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德国的骄奢淫逸

“在统治了九年之后，领导层已经极度腐化，甚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也不肯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

施佩尔于1935年购置的位于柏林—施拉赫滕湖的住房仅有125平方米，而帝国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住着“宏伟别墅”和“宫殿”，在那里“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施佩尔本着“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决定放弃自己做建筑设计的报酬，却被戈林认为是不可理喻：“您这想法完全是胡闹。有钱怎么能不挣呢！”

不仅是在回忆录中，早在1945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将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描述为“腐化堕落”。尤其是省部书记们“生活过于奢侈”，“给人民做出了非常恶劣的样板”。

1946年纽伦堡审判上的施佩尔

戈培尔的敛财之道

1932年，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根据他自己的申报，年收入仅有619帝国马克。到1943年，他的总收入就高达424,317帝国马克，其中约30万帝国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仅有3.8万帝国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和宣传部长搞好了关系，阿曼也获益匪浅，到1944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

尽管戈培尔的每周社论并没有给部长大人造成什么成本，但他还是让财政部门把他收入的20%划归免税的经营开支。根据柏林—中央财政局的负责官员的计算，戈培尔这么一来就把大约40万帝国马克的钱划入了免税范围。

戈培尔在1933年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私人财产，但很快就在搜罗豪华地产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帝都柏林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强迫万湖的施瓦嫩维尔德岛上一座别墅的犹太业主，女医生夏洛特·赫兹，将别墅以11.75万帝国马克的低价卖给柏林市政府。1936 年3月，戈培尔从柏林市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座别墅。土地登记册上的户主名字就是宣传部长本人。

1939年，戈培尔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将这座别墅以18万帝国马克的价格转手给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但仍然继续使用别墅，没有向路德维希交纳一分钱的房租。戈培尔以类似的手段将邻近的一座房屋卖给了德国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但仍然免费使用这座房屋。环球公司甚至还承担了房屋的维修保养费用。

宣传部长在朗克/下巴尼姆县的伯根湖还有一座住宅。1936年，柏林市政府将这座房屋交给戈培尔终身免费使用，但当然没有将地产权利转让给他。后来，戈培尔花了220万帝国马克，将这座宅子进行了奢华的扩建。1940年4月1日，柏林市政府又将邻近的210公顷森林的终身使用权交给戈培尔，并允许他在森林土地上修建房屋。根据约定，戈培尔在森林土地上修建的房屋的产权属于柏林市政府；如果宣传部长不再使用森林，将由一个评估委员会对他修建房屋的开支做出评估，由柏林市政府对他进行补偿。

戈培尔与孩子们在伯根湖边的豪宅

尽管戈培尔并不享有房屋的产权，他还是在1940年10月通过“非正式”约定，将房屋卖给了考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国有的电影公司）。考修公司同样也给了他这座房屋的终身居住和使用权。戈培尔这么做真是一石数鸟。他将并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卖给了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他可以一分钱不掏就使用两座豪华宅邸—分别是施瓦嫩维尔德岛上的别墅和朗克的那座，同时还通过出售房产赚了一大笔钱，这些利润其实是投机获利，理应缴纳收入税，但他也没有缴税。另外，按照帝国财政部的指令，戈培尔还享有一项税务特权，即每半年缴税一次，并且可以延期，而不是正常规定的那样，每季度缴税一次且必须提前缴纳。

最后，戈培尔看中了第三座住宅，是维也纳的魏德灵根的一座宫殿，位于维也纳森林风景特别秀丽的区域，周围是广阔的公园。按照屡试不爽的老办法，由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买下这座宫殿，改建完毕，然后交给戈培尔免费使用。按照设想，戈培尔将以德国艺术，尤其是德国电影的恩主的身份，在这里接见艺术家们，也就是电影的创作者。至于在后来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我们就没有相关的资料了。

私人狩猎的热情

很多省部书记和纳粹高级领导人对狩猎的热情，无疑也是因为他们把传统上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狩猎特权与贵族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私人的优秀猎区（可以邀请朋友和恩主们来游乐）是纳粹精英阶层最重要的身份标志之一。除了“帝国狩猎大师”戈林之外，东普鲁士省部书记科赫也是突出的代表，他同时在四个森林管理辖区内拥有独家狩猎权。

1942 年初，纳粹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对很多官员打猎热情的蔓延提出了警告，并引用了某位省部书记的报告：“这位省部书记还告诉我，情况非常可怕，在各省部书记会议结束后，很多书记回到酒店，整个晚上，甚至一直到深夜，除了可恶的打猎之外，居然没有第二个话题！谁要是想插嘴谈点政治话题，根本办不到。这位省部书记强调说，如今很多负责的国社党干部究竟在政治工作上花多少时间，某些党员同志在打猎上又花多少时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934年12月14日，正于绍尔夫海德森林中打猎的赫尔曼·戈林。

省部书记们追求和装配自己的私人猎区的热情和执着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汉堡省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的例子中窥到一斑。这位酷爱打猎的书记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管辖的区域其实只有一座城市，既没有大面积的森林，野生动物数量也不值得一提。

1937年1月，根据《大汉堡法案》，城北的一片较大的森林，即所谓的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被整体划归汉堡州所有，于是考夫曼感到，给自己搞一个私人猎区的机会来了。他先是将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规定为自然保护区，从此以后普通群众不得入内，然后用市财政的钱建造了长十一公里的栅栏，将这个地区围了起来，放养了一批马鹿和黇鹿，最后让汉堡市财政局以优惠价格将整个地区出租——租给了他自己。

艺术品的劫掠与赠送

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如痴似狂的艺术品收藏活动。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的说法，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艺术，而是由于“个人和集体的自恋”，因为陈设在显眼位置的“古代大师”名画能够彰显其所有者的富裕和权势。

这方面就能看出希特勒在纳粹统治集团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纳粹领导人都唯命是从地效仿他那种重古薄今的艺术趣味；在每年“大德意志艺术展”的“采购闲逛”上，元首总是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掠夺来的艺术品的支配也明确地属于元首的专有特权。希特勒光是“古代大师”名画就拥有五千多幅。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一旦落成，能够展出的艺术品数量将是巴黎卢浮宫的四倍。

战后发现的纳粹宝藏

希特勒自视为命运不济的艺术家。他的收藏热情也是上行下效。很多纳粹党人大量收购画作、壁毯和雕塑，以便对自己的官邸和私宅进行豪华的装点。不少艺术品是没收来的犹太人或者“敌人”财产。在占领区活跃着“全国领袖罗森堡行动参谋部”、“君斯贝格特别指挥部”这样专业的艺术品掠夺组织，它们的战利品通过复杂的途径进入纳粹党人的收藏。仅戈林一个人就通过这种手段侵吞了数百幅画作。到1949年3月，盟军的被掠夺艺术品收集中央办公室就记录了249,683件艺术品。

希特勒与戈林在观看名画

一方面是腐败的侵吞手段，一方面是大多数艺术藏品暧昧不清的地位。它们既装点着纳粹领导人的官邸，也装饰着他们的私宅。用来购买艺术品的资金往往既有国家财政，也有私人资金，或捐款，以及可疑的私人特别基金。用国家财政的钱买来的画作常常被轻易送人，于是就变成了私人所有。这种礼物要显示出主人的权势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强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因此，希特勒不仅从下属那里收受艺术品礼物，也向他人赠送艺术品，以收买人心。

这种附庸风雅行为的一个奇怪方面是，甚至连马丁·鲍曼和罗伯特·莱伊这样的雇用兵一般的大老粗也购买了大量艺术品，因为他们要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上行下效，而且深知艺术品收藏在纳粹权力体制中作为身份象征的重要意义。希特勒似乎想要讽刺下属附庸风雅的行为，于是在罗伯特·莱伊生日时赠送给他一幅汉斯·格吕茨纳的画作，这幅画与德意志劳工阵线全国领袖的本性及其公众形象倒是颇为相符。这幅画的标题是《狂饮的僧侣》。

（本文摘自[德国]弗兰克·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陆大鹏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