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虎虎有生气，有点霸道，敢和学生对阵的校长蒋梦麟

本文发表于2015年7月号《书城》，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去年秋冬，很想为北大老校长蒋梦麟（1886-1964）写篇短文，纪念其逝世五十周年；后因杂事繁多，忙别的去了。这学期在北大讲选修课，专设一章“何为大学——蔡元培与蒋梦麟”，略表心意。课讲完了，意犹未尽，干脆引申开去，撰成此文。

十八年前，我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利用该校东亚图书馆资料，撰成一组总题为“哥大与北大”的短文，先后在纽约的《明报》以及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上连载，后收入《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其中谈论蒋梦麟的“教育名家”一则，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以教育为切入口，谈论哥大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本不该有太大争议。因为，从事乡村教育的陶行知、陈鹤琴、赵叔愚都是哥大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更值得关注的是哥大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关系，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北京高师校长邓萃英、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等，都曾就读哥大。至于历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更是堂堂正正的哥大博士。至于张伯苓一九一七年筹办高等教育失败，随即赴美，入哥大师范学院研究一年，更凸显了当年哥大在中国教育家心目中的地位。

谈论蒋梦麟的这篇短文，因批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版（萧超然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断言蒋梦麟乃“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不同意将整顿教学秩序说成是压制学生运动而招来了严厉的斥责。当初愤愤不平，日后想来，是我年轻气盛，主动挑战造成的。若换一种方式，仅限于正面立论，当不至如此剑拔弩张。可见，“真话”说早了、说急了、说狠了，效果并不好。可是，都想等“水到渠成”，真的是“人寿几何”呀！十八年后的今天，表扬长期辅助蔡元培（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主政北大（抗战期间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蒋校长是平反了，可当初争论的症结仍在——这就是如何界定大学的功能。作为职业教育家，蒋梦麟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蒋发表演讲，算是送给北大人的见面礼——先表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说青年应“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接下来就是：“现在青年做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可怜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初到北京大学时在学生欢迎会中之演说》，见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394页、395页，商务印书馆1933）如此“逆耳”的“忠言”，居然没被学生轰下台，也真是奇迹。

一九二〇年五月，蒋梦麟和胡适联名在《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此文由胡适执笔），表扬这一年的学生运动，“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再就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可话锋一转，又是唱反调：“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157页、159-160页）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与蒋梦麟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说法委婉多了：“‘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2页，中华书局1984）蒋梦麟日后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中，谈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否认蔡校长“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的流言（《西潮•新潮》第126页，岳麓书社2000），我以为是可信的。

又过了两年，蒋梦麟发表《北京大学第二十五年成立纪念日的感言》，称：“近几年来，学生运动，是新动机。现在又遇一反动；这反动就是教育破产。”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418页）如此立说，比较隐晦；而约略与此同时撰写的《学风与提高学术》，则打开天窗说亮话：“教育界这三年来，所用于自卫或攻击的武器，只有一件，就是罢课。但这件武器，一用再用，再而三，三而四，已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了。杀人不下，近来竟用以自戕了。武器破烂，教育自卫之道，从此穷矣。”（《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185页，此文原题“晨报四周年纪念日之感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呢？蒋梦麟提出来的方案，也不过是十分空洞的“提高学术”。

再过一年，时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特为校庆撰写《北大之精神》，称北大特点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两个明显的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有鉴于此，必须在“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473页）。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整饬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学生们所不爱听的。可如果没有蒋梦麟的“黑脸”，单靠蔡元培校长的“红脸”，这大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家蒋梦麟的“务实”，是蔡校长得以“高蹈”的前提。

蒋梦麟这一“整饬纪律”的立场，在其担任校长的一九三〇年代，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上任伊始，叮嘱文、理、法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如此勇于担当，体现了大教育家的肩膀。至于确立“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宗旨，利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设立研究讲座、专任教授及学生奖学金，建设研究院，规定大学生做毕业论文，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考试，留级两次或留级一次加上两门必修课不及格者退学等，甚至因学费问题与学生直接冲突，毫不退让（参见马勇《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183-19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所有这些举措，可说是“一意孤行”。正因校长强势，且颇具胆识，在时局极为动荡的一九三〇年代，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才能稳步上升。站在教育史角度，对于蒋校长之苦心孤诣，应该点赞，而不是冷嘲热讽。

前排左三为蒋梦麟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学潮的评价天差地别，但着眼点都是政局稳定与否。教育家则不然，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立论，对学生之“荒废学业”不能不深表遗憾。历史学家对校长们左支右绌的困境，须具“同情之理解”。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大学校长才会与学生站在一起，用罢课、罢教、游行示威等手段对抗政府。某种意义上，这是校长的职责决定的——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努力“提高学术”，而不是介入现实政治。

我并不完全认同蒋梦麟的做法，但作为北大校长，他坚决要求学生以求学为第一要务，走的是正道。相反，若校长鼓动学潮，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至于教授与学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大学最终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并不完全体现校长的意志。基于此判断，我认可蒋梦麟的工作，当初的断言，今天看来依旧有效：“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段话，被日后很多谈论蒋梦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阅读这段话，最好与我对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对照，方不致出现大的误差。我曾经说过：“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的挥洒自如。”（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蒋梦麟并不具备蔡先生那样的崇高威望，也没有“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样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

这就到了“功狗”的自嘲。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五十五岁。老朋友蒋梦麟当即撰写《忆孟真》，初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日报》，后收入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新潮》。文中有一段话，颇具深意，值得引录：

十二月十七日为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他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蒋梦麟《西潮•新潮》第332页）

这故事很精彩，常被论者转述，可惜不见出处。两个大学校长惺惺相惜，且都很风趣，自嘲中不无自得——毕竟自己办事能力远比师长强。

既然那么能干，为何世人普遍认定，兢兢业业的蒋梦麟，其历史地位不及蔡元培？关键是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阐扬与坚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乃大政方针，影响极为深远。至于蒋梦麟，办事能力极强，人格操守也没有问题，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点，则会发现他太守规矩，缺乏那种开天辟地的气魄——当然，也没有那种机遇。傅斯年比他幸运多了，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1949年1月至1950年12月），因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凸显某种精神取向，而被台大人永远铭记——其历史地位类似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我表彰蒋梦麟在教育史上的贡献，也理解他在实际操作层面某些不得已的举措；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抗战期间，蒋校长似乎对北大的兴趣明显下降。作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蒋梦麟没能为北大在联大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北大老人颇多怨言。也有对此持理解乃至赞赏态度的，如钱穆在《师友杂忆》第十一章“西南联大”中，自述当年如何为蒋校长解围（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7页，岳麓书社1986）。还有汤用彤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致信胡适，引自己此前给蒋梦麟的信：“在抗战八年中，三校合作，使联大进展无碍，保持国家高等教育之命脉。此中具见先生处事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3页，中华书局1980）三校合作，特别忌讳领导打架、政出多门，那样的话，下面的人便无所适从。张伯苓年高不管事，蒋梦麟则常住重庆，目的都是为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腾出更大空间。

我的判断是，常住战时首都重庆的蒋梦麟，在与达官要人的周旋中，逐渐失去了对于北大事务的兴趣。看他抗战胜利后，因“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之条规，不顾胡适等老友的极力劝阻，舍北大校长而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就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此外，这段时间蒋梦麟对学问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九四三年一月和十二月，蒋梦麟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两封信。前一封辩解自己对西南联大事“不管者所以管也”，同时称“两年中著一本《书法之原理与技艺》，近月来著成第二册”，且“夙兴夜寐，从事学习英文，亦稍觉进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550页，中华书局1979）；后一封则交代托人将《西潮》（原题《东土西潮》）英文书稿带到美国，转交给胡适，以谋求出版，而后就是：

你知道这廿余年来，我的学问荒疏极了。到了五十五岁，才知发愤求学。你看可笑不可笑呢？……在这二十多年之将来，我想做点学问，补我往者之失。但亦不过想不苟活一世罢了，并没有学问上的大野心，以心之所好，玩玩罢了。我这本书也不过是玩意儿，觉得有趣得很。（《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564页）

这本抗战时写于重庆防空洞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就像第一章所说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5页）。此书英文版为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刊行，中文版则一九五九年由中华日报社首印。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好书。我谈大学教育，不管是描述蔡元培的性格及贡献，还是铺排五四前后思想潮流的演进，抑或阐发抗战中大学西迁的意义等，都曾引述此书。

但另一方面，我又对蒋梦麟在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竟然有心思、有时间坐下来著书立说，深感惊讶。花那么多时间撰写《西潮》以及《书法之原理与技艺》，某种意义上表明作者对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务已经意兴阑珊——这也是北大教授对他不满的缘故。校长当然可以有业余爱好，可我却由此“雅趣”窥测蒋梦麟的心境——日后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农复会主委，不是偶然的。

这倒让我想起《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的《引言》：“著者于民国八年，投入了北京大学里的学校行政的旋涡，起初尚兼教学而略从事作文。其后因受政治不良的影响，革命心理的冲动，频年学潮汹涌，又因学款积欠过钜，迭起教潮；行政事务逐渐加多，学问功夫逐渐减少，至民十一以后，简直成了单纯的学校行政者。积重难返，索性把笔搁起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2页）作为北大总务长或代理校长，蒋梦麟全力以赴处理校务，以至没有时间读书写作，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其实，大学管理是一件大事，需要高瞻远瞩，更需要知行合一，是值得校长们全力以赴的。十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为大学校长“正名”》（初刊《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12月1日，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学何为》），其中有这么一段：“其实，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既当校长，又抢课题，还带了不少研究生，这种‘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做法，我颇为怀疑。不是你当校长不够尽心，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挂名——谁都明白，做好这两件事，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你一天又不可能变出四十八小时。与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我以为，国家根本就不该给大学校长重大科研项目。”好在最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呼吁校长们暂时搁置自己的学术研究，专职从事行政管理，已经成为主流的声音。

也正因此，我虽然欣赏蒋梦麟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西潮》、《新潮》等著述，但我更怀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虎虎有生气、有点霸道、以“提高学术”为第一要务，甚至不惜与学生直接对阵的大学校长。

附记：一九九一年初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经常逛旧书店，先后购得香港磨剑堂版《西潮》和《新潮》。那明显是盗印台湾的本子，有发行地址，但没出版时间。这两本书当时认真读过，感触很深，且作了标记，实在舍不得丢。到了需要引用时，只好随手找一种近年刊行的本子。因此，我的论著中，引《西潮》或《新潮》时，用的本子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