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归来银幕上，孙悟空原是“进口货”？

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里面那个降妖除魔、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成为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大英雄。而根据《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故事改编，由万籁鸣、唐澄于上世纪60年代执导的《大闹天宫》更是成为中国动画史上难以逾越的巅峰之作。近日，随着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上映，这只“史上最强大”的猴子再次聚焦了公众的目光。

历史上，孙悟空的形象并非横空出世，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经元明之际《西游记》杂剧中的通天大圣“孙行者”、明初《西游记》的平话演变而成如今通行的《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孙悟空的形象也伴随《西游记》的成书过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然而这只集合了人、神、魔性的猴子形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见人爱的孙悟空原型到底是“国产”还是“进口”？

“国货说”：水怪无支祁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原型问题便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最先考辨孙悟空原型形象的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是本土来源说的代表，他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来自唐传奇《古岳渎经》中“状若猿猴”、“神变奋迅”的水怪无支祁。

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再《西游》（指吴昌龄撰的《西游记杂剧》）中两提‘无支祁’（一作‘巫枝祇’），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

稍后，他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详细征引了唐人李公佐小说《古岳渎经》的材料：“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被大禹制服后，“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以此说明“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一看法在民国时期和者甚寡。但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鲁迅由于政治原因获得崇高威望，他的这一观点也随之成为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主流意见。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梵文专家金克木亦坚持“国货说”：“我国有人以为这个神猴（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和《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这只是揣测，并无证据。这两个神猴的形象是不同的，而且汉译佛经中没有提到这个神猴和他的大闹魔宫，加以史诗这一段闹宫又是晚出成份，所以两个神猴故事还不能证明有什么关系。”(《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进口说”：印度神猴哈奴曼

针对鲁迅的孙悟空本土来源说，胡适在1923年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西游记考证》中一方面说“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知一点暗示，也未可知”，一方面又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今译《罗摩衍那》）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齐天大圣的背景了。”

胡适在文中引述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的神通有：“能在空中飞行”；“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能把希玛耶山拔起背着走”，曾被吞入一老母怪肚中，在里面伸缩变化后又从耳朵里钻出，等等。据此胡适认为：“中国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胡适的这一说法提出之后，学术界多有呼应，如郑振铎、陈寅恪等人。

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他虽也如胡适一般试加证明，但仍限于推测。至于什么时候哈奴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奴曼变成为孙悟空？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确知”。

而一向以史学想象力见长的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里则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由佛教经典《贤愚经》中“顶生王升仙因缘”的故事和《罗摩衍那》里神猴哈奴曼的故事拼凑而成的。

陈先生这里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佛经故事与《西游记》之关联。顶生王神通广大，“张弓扣弹”，天宫“千二百门一时皆开”，天帝与他平起平坐。后来，他剿灭了进犯天帝的阿修罗王，遂生夺天帝之位、“独霸为快”的念头。最终因生此恶心，堕地而死。这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极其相似。

而且，“其实印度猿猴之故事虽多，猿猴而闹天宫，则未之闻。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陈先生据此而判：“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原也。”

“混血说”：外国进口，本土融合

“文革”过后，中国学术界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彼时季羡林正在全文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重提胡适的观点：“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里那个神猴孙悟空，据我看，就是哈奴曼在中国的化身。”(《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载《世界文学》1978年2期)由于季先生本人是享誉国际的东方学大师，掌握梵语、巴利语等古印度文字，因此在这个领域的意见尤其具有权威性。

季先生的证据仍是吴承恩本《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哈奴曼在性状本领等方面的相似性以及《西游记》和《罗摩衍那》在一些情节上的相似性。另外，他还在佛经《六度集经》的《国王本生》中找到一个“巨大猕猴”，认为国王本生故事是罗摩故事的最初形态之一部分，而“巨大猕猴”就是哈奴曼的前身，从而得出结论：“他（哈奴曼）那种随意变形的广大神通，汉译佛经里是可以找到的。”

有趣的是，季先生起初是呼应胡适“进口说”的，但后来可能觉得否定“国货说”太过于片面，主张“进口说”又缺少某些方面的有力证明，因而后来又转向了“混血说”，提出：“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与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较早全面论述“混血说”的是学者蔡国梁，他认为孙悟空既继承了无支祁的形象，又接受了哈奴曼的影响，是一个“混血猴”，这“恐怕比说是中国猴或印度猴更接近于事实”。(《孙悟空的血统》，载《学林漫录》2辑，中华书局1981年)

随后，学者萧兵在《文学评论》1982年5期上发表《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继续发展“混血说”。他在论文中详细引述了吴晓铃、赵国华等提供的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说明中国佛典，尤其是《六度集经》和《杂宝藏经》中，有相当完整的罗摩故事的记述，因此“中国人民是熟悉《罗摩衍那》故事的”。

此外，他还指出：“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猿猴传说，它应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猿猴图腾崇拜，这是孙悟空形象‘基础之基础’。”而且可能受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劫女妖猿，华光大帝、二郎神等的影响。总之，“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并不像许多专家说的那样和哈奴曼毫无关系，也不是说这个独特的典型全然是抄袭的、舶来品。一个伟大的文化即令是在尽情吸收移植其他文化的因素之时，也会显示出其强大的鉴别力、消化力和改造作用。……孙悟空身上果然有哈奴曼色彩，但这色彩已被融化、改变、调谐，重新焕发出绚丽和辉煌。”

“地域说”：日本学者的视角

当然，在孙悟空的原型问题上，除了上述中国学者之外，太田辰夫、矶部彰等日本学者还提出过其源于佛教典籍（主要是密宗典籍）中猴形护法神的说法。尤其矶部彰还认为孙悟空形象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福建民间故事中的野猿及古代传说中的雷公形象的影响。

矶部彰的这种思路后来为中野美代子接受，她在福建发现了支持这种说法的新证据，即福建有很多与取经故事相联系的地名，而且在泉州的几处南宋寺院中也发现了猴子浮雕，她据此确定了孙悟空的“根据地”（《西游记的秘密》，中华书局2002年版）。

此外，中野美代子的研究也受到季羡林的重视，季先生曾评论道：“福建泉州发现了孙悟空，这一件事实虽简单，我觉得却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大都认为中印文化交流渠道只有西域一条，时间都比较早，也就是说在唐宋以前，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必须加以纠正：中印文化交流从时间上来说，宋以后仍然有比较重要的交流。从空间上来说，海路宋代才大为畅通。此外，还有一个川滇缅印道，也往往为学者所忽略。”（《<罗摩衍那>在中国》）

由此可见日本学者的福建“地域说”视角不仅为孙悟空的原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探索打开了新的窗口。

然而说到底，《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原型至今都还没有定论，一味纠缠于“国产”还是“进口”的问题更是索然无趣。重要的是，孙悟空这个形象早已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伴随现代影视技术，他更有理由成为全世界的“超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