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浪口述：冼星海的《保卫黄河》，一字一句我都经历过

【编者按】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代史资料》总131号编发了一组由李丹阳等采访整理的抗战口述史料《抗战时期的红色文艺》，讲述者都是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从事红色文艺工作的著名老艺术家，其中，即有开国大典军乐队队长罗浪。7月12日，罗浪于北京病逝，经《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罗浪口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罗浪（1920—2015），原名罗南传，福建德化人。指挥家。1938年入陕北公学，同年入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39年后，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及军区抗敌剧社，从事音乐工作。1948年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1949年任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总领队、总指挥。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音乐室主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室主任等。主要音乐作品有《五壮士之歌》、《从军曲》、《英雄赞》、《子弟兵进行曲》、《保卫胜利果实》、《一分区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哀乐》等。

流亡大半个中国，远赴延安去抗日

我是福建人，我的家乡在福建德化一个叫做戴云山上的小山村——雷峰镇潘祠村。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的，诗书传家。开始时我父亲也教过私塾，“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母亲跟着做饭，家里比较困难。后来我父亲上了德化县的师范，毕业后就当了学校的教师。我小的时候曾跟父亲读书。后来因为家乡闹匪患，我父亲就下南洋去马来亚了。去了时间不长，因为我祖母有病，他就回来在县城教学，养家。在我九岁的时候，家乡匪患又起。这次父亲带着我们一起逃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在那里也主要靠教书为生，后来他自己办了个小学，还兼任过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记者。抗战时期，他曾在当地参加华侨组织的支援抗日的团体，当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我父亲当过德化县侨联主席。

我13岁时回国在福建省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再次去马来亚随父亲谋生。1937年我从新加坡回来，到上海考了高中，但还没有怎么上，就遇到八一三事变。那时整天都是枪炮声，还有飞机轰炸。一次轰炸后，我看到一个人半个脑袋没有了，还在路上跑，旁边有人跟他说，他一摸头，一下子就倒下了。我无法继续读书了，就乘难民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到广西继续读高中。

在桂林，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当时有不少东北人流亡桂林，我和他们一起演唱“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军队的人员对学生进行军训。一次，我与学校军训人员发生冲突后，正好我父亲寄来生活费，我就和学校说父亲病了，我要回去探望，请假离开了学校。当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去了香港，找我在难民船上结识的陈沫大哥，那是1938年。

陈沫也是马来亚华侨，比我大一岁，我一直管他叫老大哥。他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个不大的布店。陈沫大哥对我说：延安有个共产党，是抗日的，咱们一起到延安去吧。那时，我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已经差不多花完了，是陈沫从家里拿钱帮助我，我才能去延安的。

我们先去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那里碰到在马来亚当过老师的广东人陈敏老大姐，她带了几个华侨学生（包括她的亲属）也要去延安，于是我们一起结伴出发。在香港的办事处，我们得到了廖承志的帮助。以后我们途经广州、武汉、西安，都是到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再往延安去，先坐了一段汽车后，没有路，也没有汽车了，就徒步走了将近一天，到了延安南面一个叫看花宫的地方，进了那里的陕北公学。从香港到陕北这一路上，陈敏老大姐是我们的领队。到陕北公学时，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都是归国华侨青年，都是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那年，我18岁。

我到北方以后，日军攻占了香港和东南亚。1942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马来亚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跟着冼星海学音乐：《保卫黄河》唱的就是战斗

陕北公学是当时党中央办的一所学校，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都要先到这里学习。“陕公”的几十个女生住在看花宫，我们男生住在离看花宫一、二十里地的一个村子。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来陕北公学招生。鲁艺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等，要招好几十人，招收学音乐的、学美术的、学文学的。因为我在马来亚的时候，曾看见英国人吹号、拉手风琴、弹钢琴，我也多少学过一点，于是很多人动员我，我的老大哥陈沫也动员我去考鲁艺音乐系。

进鲁迅艺术学院需要考试，但那时，鲁艺对考生音乐知识的要求不是很高。考试时，我只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考试的人说我唱得很好，说你到鲁艺去吧。我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上了鲁艺音乐系，成为第三期学员。那次，鲁艺招收了30多名学员，我们步行了一周，到了延安的北门外，鲁艺就在那里。

1939年春节，鲁艺举行了联欢会，院长沙可夫讲话欢迎我们新学员，要我们好好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为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做出贡献。那天我们听到许多名师，如杜矢甲、唐荣枚的演唱。我们新学员也作了表演，有汪鹏的小提琴独奏，朱荣辉的洋琵琶独奏，还有杜芬和我的口琴演奏。从苏联回来的沙可夫演唱了一首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春节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每天课程都排得很满。音乐系的老师有冼星海、吕骥、向隅等。沙可夫也懂音乐，亲自为我们讲文艺史。我们很快学会了他和吕骥合作的鲁艺校歌。

我到鲁艺不久，就认识了冼星海。冼星海是广东人，那时，在延安能听懂广东话的人很少，我对他说广东话，冼星海一听，就说：“噢，你是广东人，咱们是老乡。”以后他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家，那个小窑洞里去，教我拉手风琴，吹口琴等等。我学什么，他就给我个别指导。指挥和作曲我就是跟冼星海学的，他是个好老师。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知识和文艺理论之外，还经常参加演出。我们排练演出过《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还演出了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首次公演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乐器只有3把小提琴算是西洋乐器，其余的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那个时候，延安能有的乐器就是这些，真的是很简陋。现在一些影视剧里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乐队里圆号、单簧管都出现了，延安那时哪里有那些西洋乐器？太不真实。冼星海是到法国留学，学习的作曲与指挥，他能从当时的这点乐器出发，为大合唱编配出那么有气势的乐曲，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参加了这个不规范的小乐队，从排练到演出都经历了。演出时，我吹口琴、打鼓。

《黄河大合唱》有独唱、有合唱、有齐唱。一开始是过黄河，“嗨哟！划呦！划呦！”冼星海把船夫喊号子的声音都写进来了。《保卫黄河》是齐唱：“风在吼、马在叫……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风在吹着，马在叫着，游击队员们在战斗。这就是当时的战斗情景，是作者亲身体验到的。

1939年6月，中央决定由鲁艺、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等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要开赴敌后。所以，我在鲁艺学习了不到一年，就随华北联大、抗大和部队的一些同志离开延安，开往敌后晋察冀根据地。为什么要这么多人离开延安呢？因为那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对延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使延安缺粮。所以我们离开延安，一个是要去敌后发展根据地、办学，一个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1939年夏，我们从延安出发。走到黄河边，当时我印象很深，要下很陡的山，上面是黄土高原，底下是黄河。黄河水流很急，浪很大，从上往下冲，哗哗地响。我们想办法从浪比较小的地方搞船作交通工具渡过黄河。过了黄河，就到了敌人的后方。

我们一路上都是步行，没有车。我们队只有队长有一匹马，可以驮一些东西、办公用品什么的。我们经常在山上睡觉，没有房子，也没有老百姓，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就到处找，能买到什么东西就带过来给大家吃。吃的东西很简单，菜也很少，能够吃点粮食就足了。

到了太行山，抗大的人在那里安家办学校。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和其他一些人继续走，从太原北边，经过五台山向东走，就到了河北省平山，进入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我们正要在陈庄准备开课学习时，日本鬼子开始向陈庄进犯，于是我们在沙院长带领下，进入五台山地区，又开始了敌后的游击生活，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高山上隐蔽了一周。事后知道，鬼子扫荡我们的驻地陈庄，刚好进入了护卫我们通过封锁线的部队120师包围圈，被全部歼灭。“陈庄战役”之后，我们回到陈庄，在开课前，我们投入到庆祝陈庄战役的慰问活动中，沙可夫院长领着编写和赶排了《陈庄战斗》话剧，我们还排练了《黄河大合唱》，赶到120师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约在1939年9月，华北联大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学了，我在音乐系学习。我们把延安的文艺作品带到了晋察冀，《保卫黄河》的歌曲很快在全根据地传唱起来。但没有学习多久，到冬天我就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加了一分区的“战线剧社”。那时哪里需要，调你去，你就要去。

《五壮士之歌》是如何创作的？

一分区司令是杨成武，政委是罗元发。杨成武是福建人，是从福建长汀参加的红军。他在和我说话的时候，知道我是从福建出来的，就用福建话问我：“你什么地方人？”我告诉杨成武、罗元发，我是福建出生，在德化、永春、香港读过书，还到过新加坡，所以我广东话、福建话、新加坡话都会讲。杨成武和我是福建老乡，就比较亲切。他部队里很多干部也是福建人。杨成武把我留下来当了战线剧社的音乐指挥和教员。我除了指挥，还作曲、教唱歌、表演戏剧。

一分区战线剧社大约有50多个人。战线剧社的历任社长有好几个人，当时不叫社长，是叫宣传队长。我在战线剧社的时候，队长是胡旭。杨成武知道我会指挥，他没有让我当队长，让我往音乐方面发展。有一次，杨成武要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人田间为一分区写一首歌，田间就写了《一分区进行曲》，由我作曲。这是个大合唱（唱：）“独立团，一一五师的兵团，独立团，红军的老兵团，过了黄河，就打了腰站战斗，这个是第一次的战斗，这个是胜利的战斗，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华北，英雄们底血肉勇敢冲锋，收复了七个大县城，建立一分区……”这个歌曲当时在一分区传唱。我还和田间合作写了歌曲《你为什么不当兵》。

在战线剧社，我们开始唱的最大的歌就是《黄河大合唱》。我到一分区后不久，杨成武就问我会不会《黄河大合唱》，我说会，他就让我指挥《黄河大合唱》，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我们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除了剧社的人之外，还从部队抽出一些在歌咏比赛中唱得好的战士来参加演出，并叫来了当地小学校的一些学生，让童音充实女声部的演唱。在一分区，我们把《黄河大合唱》传唱了下来。我还指挥过《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还有一些晋察冀边区流传的歌曲和民歌。

一分区就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1941年秋天，日本军队来“扫荡”。杨成武指挥，带着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和独立团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主攻路线转移，有一部分部队留在狼牙山。鬼子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周围的老百姓和部分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游击队也向狼牙山跑。狼牙山里有不少树林，没有路，军民们就从树林里钻过去，转移到山北面的山沟里。一分区一团的一个班，在完成了掩护大家安全转移的任务后，为了不暴露军民隐蔽的地方，吸引日本人往相反方向的山顶上跑，边退边打，打死日军30多人，最后退到山顶。再往前，没路走；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没有了，日本人冲上来了。这个时候，担任掩护的五个战士先把枪扔下去，然后就从山顶悬崖往下跳。三人壮烈牺牲，两个人被树杈挂住，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老百姓发现后，把他们救了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这两个战士活了下来。这就是很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知道了这件事，表扬他们。我们战线剧社由魏巍写了《五壮士之歌》，我谱的曲。《狼牙山谣》和《五勇士故事歌》是我写的词曲。以后我还创作过《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谣》、《抵制仇货》、《骑兵歌》、《军民抗战谣》等歌，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

在晋察冀收编国民党的军乐队

大约在1942年末，上级把我调离一分区，到了阜平，调到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当音乐队队长兼指挥。抗敌剧社是晋察冀第一个集中建设的文工团。我们抗敌剧社经常在军区各部队巡回演出。部队那时都在农村，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房东住那边，我们住这边。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老百姓跟着部队的官兵都来观看。

抗敌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多。我在剧社指挥过的歌曲有《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抗大校歌》、《太行山上》、《毕业歌》。凡是战斗歌曲、救亡歌曲，抗敌剧社没有不会的。有些是从延安鲁艺传来的歌曲，比如《二月里来》（唱：）“二月里来，好风光”。我还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口琴曲。我会吹口琴、拉手风琴、弹风琴。

我们剧社演出了一些话剧、歌剧、活报剧等，如《兄妹开荒》、《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夫妻识字》等等，抗战时流传什么剧我们就演什么。我曾为剧社自己创作的歌剧《千里寻部队》、《团结在晋察冀的旗帜下》、《李长胜抓俘虏》作了曲，我还创作了不少歌曲，但现在记不起来了。

抗敌剧社后来到了冀中。我在这个剧社一直工作到解放战争才离开。1947年清风店战役中，华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活捉了军长罗历戎。罗历戎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聂荣臻是教官。罗历戎见到老师聂荣臻时说：他的这个军里有一支军乐队。聂司令让政治部派人把这个乐队收编过来。不久，我接到上级通知，去收编第三军军乐队。我就带着一个通讯员，骑着缴获的自行车，一处处跑，把分散到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的俘虏营里的乐队队员找来，大约有四十多人。1948年初，我们抗敌剧社乐队的十多个吹奏管乐的人，再加上这些收编来的演奏员，成立了华北军区军乐队，我任队长兼指挥。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奉命组建了联合军乐团。在开国大典上我指挥演奏的歌曲大多都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被定为代国歌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行的歌曲，至今仍然在鼓舞着人们。

（2014年4月13日郭聿林、李丹阳采访,罗浪之女罗新新提供帮助；郭聿林整理出录音稿；罗浪之女罗静根据父亲以前谈的情况，参考有关资料修改补充，做最后整理。原文载于《近代史资料》总13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