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论从史出”：纪念周予同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一）

2021年6月26日上午，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1981年7月15日）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

周予同原名毓懋，曾用名周蘧，字豫同、予同，笔名天行，浙江瑞安人，1898年生。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国文部毕业，1921-1932年先后任厦门大学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主编、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并在私立持志大学、上海大学执教。1933-1935年任安徽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36-1941年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暨南大学教授、史地系主任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南洋研究》主编。1943-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6年起兼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其间发起组织大教联。建国后，周予同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教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还先后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等职。1981年7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周予同先生

1962年9月5日，周予同（左三）在李亚农灵前。

纪念会首先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马军研究员发言，他表示，“周予同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不仅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曾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前后达10年之久，他为本所的筹备和早期的发展树立了卓越的功勋。今天，我们在他逝世40周年的前夕，举行这样一个纪念活动，旨在表达我们的追念、缅怀、感恩和歉疚之情”。马军研究员说，“有关周先生‘文革’前在本所的学术业绩和活动情况，在拙编《论从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长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见稿）中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在编纂这份材料的过程中，他深切地感觉到，如果没有周予同先生，没有杨宽先生，没有方诗铭先生，历史所的古代史研究就不会有以往的地位、成绩和影响，这就是大师的底定作用，而长于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周先生是位居首位的。在发言的最后，马军研究员动情地表示，“记得本所同人陈正书老师生前曾告诉过我，在‘文革’之初，他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66届本科生，曾亲见若干师生在某教室‘狠批’周予同先生，当时周先生跪在地上，痛苦不堪。即便是批斗完毕，众人散去，他仍被勒令继续跪地，不得起立。每念至此，我总是想，自己能否穿越时空，来到现场，将年迈的老所长扶起，请他坐下，然后为他倒上一杯水……我想若身处其景，很多同人都会有这样的愿望。在周先生备受折磨的最苦难时期，他曾经倾力工作的历史研究所因大环境使然，无力施以有效的援救，这实在是令人极为遗憾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在历史所工作了近30年的人，一个历史所的‘老人’，我想自己是有资格来表达这种歉意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纪念会，或许能令周先生的在天之灵稍感安慰。”

纪念会议现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傅德华教授发言表示，他是1970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虽然入学后没有亲眼见到过周先生，却从不少老复旦的口中了解到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巨大贡献。傅德华教授表示，2025年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创建100周年，他现在正在负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系史撰写工作。历史系已出版一本介绍十五位本系老先生的纪念文集（包括自传），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周予同先生，复旦历史系对于为本系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些老先生是非常重视的。傅德华教授表示他很想编一本周予同先生的纪念文集，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周先生的图片资料基本毁于“文革”时期，导致图片资料缺损；二是几十年来没有专门召开过周予同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导致有关周先生的文章包括纪念文章，没有办法系统搜集。另外，傅德华还介绍，复旦大学曾在建校110周年的时候推出过一个方案，为各个系的知名教授编写纪念文集，其中就包括周予同先生。他表示，今天大家聚集在此纪念周予同先生有重大意义。周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建国以来的首任系主任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发展历程中和历史研究所有过一段合作、合并、乃至分开，在这过程中，周先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曾有一个学科规划，两家单位一道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发挥作用，尽管这个规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够全部实现，但还是有一部分已经做了，产生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油印本、铅印本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一些老先生的讲义（油印本）我们基本上也都保存了下来。周先生在建国初担任复旦历史系系主任，这样一个摸索时期的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包括1952年的院系调整，周先生也作了很大的贡献。傅德华教授还表示，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建国后，复旦历史系的毕业生不断有到历史所来工作。傅德华教授还建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历史研究所两家单位可以寻找合适的机会，共同发起，合作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纪念探讨周予同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经学史研究。此外，对于周先生的研究，资料性的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譬如，周先生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出席了许多社会活动和会议。这些活动的行迹、会议发言的内容，还没有得到更为系统的整理与挖掘，甚至可以从社会上更广泛地征集有关周先生的档案资料。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有关周先生的资料太过于匮乏，对于周先生学术贡献的评价最终还是要靠史料来说话。其中，尤其是相关的海外史料更是值得去大力搜集。还有周先生供职过哪些单位，譬如商务印书馆等等，这些单位的档案资料可以做进一步整理挖掘。另外，可以找那些曾与他共过事，并仍然健在的老先生们做系统性的口述访谈。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相信可以推动对周先生相关资料的搜集工作。

1958年周予同加入上海历史学会填写的登记表

 历史所汤仁泽副研究员的发言则回忆了童年随父亲汤志钧先生造访周予同先生靖江路（今桃江路）寓所的往事。其父造访周先生的目的，主要是探讨论文写作等学术研究事宜，当年汤先生与周先生合署了若干篇文章，都是关于经学方面的，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周先生对汤志钧先生帮助甚大，当年也是周先生极力推荐介绍汤先生到历史所来工作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的发言提到，他一直从事郑振铎研究，周予同先生是郑振铎的好朋友，两人曾经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周予同先生早年并不只是纯粹的学者，而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包括五四运动、五卅运动。1927年4月14日，周予同曾与郑振铎等7人公开致书抗议，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上海革命群众。

历史所周武研究员多年来专门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研究，他的发言着重强调了周予同先生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渊源。商务印书馆对年轻时代的周先生有造就之功。其间，他集中精力主编《教育杂志》，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十余年间，恰风华正茂，是他学术上大有建树的时期。他也积累了很广泛的人脉和社会联系，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武研究员尤其提到1956至1966年期间，周予同先生长期兼职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而且汤志钧先生正是在周先生的关心、提携下，才能将经学研究的学脉延续传承下来。历史所方面当年为编写所史，还曾专门将上海档案馆所藏有关这一时期历史所的相关档案卷宗全部复制了下来，其中就有关于周予同先生的相关档案典藏可以供研究者利用。

历史所司马朝军研究员的发言提到了周予同先生生前反复强调的三大课题：清经义考、中国经学史、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由于种种原因，这三大课题，周先生生前只是开了头，尚未完成，需要我们现在继续完成周先生未竟的经学研究事业。

纪念会最后，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周予同先生是历史研究所乃至中国史学界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将其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二）

为本次学术纪念会而特别印制的《论从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长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见稿）里收录了周予同先生在历史所工作期间的若干文章和史料。例如《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周予同先生》（马军撰写）一文就对周予同先生在历史所的工作经历做了详细描述。文章概要如下：

众所周知，著名中国经学史大家周予同先生，自1946年8月起便长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但很多人却不知晓，1956至1966年间他曾经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委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对本所的学术建设贡献亦著。

为了因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6年10月间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在沪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由新四军老干部、古史专家李亚农任筹备主任，周予同则被请来兼任副主任。1959年9月筹备期结束，历史研究所归并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李亚农任所长，周予同位列副所长之首，其余副所长还有奚原、徐崙、杨宽、沈以行（1961年起）。

由于李亚农长期患病在家，极少来所办公，故而在历史所成立的早期，周予同实际上承担了许多所长行政之责，甚至“所里买一件小东西都要他批准”。在当时所内的一些文件和报表上，常可见到周予同而非李亚农的印章。1962年9月2日李亚农去世，之后周予同更是长期主持所务会议，1963年间曾主持讨论和修订了历史所的十年规划。这一时期，周先生家住靖江路（今桃江路）21号，离历史研究所所在的漕溪北路要比五角场的复旦大学近得多，所以他的工作重心和办公地点实际上是在历史所。

留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早期文件上的周予同印

历史研究所对“老前辈”周予同先生是十分尊重的，他虽然是党外人士（民盟），一些骨干党员却形成了在过年过节到周先生家拜贺的习惯。从军队转业而来的副所长奚原多次向同人表示，“周先生政治上是进步的，学术上是严肃的，思想上是朴素的”，“经学史专家，中国没几个。周予同的知识应该留下”。奚原提出要给周予同配备学术助手，而这位助手就是已学有所就的汤志钧先生。奚多次叮嘱汤：“要帮助周予同把经学史讲稿写出来……有困难就克服嘛。你要很好帮助他，这是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完成。”

在汤志钧的协助下，这一时期两人合署发表了7篇重要论文，即《“经”、“经学”、经学史——中国经学史论之一》（《文汇报》1961年2月3日）、《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学术月刊》1961年3月号）、《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5月16日）、《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19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新建设》1963年第1期）、《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围绕着“经”、“经学”、“经学史”三个主轴，对中国经学史上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最新整理和阐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

对此，周予同先生后来回忆如下：

我想实现三十多年前的宿愿，写成一部中国经学史，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他方面为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等等学术研究开一条便利的途径。但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关系，加以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的繁忙，我只能先让别人根据我提供的材料和观点进行初步整理，而后由我在初稿上增删改定。这样就形成了我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关于经学史的八、九篇论文。

为了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最终写出一部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的中国经学史著作，这10年间周予同先生在历史研究所还主持过若干课题，如“清代学者对于古代史史料研究（限于经部著作）的贡献”、“清经义考”、“中国经学史专题”等，其主要助手是汤志钧、杜庆民。

周予同先生对历史研究所的其他课题也十分关心，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而在40年后参与了历史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的编纂工作。在讨论会上，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常令课题组获益匪浅。例如：

时间还是相当紧迫，一、二、三、六已无问题，四、五部分有问题，一个是不要，一个是合起来，一个照旧，希望大家补充意见，但不用推翻。刘力行同志也有一个书面意见送来，我们觉得书出来以后还可讨论，我们觉得书在五四以前出总比以后出好，学术问题可以展开讨论。

……

力行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采纳，还以二组为主，大体上没有什么。我总希望在五四以前赶出来，再拖下去时间晚了不太好，还是照筹委会的安排。

（1959年4月17日）

上海、天津都在写五四运动在上海、在天津，北京三所出《五四简史》和再版当时的著名出版物。当时还有武汉，武汉也是个重点；还有杭州，杭州文化方面的资料可能很多；还有长沙。希望这些地方都能把资料集中，以便写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很重要。明确中国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确定了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工人在当时已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过去说工人运动是在五卅开始的，这需要修正。统一战线在当时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力量，是在五四开始的，四十年来行之有效，今后还是有用。回想当年，仅提以上三点。

（1959年5月4日）

一个是这本书是资料书还是一本研究成果的问题；二个是编排的问题，洪廷彦主张把第五部分阶级分析分到别的部分里去；三个是总叙与小序写作与前面要有所不同，仅对资料加以说明。

（1959年9月6日）

该书煌煌51.4万字，1960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1版，影响颇为深远。

1962年前后，为了提高青年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史学素养，周予同还曾在历史所内多次举行专题报告，主讲“文史通义”和“史料目录学”。

……

令人极为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周予同先生在历史研究所的事业。由于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为吴晗教授辩护，以后的10年间，周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历经磨难。以致瘫痪在床，双目失明……

《论从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长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见稿）内页

《论从史出》（征求意见稿）中所收的另一篇文章《周予同、杨宽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点点滴滴》则汇集了周予同先生在历史所工作的不少日常细节和工作记录，例如：

1958年2月22日，召开全所大会。周予同传达向科学院接洽本所编制、资料设置等问题经过，并传达刘导生、潘梓年讲话要点，涉及学术批判、研究方针、北京与上海分工合作、队伍问题，等等。5月，整风检查，周予同在5月21日作检查说，“我是追随思想”“拥护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问题的”。奚原表示，“周先生是倾向革命的，治学态度是认真的，思想上是朴实的”。又说，“经学是有价值的，周先生有基础是可以搞的”。又说，“历史所要成为一界之中心，起火车头作用，周先生要起这样的作用”。

1962年4月21日，周予同在全所大会上正式宣布十年规划，并大加赞扬号召大家切实地按规划执行。12月30日，周予同学先生在工作会议上表示“出书要有勇气”等，“要劳逸结合，保护眼睛、头脑、心脏，注意营养锻炼，控制生活，要长命百岁。”

1963年1月8日，周予同主持召开本年度第一次所务（扩大）会议，讨论十年规划草案修订等问题，会上周盛赞《徐文长》说：“我很喜欢看，两个晚上看了许多。”“开本太小了，很不好、出版社太小气了。”3月6日，在周予同主持下召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修改十年规划。10月—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我所周予同、徐崙、杨宽参加了这次会议。12月6日，开全所会议，在沈以行主持下，杨宽传达周扬的报告，徐崙传达刘少奇、黎澍、邓拓的报告。周予同首先讲话，说：“明确方向，交待任务，训练队伍，参加战斗，是这次会议精神。”又说：“继续贯彻二百方针，它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合适，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思想僵化”，“要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团结，取长补短，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