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何应对战时疫情

1843“香港热病”：当人们以为“瘴气”是病因时，他们开发房地产

1843年5月，占领香港岛没多久的英国人遭遇了登陆以来最大的危机：疟疾。

发热的症状在英国军队中蔓延，成群的士兵接连生病。据英方资料记载，5月20日—7月15日间有408人生病，294人发烧，当时平均每支军队只有250人，全岛英军人数约1750人。到11月疾病消退时，已经有24%的军人和10%的岛上欧洲居民死于这场传染病。

由于医疗水平的局限，除“瘴气”（miasma）以外，当时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都没能对这种传染性很强的新疾病做出有效解释，这场灾难被称为“香港热病”（Hong Kong Fever）。香港第一任总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认为，导致病情扩散的原因是士兵的住宿条件不好，并致力于改善整体卫生条件。而疫情的关键——蚊子作为疾病传播的媒介——则在54年后才被发现。

彼时的香港岛只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图上的一个边缘城市，无论在经济地位还地理位置上都是如此。但这一场前所未见的“热病”来势凶猛，最终改变了殖民者在这座贫瘠小岛上的规划和建设进度，导致了香港城市空间的重组——这是Christopher Cowell在论文《1843年香港热病：集体创伤及殖民地空间的重置》（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中试图说明的问题。

热病暴发以前，香港这个贫瘠多山的小岛就已因其卫生环境的恶劣而在英国统治者内部闻名。岛上盛行的腹泻和痢疾也会致人死亡，有人认为它永远无法成为适合居住的地方。璞鼎查则极力为香港辩护，他认为这里的居住条件不比任何热带地方差。所以，与其说这是关于疾病防控的讨论，不如说是殖民统治者内部关于是否应该继续占领香港的政治争论。

7月5日，香港一家英文报纸大幅报道了热病暴发的新闻。分析将病情归咎于香港地区的“瘴气”，并表示“我们相信政府会看到放弃香港地区的必要性——这才是拯救这些不幸士兵的方式”。

舆论压力和人力损失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马上召集医疗委员会调查病源。其中委员会主席、外科医生汤姆森（Thomson）的个人意见后来被引用在殖民地财长写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他认为香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然而医疗委员会的调查没有明确的结果。他们认为疾病的诱因可能是军营边上茂盛的杂草，或者潮湿闷热的天气，以及夜间的执勤和酷暑下的行军。然而这些解释统统不能令人信服，最后他们只好推测，“应该是某种未知的原因导致疾病的流行”。

面对这样模棱两可的结论，陆军少将萨尔顿（Major-General Lord Saltoun）的指令是将尸体就近掩埋，把活着的患者安置在两艘船上。一艘由皇家舰艇改装而成的“海上医院”不久后抵达支援，但很快就人满为患。再后来，人们发现把尸体直接扔进海里比送到岸上掩埋省力多了。

8月初，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感染最严重的一支军队的家属竟不知如何得到消息从加尔各答赶来，他们听到了丈夫、父亲生病或去世的消息，哀恸万分且无家可归。为了安置突如其来的人群，璞鼎查不得不允许士兵向居民租界房屋，并开始建造临时住所。这个先例一开，在此后的很多年中，香港城里随处可见安置在私宅中的士兵和进行中的营房建造工程。而新的军队也很快要从英国来了，璞鼎查更意识到在岛上建造军事营地的紧迫性。

璞鼎查认为，建筑、建材和“瘴气”有关，选用有效通风、保持阴凉的材质能够预防“瘴气”。这种把疾病和建筑联系起来的想法，不仅影响了当时在建的军事基地，还催生了岛上新区的开发。

在璞鼎查的许可下，亚历山大洋行在黄泥涌（现在的香港跑马地）（Wong Nai Chung Valley）峡谷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建设，试图建设一个集行政管理机构、居民区、商业区于一身的新城。但大约就在此时，疫情席卷了香港岛东岸——很不幸地，正是新城所在之处。事实上，一些较早迁入的居民已经决定将主要生活区确定在新城，然而他们很快在热病中死去了。亚历山大洋行代理人Mercer在新城的住所对面不久后就是香港著名的坟场。这是英国人在香港最早开发的坟场，后来有人认为该谷地适合赛马，便设立了跑马地马场。至今跑马地的英文地名仍是“Happy Valley”（快活谷），含有“极乐世界”的意思。不过，Mercer并没有看到这一天，因为他也染病去世了。

就这样，声势浩大的建筑工程偃旗息鼓，留下空荡荡的房屋、一座座烂尾楼和一个废弃的疗养院。有钱人纷纷逃去澳门，不愿再回来。

疟疾暴发还影响了一场城市中心的争夺战。

殖民早期英军在香港大兴土木、扩张建设，对于一块土地的用途曾有激烈争论。这是一块狭长的区域，现在被叫做“金钟”，位于中环及湾仔之间，其英文名“Admiralty”的原意为“海军部”。璞鼎查认为应将其作为商业用地，建造楼宇和仓库，利用良好的滨水通道打通东西，把城市连为一体。陆军少将萨尔顿则希望将其建成一个军事基地。最终军事战胜了商业，论文作者分析认为，是因为疾病带来了对这片土地的怀疑和恐惧，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当局对于军事需求的考虑便压过了商业利益——尽管英军侵占香港的根本目的就是市场。

士兵与欧洲平民的大量死亡也推动了殖民政府开展医疗服务。1843年璞鼎查任命了殖民地医官（Colonial Surgeon）一职，主要向政府雇员、警察及警属、道路监工和监狱犯人提供医疗服务。在1848年建立国家医院之前，港英政府的医疗服务主要通过殖民地医官出诊来展开。

但总体而言，作者认为殖民地当局对1843年“香港热病”的防治和补救措施牵涉的不只是医疗，而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疾病如何重置殖民空间？在“香港热病”的案例里可以看到，市民对市政管理的需求增加，本土化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化了。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一个原本更加公平的空间分配方案被搁置，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规划远景被牺牲，取而代之的是隔离和分层。军用空间优先于商业空间，欧洲人的空间优先于中国人的空间，居住地点是否在城市中心越发显示出居民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香港热病”引发的复合效应，将香港这个曾经的“边缘城市”嵌入了更宏观的殖民帝国图景。

文章来源： Christopher Cowell,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1843年香港热病：集体创伤及殖民地空间的重置》）, 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 Volume 47 / Issue 02 / March 2013, pp 329-364

1932广州霍乱：洁净的饮用水自此从特权阶层走向民众

1932年，广州地区暴发霍乱。

疫情暴发初期，主要的医疗救治工作都是由具有慈善性质的方便医院（Fangbian Hospital）承担的。但医疗资源的缺乏显然妨碍了疫情控制，因病死亡者迅速达到数百人，广州成为当地媒体笔下的“恐怖世界”。此后公立医院才逐步在这场疫病的防治中发挥作用。

香港岭南大学潘淑华副教授的《广州民国时期的霍乱、公众健康与饮用水源政治》（Cholera,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 ）一文聚焦于1932年的霍乱大暴发对城市公共管理的改变：广州市民在意识到致命的霍乱与饮用水之间有密切关系后，采取各种措施来争取干净的饮用水源，在此过程中，干净的饮用水由特权阶层专享的商品变成了一项公民权利。另外，疫情也提升了公众健康议题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

MacPherson在其著作《1820至1930年中国的霍乱》（Cholera in China, 1820–1930）中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医疗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是由那些常态及非常态的传染病推动的。潘淑华认为，1932年暴发的霍乱，严重考验了广州地区的医疗体系及供水系统，同时展示了传染病对公众健康的概念及实践的影响。

1932年，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局没能获得防治霍乱所需的资源，作者认为近代医学专业人士在政府管理机构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1935年，公共卫生局才成功地扩大了当地隔离医院的规模。此外，经过1932年的霍乱，公众对洁净（cleanliness）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普通群众开始接受“饮用水必须洁净”的观念，时人也开始认为政府有责任为公众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所以，1932年的霍乱进一步拓宽了城市管理的范围和视野，以实现公众对政府的新期望。

十九世纪末广州地区暴发的黑死病曾导致约100,000名病患死亡，与此相比，1932年霍乱的死亡率似乎不高，但后者对公共卫生的发展却有更为长远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在两次疫病中，政府的应对机制都不完善。霍乱暴发之时甚至全靠旧式善堂性质的方便医院去抵抗疫情。但是，1921年成立的广州市政府、公共卫生局以及它们后来设计、执行的公共卫生项目，的确促进了“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的概念在广州民众中的推广，民众也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关注保健工作。

另一方面，近代媒体在事件中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对霍乱暴发的大量报道——从指责荔枝是传播霍乱的媒介到关注饮用水源问题——也给公众应对疫情的方式带来影响。

通过提高公众对政府参与城市管理的期望值，1932年的霍乱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上述的公众期望也促使政府投入更多去塑造城市生活。

文章来源：Shuk-wah Poon, Cholera,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广州民国时期的霍乱、公众健康与饮用水源政治》）,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 Volume 47 / Issue 02 / March 2013, pp 436-466

1962-1964浙江副霍乱：中共执政后首次应对的全球性传染病

El Tor霍乱，又称副霍乱。1905年，El Tor霍乱在埃尔托（El-Tor，埃及南西奈省府）检疫营被确认。这种霍乱由El Tor弧菌所引致，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斯岛，是新中国政权首次应对的全球性传染病。

刊载于《现代亚洲研究》2014年第3期的《全球性霍乱侵入中国村庄：1962-1964年传染病防治中的人口流动、政治控制与经济激励因素》（The Global Cholera Pandemic Reaches Chinese Villages: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tical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1962–1964）一文梳理了浙江省防治霍乱疫情的过程，以此探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与医疗系统之间的微妙互动。

浙江省首例El Tor霍乱感染病例于1962年7月5日在瑞安县得到确认，多湖、多捕鱼营地等水文因素使El Tor霍乱一进入浙江省便形成十分猖獗的趋势。

建国后，县人民医院构成农村地区医疗体系的第一层级，农村地区的个体开业医生在镇内成立的联合诊所是第二层级。由于对联合诊所和个体医生的管理松散，这种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医疗危机。在大跃进期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所有的个体开业医生被整合进人民公社卫生所中，公社一级的卫生所由县级财政支持。但后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公社和管理区一级的卫生所重新调整为自负盈亏的联合诊所，国家的资金退出农村保健体系。1961年后，医疗人员的数目逐步下降。

为了强化农村地区医疗体系对疫情的反应能力，1963至1964年，政府要求联合诊所必须划分基本的专业部门，实施行政化运行方式，对医疗人员的日常责任、诊所财务工作、收入分配原则、员工培训及发展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

1963年，联合诊所成立了肠道疾病部门，负责确定El Tor霍乱病患。对于个体开业的医生，其必须持有当地政府派发的行医执照。1962年，政府规定个体开业医生不能跨省行医，1963年进一步禁止跨辖区、跨县行医。除了日常的医疗职责，个体开业医生还负责为村民注射疫苗，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检疫，将疫情上报当地的医疗或防疫机构。无法完成上述任务的个体开业医生会被取消药物供应。由于流动受到限制，农村地区的个体开业医生不得不加入当地的联合诊所。随着制度化程度的上升及规模的扩大，联合诊所成为公社一级抵制1963至1964年El Tor霍乱时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强调国民经济应以农业为基础，1962年2月，中央发布文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上述政治形势下，生产大队取消了医疗保健工作。官方和普通群众对卫生医疗工作的消极态度，保健工作并没有合适的薪酬和精神奖励，再次使保健工作人员数目急剧下降，并导致疫苗注射工作进展缓慢。但在1963至1964年，在国家、省、城市一级的财政中，疫病防治预算被列为特别预算。1963年，疫苗接种运动开始为保健人员提供较为优厚的物质报酬。由于大规模动员保健人员和实施报酬激励，1963-1964年疫苗接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随着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农民被迅速纳入初级、高级农业合作社及人民公社。1955年户口制度的实施，形成了“社会分层的类等级制度”，1959年底开始，村民的向外流动越来越少。1960年，国家开始全面实行户口制度，同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也开始缩小。这些变化使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进一步程度下降。1962年，生产队成为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也使疫苗接种能够更顺利地开展。接受疫苗注射后，每人会获得标注个人信息的接种证明，此份证明不允许转借他人。

1962年7月El Tor霍乱暴发后，浙江省委及人民委员会着手在各县实行交通工具检疫。每个人、每辆车、每艘船都必须接受检疫。临时检疫站也会通知当地交通部门遣返没有接种证明的检疫对象，或将不愿意被遣返的人送往监控室，直至监控期过后，才能前往其目的地。另一方面，医疗官员会在渔船上驻守，及时向最近的检疫站报告渔民疑似病例。

疫情报告是阻止El Tor霍乱传播的关键步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疫情报告系统只抵达镇一级，由于报告遗失率很高，疫情报告工作并不连贯。这一方面是由于此前提及的联合诊所管理不善，个体开业医生的医疗服务分散，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一级疫情报告的缺失。但随着人民公社的裁撤，下一级生产单位成为主要的报告站点，疫情报告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根据规定，每一个人民公社被划为五到六个报告区域，每一区域建立疫情报告站点，每一个站点须训练一到两个政治可靠的汇报人。汇报人搜集最新疫情，根据县级汇报程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联合诊所作报告。疫情报告系统从公社一级延伸至生产大队。随着人民公社规模缩小，生产大队、生产队数量上升，疫情报告员的人数也有所增加，疫情报告体系进一步细胞化（cellularized），村民健康情况处于更有效的监控之中。

文章来源：Xiaoping Fang: The Global Cholera Pandemic Reaches Chinese Villages: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tical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1962–1964（《全球性霍乱进入中国村庄：1962-1964年传染病防治中的人口流动、政治控制与经济刺激因素》），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Volume 48 / Issue 03 / May 2014, pp 754-790

抗战时期的疫情防治，国民党和共产党怎么做？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医疗部门工作的John R. Watt去年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战时医疗体系的专著——《战时中国的生命救援：医学改革者如何在战争和流行疫病中建立现代保健系统（1928-1946年）》（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 1928–194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书评对其做了详细介绍。

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将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放在中日交战的背景下、国共对比的维度中考察。第三章中，Watt分析了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如何应对恶劣的卫生环境、缺医少药的窘境以及传染性疾病。他认为，红军的人数较少，其领导人也更加重视军队的健康状况，因此建立了流动性的、行之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在第五章中Watt则讨论了国民党方面的状况。他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1897—1969）及其创办的医疗培训学校为例，指出国民党对专业人士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努力没有提供应有的支持。此外，作者还讨论了中国医疗队伍的发展，比如乡村赤脚医生能否被训练成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一股力量？

书评认为，军事医疗视角的考察使得军事史书写更加丰富和有趣。本书的关注重点不仅限于战时军队，而且延伸至一般民众的健康及相应的公共卫生情况。Watt用同样精细的手法描述了同一时期全球范围内公共健康思想的发展，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提供了宏观背景。

书评文章来源：Tina Phillips Johnson, Book Review: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and Epidemics, 1928–1946,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 Volume 218 / June 2014, pp 58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