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女子监狱其实比美剧里的可怕多了

1994年，来自于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县，身为见习护士和家庭教师联谊会成员的多茜·贾妮思（Dorothy Gaines），独自一人抚养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及自己的三个孩子。当地的贩毒团伙为了减刑绞尽脑汁，指控她为该团伙贩卖可卡因。

虽然贩毒团伙间自相矛盾的证词是唯一对她不利的指控，但法庭为她指派的律师在当时并未交叉比对这些证词，最终导致败诉。多茜被控贩卖可卡因罪名成立，她9岁大的儿子菲利普（Phillip）在庭上扑倒在法官膝下并哀求法官不要带走他的母亲。多茜被判处19年联邦监狱监禁。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目的地却是1200英里外的康乃狄克州监狱。

该监狱后来也收押了美剧《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的原著作者既真实主人公帕波·珂曼（Piper Kerman）。

剧中饰演主人公帕波的演员泰勒·席林（左）和帕波本人

Netflix编剧杰姬·科恩（Jenji Kohan）塑造的帕波、红妈、疯眼以及若干《女子监狱》中的形形色色的角色，俨然已成为了数百万美国人眼中的女子监狱真实写照。如今《女子监狱》第三季已经完结，如果你对女子联邦监狱的最直观认识主要来自于该剧，那么你至少应该了解以下四点：

绝大多数在联邦女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因轻型非暴力的毒品犯罪入狱

人们通常认为联邦监狱中关押的都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恶徒。《女子监狱》编剧对角色的塑造也迎合了这种臆想：塔琪枪杀了她第七次堕胎手术的护士，只因为护士对她的堕胎次数多了一句嘴；克劳黛小姐非法贩卖童工到她的洗衣房工作。

然而现实远非剧中所描述的那般“穷凶极恶”，在联邦监狱的罪犯中，百分之六十是非暴力毒品罪犯，而谋杀犯的比例是千分之六左右。毒品罪犯中，几乎没有一人是像剧中的艾利克斯·沃兹那样为跨国毒品走私犯。

大部分女子因不足100克，等同于一块小香皂重量的可卡因或者冰毒而锒铛入狱。如同“美味姐”和达娅一样， 她们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而为贩毒团伙工作的小角色。

尽管是些低微的小角色，女性贩毒罪犯的平均刑期超过7年，远长于海洛因跨国走私贩克莱瑞·沃特，这个现实版的艾利克斯·沃兹刑期仅仅为五年十个月。

通常，小角色总是会获得比他们老板更长的刑期，原因何在？和多茜·贾妮思一样，大部分被告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而法庭指派的律师通常在开庭前都无暇审阅被告的卷宗从而进行有力的申辩。不仅如此，检察官对供称“重要”线索的案犯有减刑考量，正如指证多茜有罪的那些案犯。那些小卒则没有掌握任何有立功可能的线索。

《女子监狱》剧照

如果剧中每一个塔琪对应九十九个“美味姐”，囚犯间拔刀相向的暴力场景就相应减少，然而这更准确地反映了收押轻型女毒犯而造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浪费的现实。联邦监狱在数以万计的轻型犯人身上的开支是每人每年3万美元。鉴于海洛因及可卡因一类的毒品的价值是其同重量黄金的数倍，逮捕一个毒贩无异于新增了一个可以赚得钵盆飘满的职位空缺。

当毒贩出狱以后，就算怀着回馈社会的心愿，也会因犯罪前科导致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其中68%的人在3年内又重返入狱。在剧中“美味姐”出狱后短暂寄宿在远方表亲家，因无钱购买食物，无法找到新居所，也没有能力开始新的生活而再次入狱。在现实当中，她的表亲甚至不会容许她睡地板，因为在公共租屋内收留犯人的代价是被驱逐出户。

绝大多数女性犯人都育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

在坚持六年如一日每天写一封信之后，多茜·贾妮思终于引起了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甚至是克林顿总统的注意。在2000年，克林顿总统缩减了她的刑期，允许她回家与亲人团聚。然而她的一家还笼罩在她铁窗生涯的阴影中。

在她服刑的第一年，她的儿子菲利普曾三次自杀未遂，她最大的女儿娜塔莎不得不从护理学校退学来照看他。菲利普先是在学校惹了麻烦后来又连连犯法。多茜艰难地尝试修复她和儿子之间这六年来的感情裂痕。当时，菲利普已经被控携带可卡因以及在加油站抢劫两人两项罪名。精神科医生告诉多茜，菲利普很早以前就应该为他的精神分裂症状以及抑郁症就医。去年菲利普被判二级抢劫罪成立并获刑二十年。和1994年的多茜一样，他也留下了一个9岁大的孩子。

多茜（戴帽）跟他的儿子菲利普，娜塔莎（左二），和姹拉（Chara）在娜塔莎2012年的婚礼。

在剧中我们只见到了几个身为人母的犯人，然而现实中联邦监狱五分之四的女犯均育有子女。和菲利普一样，这些孩子同他们的母亲一样被监狱剥夺了大好光阴。在美国境内一共只有七所联邦女子监狱，所以像剧中拉瑞那样开车去探视帕波的情况非常罕见。像多茜一样，很多母亲被迫离开他们的孩子到几百几千英里外服刑，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半数的孩子都无法去探视他们狱中的母亲。

父母入狱给子女带来创伤症的数字惊人，大约1000万美国儿童遭受过父母入狱的创伤，有270万儿童的父母至今还在狱中。有的儿童永远失去了他们的母亲。因母亲入狱，孩子被送给寄养家庭的机率增大了五倍。

当然，很多孩子并不像菲利普一样步着父母的后尘锒铛入狱，但研究证明父母入狱同孩子的愤怒倾向、学习障碍和无家可归有明显联系。难道从孩子手中夺去他们的母亲会让一个国家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吗？

《女子监狱》剧照

麻烦缠身的女性需要的是教导和医疗帮助，而不是铁窗生涯

疯眼、吉米和罗娜是剧中寥寥几个存在精神问题的角色，然而现实中62%的女犯人深受心理疾病的折磨。目前监狱是美国最大的精神病患者输出地。如果你想寻找犯罪受害人，看监狱里就行。

绝大部分的联邦监狱女囚曾遭受过身体虐待和性侵。在这些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而贩毒的女囚中，三分之二在儿童时期受过虐待。90%谋杀了男性伴侣的女囚曾遭受过他们的虐待，几乎所有的谋杀罪都是出于自卫。

我们不应该因为她们的受虐经历为她们的罪过开脱，但像帕波·珂曼的疑问一样，“监狱是美国政府关押凶犯和麻烦的地方”，将这些女子置于铁窗之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还是为了隐藏社会问题？

这一切都是新的

要说《女子监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因为其精良的商业制作、市井粗鄙的语言以及不切实际的女同性爱场面，而是因为三十年前几乎不存在女子监狱。

和1980年相比，如今美国有相较当时近十倍的女囚在监狱中服刑，增量是男囚在押人数的两倍。美国占世界上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关押的男囚占全世界男囚总数的四分之一，女囚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女囚在押人数几乎是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女囚人数总和的九至十倍。

向毒品宣战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在押女囚数量创纪录新高。这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媒体向公众大肆宣传吸毒的危害，国会亦制定了对被控持有少量毒品的疑犯的“最短强制”刑期 。法官对持有5克可卡因（相当于五小袋Splenda糖包重量）的疑犯，强制处以五年徒刑。2010年持有可卡因的重量上限调到了28克。“二进宫”的毒犯的最短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即便宪法第二修正案允许公民持枪，如果毒犯在宅内持有武器，就算与毒品案件毫无关联，控方可以对搜剿的第一支枪加刑五年，另外每多出一只枪再加二十五年刑期。

法官对“美味姐”、达雅和妮基·尼古拉斯这样的小卒或瘾君子的能耐心知肚明，然而他们不得不根据警方和控方查货的毒品重量以及枪支数来对她们施予重刑。联邦法官通常不得插手立法，但他们对国会灾难性的强制法案大声疾呼，称之“疯狂”“心如刀绞”“惨痛”。其中呼吁仁慈的先行者正是将多茜·贾妮思送进监狱的法官阿莱克斯·T·霍华德。

三十年过后，美国人民逐渐发现“向犯罪施以重拳”并不是个利好。不管贩毒的小兵小卒应得怎样的惩罚，将她们扔进大牢的结果对她们的儿子、纳税人以及美国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利的。

《女子监狱》虽精彩，但不可以一管窥全豹。此剧没有真实反映监狱中绝大部分涉毒女犯身为棋子、母亲和受害者的事实。尽管曝光了监狱管理不善的漏洞以及女囚们的铁窗人生，但更实质的问题是：将这些女性关进大牢的代价真的值3万美元吗？那对她们自己、她们的孩子以及国家的创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