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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决战前夕，美国秘密接洽谁来代替蒋介石？

吕迅

2015-07-30 18:00

来源：澎湃新闻

新人选：冯玉祥、李济深

美国从1948年3月开始，积极为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倒台而奔走准备。司徒大使不但预测中国将重新进入地方割据的状态，并提请国务院注意像宋子文这样执掌广东、海南的封疆大吏。到了年中，中情局也表示美国应采取果断措施援助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并开始与内蒙德王建立秘密联系。他们在纽约找到了公开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告知“只要你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不要蒋介石，你回中国去，我们给你军火和钱”。然而，冯的左右全是赖亚力、吴茂荪等一批共产党员。[编者按：吴茂荪不是共产党员，他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第一届中央委员。]（吴茂荪：《冯玉祥先生在美国》，载民革中央宣传部编《鼓浪集：吴茂荪同志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第36页。）

冯玉祥

不仅如此，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也借召开国大的机会秘密接触地方大员。司徒意外地邀请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茶叙，席间询问他对蒋李二人的好恶及反共决心，并表态“你若要什么武器，我们可以直接拨助”。（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4，第200页。）此类援助同样也会向青海马步芳、甘肃马继元、新疆的马呈祥提供。

蒋中正大约在10月下旬知悉美国各派力图绕开自己而以各省为对象径行援助，立即致电顾维钧要求斡旋。11月9日，顾向杜鲁门求援：“请您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以支持我政府为之战斗的事业……以鼓舞军民士气、巩固本政府之地位。”蒋也明确表达了心中的愤恨，指出目前局面之造成，华盛顿难辞其咎：“中国军事局势普遍恶化归因于若干因素。但最根本的就在于苏联政府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之所以签订该约系由于美国政府善意的劝告。”然而五天后由司徒大使转来杜鲁门复电，请求被婉拒了。顾维钧乃绕过白宫，发表公开声明，以呼吁舆论。

此时美东舆论虽于国务院对华政策也颇多指摘，但可想而知，并无任何实质合理的建议。《纽约时报》军事编辑鲍尔德温（Hanson Baldwin）批评美国“没有清晰的中国政策”，只能以支持个别中国将领的方式来孤注一掷。而竞争对手、共和党背景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其专栏作者艾尔索普兄弟（Stewart and Joseph Alsop）则讥讽国务院对华毫无举措，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待在青岛是对中国问题的“直接干涉”。

11月，沈阳失守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请在平救济的天主教神父雷震远（Raymond J.de Jaegher）飞去青岛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Badger）上将紧急援助军火。白吉尔表示可不经过南京，直接给予武器，“保住华北，自成一个局面”。但他并不愿提供美国军舰协助国民党军南撤。傅作义放弃保定之后，防御体系已然瓦解；美国外交官也随之放弃了傅。11月16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und Clubb）警告国务院：傅作义“极可能选择远避西部，以保全其部队；对他而言，留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最终被大卸八块”。傅对美国观感也极差，他后来总结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市，不似美国人每须为军开辟跳舞场”。于是，傅作义于11月17日向毛泽东密电求和，表示愿意弃蒋。

傅作义

李济深之子也回忆：“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支持父亲取代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保住华南。他们派蔡增基对父亲讲述了美国的计划”。（李沛金：《我的父亲李济深》，第161页。）李济深回信告知司徒雷登，表示由于国民党军事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不要仅成立一个西南政府，而要成立一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他自信满满地要充任主席，副主席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让冯玉祥来充当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朱德副之，并要求美国的支持。（Telegram, Stuart to Marshall, 16 October 1948, FRUS, 1948, vol.7, pp.495-496.）

其实李济深与中共早有联系。四年前在云南昆明中共就对李济深的串联活动秘密赞助，现在又指定在香港的发言人乔冠华向美国表示共产党只与李为首（宋庆龄为荣誉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李济深说：“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待新政权？”（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160页。）他适时向傅作义派去说客，要求反蒋独立。

李济深

胡适、宋子文欲“临危受命”？

这时候困守北平的胡适校长甚至都表示愿意在美国支持下，接替因金圆券发行失败而引咎辞职的翁文灏，而出任行政院长。条件是：“（1）美国总统或国务院公开发表声明，给国民政府以道义支持；（2）美国经济军事援助升级；（3）放手让他自己组阁。”（Telegram, Stuart to Marshall, 17 November 1948, FRUS，1948，vol. 7, pp. 583-584.）这当然无法达成。胡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结果蒋中正只好让驯服了的孙科就任行政院长。

而另一位国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则更积极主动向美国外交官表达自己领导东南六省（粤、桂、赣、湘、滇、黔）反共抵抗的意愿，甚至强烈暗示蒋和黄埔系的统治必须终结。（Telegrams, Ludden to Marshall, 8 November 1948, and Stuart to Marshall, 13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vol. 7, pp. 551, 565-566.）

美国对华决策者：为冷战利益需抛弃国民党

就美国外交官方面而言，如今大使馆内的反蒋领袖是曾与史迪威几乎同时代来华的柯慎思（Lewis Clark）。这位离华已13年、原本期待主持美国驻英事务的老牌“中国通”极不情愿地接替了巴特沃斯履新后留下的公使参赞一职。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柯慎思对美国之于中共的分量颇为自负：“共产党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经济稳定，若无外来援助，他们能够长治久安则是难以想见的。以目前情况看，我们才是上述援助的唯一现实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分裂、柏林危机愈演愈烈的1948年，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却无关痛痒地指出：“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我们或许事实上已经输掉了冷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观望，以便等待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主导的全国性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在他眼中，蒋的国民党政府与北伐时被其推翻的“旧军阀政权”并无区别，而且“一旦他［蒋介石］逃离南京就再也不会成为中国的一股真正有效的政治力量”。柯慎思甚至建议就此“立即中止吾人援华案下的物资输出——或其任何剩余部分——并且声明鉴于形势发展，正对该案全盘审视”。

尽管柯慎思这项大胆意见未被国务院采纳，但其观点却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那里颇为受用。深得马歇尔信赖而主持日常事务的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A. Lovett）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外交努力不过是垂死挣扎，“企图在道义上绑架美国来支持中国现政府”。他无所适从，索性对华继续虚与委蛇：“我们自己资源有限，必须考虑我们对世界其他关键区域的义务。在给予援助的任何地区，须谨记是项援助尽管可能对友好政府的经济健全和国内稳定有些微助益，但并无最终担保。”

这位代理国务卿并非战略家，长期是马歇尔既定政策的果断执行者，一旦政策确立，他会以“巡航的速度”贯彻之。日后朝鲜战争爆发，洛维特又继马歇尔而出任国防部长，积极推广战争动员并扩张军费预算。而此时他对中国国民党绝无半点同情，甚至根据大使馆的报告，笃信即便蒋下台，“长江以南并无强大的正规部队，如若首都沦陷，则军事抵抗将可能是零星而大体无效”。换言之，国务院眼下的立场就是美国目前的冷战利益需要在整体上抛弃国民党。

洛维特（Robert A. Lovett）

司徒雷登想见中共地下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蒋中正国民党深刻的不信任竟然使司徒大使本人对祖国的忠诚成为问题而受到国务院的质疑。他的副手柯慎思坦承：“我的工作即是确保司徒雷登为其中国友人带来和平的热情，不致有损我们自己国家利益。”他甚至粗鲁地表示：“我们不得不小心避免告诉大使任何不应被中国政府知道的事情。他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个中国人，全都有些轻率。”他要不断提醒司徒雷登是“美国的大使”。对柯来说，大使渴望援助中国人的“不现实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与此同时，司徒雷登那边也开始寻求与中共联系。他派参加过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拉登向前民盟人士询问“中共不打而提出讲和的条件”，又派上海领事齐艾斯跑到虹桥疗养院直接找身患肺结核的罗隆基，为保密起见，用笔写出他的要求：“同中共上海地下党见一次面”。他们担心中国完全倒向苏联。柯乐博表示“美国主要希望在于培育某种铁托主义”。而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因沈阳华德事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编者注）而坠至冰点。

司徒雷登

国共之间也毫无缓和的可能。早在5月4日，上海学生在游行过程中将蒋中正和杜鲁门的画像当众焚毁，可以说将反蒋反美运动推向了高潮，并且明显带有仇美性质，矛头直指“美国侵略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甚至一度传出周恩来已访美国的风闻。（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62、63页；Despatch, Clubb to Butterworth，16 November 1948，FRUS，1948，vol.7, p.578.）其时真正访美的是蒋夫人宋美龄。她得到了要蒋下台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