打算，准备怎么搞？

去年农业以事实做了结论，这么大的灾害，获得丰收，实践证明了路线、政策是对头的。当然，问题还很多。要想把我们的农业搞好，需要继续集中精力，花相当大的力气。不能再犯错误，尤其不能犯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转变完成以后，就把全部精力，把工作的重点转入经济建设，那么，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个相当可观的进展了。

回顾历史，光发发牢骚，指责一下，那是没有用处的。但经验教训必须接受。现在需要的是建设性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你们的研究工作属于这类劳动。现在有很多青年人，感到有力气使不上，应该给青年人创造些条件，使他们把精力集中到对国家兴旺、民族繁荣有利的工作上来。像你们这样组织起来搞科研工作，非常好，多多益善。对青年人来说，关键还是一个立场问题。立场对了，即便有些问题搞错了也容易纠正。只要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其它都好办。关于社会主义怎么才能搞好，政策应该怎么订，需要不断实践，由实践来作回答。我是坚定地相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只有解决实际需要的办法才是好办法。

无论什么样的现代化都首先需要有饭吃。要把中国农业搞上去，在现在的起点上，怎么能搞得更快一些？当然，必须运用传统经验加上现代的经验。但是，中国农业要走出一条好的路子来，引经据典只能作参考，从思想到政策，都是这样，政策也是科学，例子很多。这么多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从目前看，匈牙利的经济，比较起来搞得不错，“活而不乱”，人民消费也解决的比较好。我国农业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第一是有更多的商品量供应城市，支援工业建设；第二是使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实利。没有第二条，就不会有第一条。没有饭吃，根本谈不上精神文明，更谈不到现代化。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有些人却想不通。如当前农村中一部分农民依靠勤劳致富就有许多人有看法：“资本主义！”“不对头了”。我觉得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应当好好研究一下，也许可以找出一条可行的路。

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最近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况，由于生产者智力和经营能力上的差别，传统的能工巧匠发展得比较快，还出现了一批新的“能人”，这些人拥有的资金和经营能力，在目前所给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不能全部发挥出来。这样，一些人就集中到“能人”周围，形成新的联合。在分配上发生了差别，你分五千，他分一万，这算不算雇工剥削？没有这样一些形式，分散的资金和人力，能不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去，农业能发展起来吗？中国有能人，比如种花生，论单产美国怎么也比不过我们。如果中国不能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就是一大损失。至于对“能人”的经营活动如何加强管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多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又不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事情就不好办了。应当鼓励农民投资，鼓励“能人”发展生产。一种形式好不好，关键要看国家、集体是不是增加收入，个人是不是得到利益。如果三者都有增加，何乐而不为。我们的近期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小康的社会，当然不只是着眼于个人。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经济、搞改革，实际需要总是第一位的，不能完全用经典作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术语，判断今天的事物。现象的东西可能很相似，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主要的。我们绝不能对自己正在从事什么事业都搞不清楚了。

农村的改革已经开始，整个形势很好，但农业的基础还是脆弱的，还有很多薄弱环节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改革既然已经开始，就只能设法把事情搞好，退回去没有出路，也是不可能的。改革才能激发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又能促进改革。现在束缚农民积极性的东西还很多，我们的政策在许多地方还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以后，当然也要注意协调左邻右舍的关系。应该计算一下，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了多少，哪些方面应当加强管理，哪些方面可以考虑增税。农产品的价格，要相对稳定一个时期。我们的“剪刀差”是很大的，由于工业经营管理落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就高，限制了工人增加收入。日本一部自行车值一百斤大米，而我们呢？农产品提价以后，我们拿出了大量消费补贴，城市居民的生活这几年总的有提高，但仍然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最终只有靠发展生产解决 。今后，对农产收入比较高的“冒尖户”，可以征所得税，国家得点利，他们自己也放心。对农民的资金，除引导他们扩大再生产外，在可能条件下，要让农民搞公共福利、公共建设，只要真正对农民有利，农民是能够接受的。说农民不相信我们，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中国的农民太好了，就因为共产党带领他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他们一辈子不忘共产党，甚至挨着饿还喊毛主席万岁。直到最近由于政策改变，农民体会到富起来确实是有可能的，他们才对毛主席后期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实践教育了农民，教育了干部，共产党是能够领导国家前景的。共产党应该团结群众，向官僚主义作斗争。当然，我不赞成像波兰那样闹事。

现在城里有些人对农村发生的事不理解。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多年来受左的影响，加上对“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的盲目宣传；第二，触犯了城里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不能随便向农民伸手了；第三，共产党进了城，干部们对农村的感情淡薄了。共产党搞革命对农民起码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翻身，一条是经济上解放。过去我们流血拼命，打日本、打国民党，农民认为我们是好样的，要什么给什么。现在让农民吃饱有什么不好？！前一段，农口有的同志对包产到户想不通，我批评他们站的立场有问题。他们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我们的农业集体经济，破坏了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破坏了我们的水利化，根本不是站在农民切身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立场很重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就不一样，搞了这么长时间，到底农民得到多少实际利益？代表不代表广大农民的长远和现实利益，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执政党一旦离开群众，就很危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违背人民的利益，这个党员就要坏事。如果我们在方向上离开了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这个方向就不足取。总之，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失节！

每一个政策后面都有干部的作风问题，现在不少地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头头们借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用各种办法侵占集体公共的财产。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文化落后，加上受老传统的影响，容易受人愚弄。今后的民主管理怎么搞，要很好地研究。

对农民盖房占地问题，不能光批评农民，农村的居住条件要改善。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加强领导，有组织地管起来，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城乡建设部。房子盖到哪里，绿化怎么搞，给水、排水怎么搞，都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一方面要尽可能利用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农村；另一方面，凡是农民自己考虑不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应当加强领导，集中管理。顺便说一下，我们还想搞一个国土整治机构，其中包括处理几大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一个人力资源、一个生物资源、一个水资源、一个矿物资源，还有土地资源、海洋资源，都要十分珍惜、充分利用、综合治理。当然，像这样的机构不一定要搞成个大衙门，可以起咨询参谋作用，搞综合研究、给决策部门提供方案。

现在很多农民少报粮食产量，并不是坏事，这是对过去高征购的反抗，因为有些地方过去粮食产得再多也吃不饱。当然，这也有不利的一面，影响我们统计和判断。最近几年，一些地区的粮食增量很快，农民的食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多吃粮，一个是吃细粮，副食品也有增加。我在安徽时狠批了两个所谓“习惯”，说淮北地区老百姓有吃白薯干的习惯，我不相信，假若有白薯干又有饺子老百姓吃哪个？还说凤阳县有要饭的习惯，更是胡说。

大包干从凤阳开始，现在遍及半个中国，影响很大，对它的发展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要作深入的研究。从全国看，政策改变之后，价格问题很突出。这几年烟叶、油菜上升很快，是价格在起作用，一定要找出适当的方法加以控制，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用行政干预和经济办法，如合同制等加以解决，决不能再用粮食的土地来扩大烟叶种植面积了，这只是一个例子。

农村体制改革问题，我同意你们的看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忙于改变名称，换了牌子。人事制度必须改革，没有人事制度改革，只能增加混乱。什么时候，能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民主选拔干部，比如干部不行，可以开会罢免，事情就会好办些。这段时间，我很注意四川广汉体制改革的试点，想多研究几个成功的例子。以后我们的工作要看准，在做了各种分析和实验后，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去搞。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政策，没有同样的干部也不行，结果会大不一样。用什么标准来识别干部，是目前人事部门的关键问题。同样一个干部，从这个角度看，可能很“糟”，认为他的观点不适合，他对保守的行动提出异议，被指责为骄傲。王安石变法失败，就在于没有一批维护变法的干部。首先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其次是组织干部队伍，没有这两条，改革很难进行。

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千差万别，无论如何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即使是成功的，也只能作参考。过去我们党受形式主义和一轰而起的危害很大，以后要坚决避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只能按中国的国情来规划。例如，我们不能拿出巨大的能源来搞化肥，美国那种高能耗的农业咱们学不了，也学不起。中国肯定只能走有机农业的道路，在这个总目标下，又要鼓励各地自己搞出自己的一套办法来。这方面，你们要多下点功夫，一定要抓住几个重点地区，抓住不放，系统地研究，搞到底。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在实践中形成的模式，中国又必须有多种模式。例如贵州这种长期落后的地区，怎样才能富起来。要抓这样的典型。无论那种模式，农业提供的商品量（包括粮食）不增加，再好的模式也不行。我同意你们调查报告的观点：专业户加联合是代替社队企业的苗头，不仅人尽其才，投资较少，而且商品率比较高。农村的教育集体制改革也很重要，现在95%以上的农村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这一部分人在农村除了多认识几个字外，没有专长。农村办学方向，我主张向专业学校、职业学校的方向转。

我们现在的人事制度，不利于人才的利用。中国大有人才，不充分利用是最大的浪费。现在最怕的就是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给束缚住了。现在束缚还不少。你们大多三十几岁了，还年轻？我们搞革命时十八、九岁，你们不算年轻啦，已经是建国初期部长、副部长、副总理的年龄了。查一查中国历史上兴盛时期的皇帝，多大年纪？创业的大都没有超过四十岁。我二十来岁当县委书记，二十几岁当地委书记，现在能行吗？我三十七岁当部长，那时的知识比起在座的，比起现在部里的干事们，不晓得差多少，就当部长。小平同志这次提得很尖锐，老干部让不让位是四化搞成搞不成的问题。对党有没有贡献还得看这一次。老干部、老同志，政治上生活上可以给较优厚的待遇，但马上要把年轻的同志替换上来，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我支持你们的工作，感谢你们的成绩。希望你们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工作不断加强。一定要把业余同专业，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紧紧抓住一些大的综合课题，为农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做出贡献。

（本文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万里1982年1月21日在会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部分成员时的讲话要点，由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领导小组成员孙方明先生根据记录整理。本人未曾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