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奥匈帝国保守主义者面对新世界时有多纠结

【编者按】今年是顾准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了解顾准的思想，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便是约瑟夫·熊彼特。顾准是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译者（商务印书馆1979年，书封上的译者绛枫即为顾准）。多种证据表明顾准自己对政经问题的思考，受到了熊彼特很深的影响（可参考凤凰文化《顾准百年诞辰》）。本文即为熊彼特的一个简单介绍。

头一次知道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阅读他为马克思写的思想传记之时。这位二十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从不吝啬溢美之辞：马克思是“驱魅”时代的宗教先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是博学多闻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还是天赋异禀的社会学家。

熊彼特于1932年来到哈佛大学任教，培养出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son）在内的一批高足。图1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所留——其貌不扬的他将目光放向他处。

而这个并不和善、甚至有些高傲的表情是否折射出他晚年的心境？他自负要成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理论能力却被评价为弱于凯恩斯；晚年在崇尚民主的新大陆抑郁而孤独，这是否让他怀念自己作为青年教授受到奥匈帝国皇帝接见时的意气风发？迷恋古老而尊贵的欧洲旧秩序，而心爱的欧洲却逐渐在极权阴影下沉沦。也许就是这样一些深层次的情感，主宰了这位奥匈帝国保守主义者的一生。

1.话别“旧世界”

约瑟夫·熊彼特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广大领土上一个叫Triesch的小镇上。熊彼特家族在当地经营纺织生意，是颇有名望的地方绅士。不过也许是由于熊彼特4岁丧父，他的人生道路更多地决定于母亲。而他的母亲一族，出身奥匈帝国行伍，因此将自我认同和王室相连。他们更愿意被当作为欧洲最古老王室之一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h）效劳的帝国官僚阶层。

他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位并不富裕却被获准可“进京面圣”的贵族军官。也许正是在这位军官的帮助下，熊彼特有幸得以进入一所贵族学校学习并掌握了多门欧洲语言。此后，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熊彼特早年人生的一切都和欧洲“旧世界”紧密相关。如果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拉开了“旧制度”（The Old Regime）灭亡的序幕，19世纪革命精神席卷整个欧洲。每一个19世纪的欧洲学者都敏锐地察觉到欧洲的变化：资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崛起并对传统贵族造成近乎致命的打击；无产阶级伴随着工人运动崛起，同时冲击着即将衰朽的传统王朝秩序和还未成形的资本主义秩序；民族独立运动伴随着民族主义崛起，冲击着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秩序。

多数传统史学叙事秉持进步史观，兴高采烈地将19世纪描绘成旧世界灭亡而新世界兴起的世纪。熊彼特也觉察到新世界到来的不可阻挡，可他的观察似乎更加深刻。对他来说，新世界如何到来的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他认为，按照另一种历史叙事，19世纪其实是旧世界精英采用新世界方法继续维持自己统治的世纪。这也和大量的经验现象相符合——奥匈帝国的皇帝为服务王室的资产阶级授予爵位，而资产阶级也更愿意追随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

显然，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也受到了这种熏陶。维也纳大学有两类学生，贵族子弟以及想要模仿贵族子弟的资产阶级子弟。由于奥匈帝国和维也纳大学的特殊关系，这些大学生们将自身和帝国使命以及王室荣耀紧密相连。学校教授也愿意为帝国效劳，比如著名经济学家Eugen von Böhm-Bawerk曾担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顾问。部分教授由于对科学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

如果一战没有发生，也许这种秩序还能够苟延残喘。1914年奥匈帝国在处理塞尔维亚民族问题出现了失误，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分裂为一系列共和国。

熊彼特在战争初期还想踏上战场为自己争取荣誉。在一战中，熊彼特坚定地站在了奥匈帝国王室一边（注意：不是奥匈帝国，也不是奥地利或者匈牙利），他所有的政治思考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如何维护帝国传统的统治秩序。可以想象，奥匈帝国的毁灭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精神打击——这种情绪也许只有眼见韩王身死、复韩无望而被迫转投刘邦的张良才能体会。

2.适应“新世界”

可是如熊彼特预料的那样，传统秩序将无可挽回地崩塌。当然，他也不认为传统秩序尽善尽美。而他想做的是，保留传统秩序中的精华，使其改头换面在现代社会中求得一席之地。这也决定了他绝不会自说自话——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了解。他不像某些肤浅的传统主义者，将过去浪漫化并认为现代的一切问题都是丢弃了传统造成；相反，他也绝对不会拥抱标榜大众德行的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

奥匈帝国灭亡之后，内心极度悲痛的熊彼特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决定，即接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邀请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可是，他和新政府关系并不好。尽管他主张收取资产税以解决战后贫困问题，但却被怀疑抵制政府的国有化计划。更有甚者，他还被怀疑和贵族集团合作，想要推翻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顺理成章，熊彼特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以他在九个月之后被迫辞职告终。

之后的熊彼特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活动。只不过，在去美国前，他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同情纳粹的演讲；而在美国时他又因为同情纳粹言论被FBI调查；而随着他去世之后其秘密日记重见天日，我们知道他对纳粹抱有同情的原因仅仅在于他将纳粹看作反对共产主义主宰欧洲的决定性力量。熊彼特尽管曾帮助犹太人同事逃到美国，但他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对他来说，希特勒和犹太人，二者只能取一。

熊彼特所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思考都有一个中心点，即如何让他心目中的伟大欧洲传统得以在新世界流行的大众政治中得以保存。他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在于，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联合传统贵族势力组成现代政党，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中争取选民支持，从而指引国家的方向。这是他著名的“托利民主”（Tory Democracy）理论的实践部分。

3.讽刺性的疏离（An ironic detachment）：悲剧？

熊彼特的学术成就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学思想史研究。在评论帕累托的政治态度时熊彼特评论到：

“也许称许自由放任政策的人能够从帕累托的著作中找到支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帕累托这样深刻地蔑视自由主义的财阀统治和蛊惑宣传；也许抱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可能对帕累托的政治实践（帕累托曾经反对过非社会主义的政府政策）抱有好感，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帕累托这样厌恶社会主义；法国的教士可能由于帕累托反对对教士的迫害而对其喜爱有加，但帕累托行事的原因仅仅在于他是一个绅士，而不是什么天主教的忠实信徒”。（Schumpeter, 2003, pp.111-112）

我们说，一个超级自恋的人总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熊彼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眼里的帕累托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自己。遵循同样的逻辑，他甚至从马克思这位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身上也看到了对乌合之众的蔑视——原因也许仅仅在于他对工人大众充满蔑视罢了。

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看起来十分矛盾：他蔑视社会主义运动，却又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在未来取代资本主义。他对马克思非常赞赏，同时对哈耶克多有讽刺。这些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都是表象，而只有当我们深入熊彼特的思想内核，才能了解到这些表象背后有同一个熊彼特，一个永远保持“讽刺性的疏离”态度的熊彼特。

熊彼特当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对过去充满了无限的眷恋。可是，他又预测社会主义在未来一定会胜利。不过，他认为他的这个预测完全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这是对现实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观察。相反，他十分厌恶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口号，并对对此热衷的知识分子十分蔑视。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他认为第一重要的是定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面包”（bread for everyone）等等愚蠢的口号——这些是那些只知道放大自己情绪而且极度无知的教授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这被熊彼特认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

而对于马克思，非常有可能，熊彼特认为只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人能够在智力上和马克思匹敌，才能真正读懂《资本论》并给出真正智慧的批评。那些教授们只知道一个“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灾难”这样一个情绪化严重、智力上近乎白痴的结论。

他对哈耶克的不满在于他认为其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理性人”假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幻觉”，熊彼特认为只有自己眼里的资本主义社会精英能够达到那种程度。而这批人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所谓现代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推动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以及向前发展，直到社会主义到来为止。

蔑视社会主义，却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蔑视大众政治，却认为民主社会的到来不可避免。也许这正是熊彼特晚年孤独而抑郁生活的精神根源。不过，尽管绝望，但熊彼特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思考。不管是他的民主理论，或者企业家精神理论都意图在一个必将到来的新世界划出一亩三分地，保存旧世界生活方式的精神和灵魂。

主要参考资料：

Schumpeter, J. A. (2003). Ten great economists. Routledge.

Medearis, J. (2009). Joseph A. Schumpeter (Vol. 4). Bloomsbury Publishing.

（作者系美国圣母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