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救市的四个关键时刻：曾濒临崩溃边缘，但是没有倒下

【编者按】

亨利·保尔森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的总裁。任职高盛期间，保尔森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2006年，保尔森接替约翰·斯诺，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很快，这位前金融高手就迎来了重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救市是个技术活儿，让我们看看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里怎么回忆他的救市经历。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自《峭壁边缘》（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豌豆”保尔森为什么放弃高盛高管位置上布什这条“贼船”

到2006年春季，就在高盛正在享受创纪录的的影响力和收入水平，股价位于历史最高位，我也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改变的时候，外界开始讨论我入主财政部的可能性。有传言说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将要离开，而且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暗示我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文章还配了一幅画，里面是我和美国国旗。

不久之后，乔希•博尔腾给我打了电话，试探我对于财政部长一职的兴趣。他是布什总统的新任幕僚长，高盛以前的一位高管。高盛正蒸蒸日上，我并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告诉乔希我不适合财长这份工作，还用温迪做了挡箭牌：她不希望搬到华盛顿，而且她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我也不知道我在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尾声还能做成些什么事情。

乔希很执著。他知道我已经受邀参加4月20日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而设的午宴，所以他邀请我届时与布什总统会面。“总统通常来讲只会接见那些同意加盟的人，”乔希解释说，“但他愿意在午宴前一天晚上在他的住所与你私下会面。”

“好吧，”我说，“我会去。”

在我前往华盛顿之前的一两天，我在高盛的幕僚长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问我是否打算接受财长一职。

“也许不会。我想象不出他用什么样的话可以说服我。”我说。

“那么你就不该见他，”深谙华盛顿处世之道的约翰说，“你不能就这么跟总统说不。”

我立即给乔希打了电话，解释说我不能与总统会面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不接受财长一职。

温迪和我飞往华盛顿参加了为胡锦涛主席举行的欢迎午宴。午宴之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要求私下与我谈谈，于是我们找到了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屋子。

“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他说。

“我不会这么做，”我简单地说，并没有谈起细节。我对他的消息之灵通甚感惊讶。

“我想你会遗憾的，”周小川回答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白宫的那场午宴堪称一场盛大的集会。但当我见到总统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很冷淡，我的好朋友，副总统迪克•切尼同样如此。迎宾队列中的某位政府要人对我说：“汉克，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财政部长。而且你知道，接下来的很多年可能不会再有共和党人的机会了。你知道你拒绝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吗？”

午宴结束后，温迪和我踏入了白宫的庭院，旁边就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那是美不胜收的一天，木兰绽放，樱花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但我的心情很糟糕。

我并没有很好地掩饰我的情绪，温迪看得出我的沮丧。她对我说：“豌豆（她喜欢这样称呼我），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才拒绝这个机会。你知道，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支持你的。”

那时候，她还以为这话只是随便说说。

“不，”我说，“不是因为你。”

此后不久，我去尤卡坦参加了大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会议，一路上我辗转苦思，不知道我拒绝出任财长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所请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要去华盛顿？这位总统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骨子里面仍有一种情结，觉得我欠我的祖国很多很多，当总统求助于我的时候却对他说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约翰•布赖恩提醒我：“生命中没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岁的时候再去跟别人说：‘我本来可以当财政部长的？’”

于是我给罗杰斯打了个电话对他说：“约翰，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拒绝了。”

他说：“没关系，你可能还有机会。他们也许会回来。”

他们确实回来了。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由于稍后我要前往西海岸参加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我答应在赴会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在威拉德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里，我们讨论了我们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里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谈到了与总统共事的感觉，谈到了社会福利改革之类的一些紧迫的政策事务，也谈到了其他一些乔希认为我可能会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伊朗问题和断绝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问题。

我寻求了很多人的建议。当初把我推荐给总统并力劝我接受任命的前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吉姆•贝克尔（Jim Baker）对我说，我应该要求成为所有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的首席顾问和发言人。用他的话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统揽全局了。”

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我返回了华盛顿，又一次会见了乔希。在一幅亚伯拉罕•林肯肖像画的俯瞰下，我和乔希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旁，谈起了我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经常面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 Hubbard）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

与乔希敲定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起身前往总统的住处拜见他。我发现乔治•布什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他晨练时刚刚骑过自行车，一身轻松，悠然自得地在那里休息。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是多么重要，让财政部长而不是总统来领导这件事又是如何有利于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我们还讨论了经济制裁手段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在这次1小时有余的会谈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准备接受财长一职。

保尔森在北京奥运的惊魂时刻（俄罗斯人的“使坏”与中国人的大度）

为了出席奥运会，我于（2008年）8月7日飞往了中国。形式上来说这只是一次家庭旅行，除了我和温迪，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们也随行前往。尽管这只是一个假期，我还是安排了大量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而且在我待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状况。

温迪已经把我们的闲暇时间作了精确到每一分钟的精心安排。每天早晨我们都很早起床，外出游览北京的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公园和历史遗迹，包括颐和园和紫禁城。（有一天我们还跟着一位大师练习了太极拳。）长城戒备森严，因为在奥运会开幕之前的几天刚刚有一对美国夫妇在北京的一处旅游景点被刺。有一次在游览一处顶部很低的烽火台时，我的脑袋不小心碰了一下。我的“脑袋很硬”原文是Ive got a hard head，是头脑顽固的意思，此处为双关谐语，引申为“脑袋很硬”。——译者注，但我可不想忍着，当场就疼得大叫了起来。看到美国财政部长的脑袋上冒出了血，随行的中国官员们慌了神儿。但在事后，有许多中国领导人半开玩笑地特意向我道歉说，他们应该把烽火台的顶部修得高一点。

我的家人沉浸于观光旅游和奥运盛会中，玩得非常开心。我14个月大的孙女威拉金头发、蓝眼睛，非常可爱，许多中国人都想抱一抱她，给她照张相。在奥运比赛中，中国人总是塞给她一面小小的中国国旗，这令我有点尴尬。我可不想看到美国的报纸上出现我的孙女坐在我的大腿上挥舞着一面中国国旗的画面。所以每一次有人给威拉中国国旗，我都会把她递给家里的另一个人，或者把旗子拿走——当然是小心翼翼地拿走，因为我也不想看到她哇哇大哭。

我很高兴能看到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技压群雄，看到美国体操运动员纳斯蒂亚•柳金夺得个人全能金牌。但了解我的人都能感觉出我的焦虑。NBC播音员汤姆•布罗考就是其中之一。从中美关系到房利美和房地美，他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外面就一系列的问题采访了我。结果，我最后把手机、外套和衬衫都落在了NBC的演播室，不得不再回去取。我的老朋友汤姆事后告诉我，他看得出来我当时完全心不在焉，心事重重，因为我肩负着太重的责任。

有一件事颇为麻烦，那就是我打回家的电话必须保密。我在中国的通讯可能不安全，我不希望有任何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利局势的消息泄露出去。我在私下场合和宴会上都不得不尽力向中国人保证，一切都将好起来。

但是，我在北京听到的消息却令我自己绝难安心：俄罗斯官员已经与中国进行了顶层会晤，提议两个国家共同卖出大量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迫使美国政府动用应急权力而对这两家公司提供支持。中国人已经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计划，但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大肆抛售可能导致人们对两家公司突然丧失信心，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我一直等到回到美国后才将这一消息通知总统。

怎样拯救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个混蛋”

（2008年8月）两家公司都在苦苦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房利美更加用心，也更有收获。它事实上已经融到了74亿美元，而信誓旦旦的房地美却在融资方面一无所获。有一次，房利美的高管们找上门来给我们演示了一个PPT，第一次明确承认他们已经无力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尽管如此，他们所预计的损失依然低于稽查员们的估算。

房利美的脸皮实在厚得可以。他们的陈述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意思：除非你们帮我们一下，否则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但既然我们明显符合法定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你们就不能碰我们，而是只能按照法令的要求去做，那就是按照我们所同意的条件来向我们注资。房利美甚至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它们的麻烦全都是我们造成的，因为正是我们索要的那支火箭筒让每一个人都对他们丧失了信心——正因如此，我们有义务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条件来解决问题。

但问题并不在火箭筒。问题在于，市场先于“两房”而预见到了它们的末日。而且在市场眼中，房利美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灭亡。

在房利美的团队演示他们的PPT的过程中，我很少说话。我只是坐在那里，他们还以为我的态度很积极。通常情况下我是个挑剔的人：我会提出质疑，迫使对方尽可能给出最好的答案。但这一次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不时地点点头。就像财政部的人后来所说，我表现出来的那副样子，就像是一个人听到了他想听到的东西。

从始至终，洛克哈特都在想方设法地敦促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人向他和我们所期望的方向靠拢。我们必须让他们接受他们明知道正确的那个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将被推翻。他们的进展非常缓慢。9月1日，联邦住房金融局致函房利美和房地美，宣布8月22日的那份证明它们资本充足的报告暂时无效，联邦住房金融局正在重新审查它们的资本充足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需要一个周末来将“两房”置于接管程序下，因为市场只有周末是关闭的。但是在雷曼公司灾难性的二季度业绩的预定公布日之前，我们已经没有几个周末可用。

联邦住房金融局到周中的时候已经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半年度评论报告起草完毕，并在9月4日以草案的形式发了出去。这两份配有稽查员宣誓书的报告措辞严厉，详细分析了两家公司的资本和管理缺陷，并指出了它们所有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地方。管理层还必须将报告递交董事会。接下来，吉姆给两家公司的CEO打电话约他们面谈，并通知他们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也将参加会谈。他们一定知道事情不对劲儿了。

9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们前往两家公司会见了它们的管理层；9月6日，星期六，我们会见了它们的董事会，他们都接受了接管方案；星期天，我们宣布已经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亚洲市场闻声反弹。

第二天，两家公司迎来了新的CEO：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前CEO赫伯特•阿利森入主房利美，美国合众银行前首席财务官戴维•莫菲特接管房地美。在财政部行政主管彼得•麦卡锡（Peter McCarthy）的组织下，交接过程波澜不惊。普通股股东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政府保护了债权人，而且向两家公司均提供了1 000亿美元的资本和信贷支持。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削减它们那庞大的投资组合，而且不得再对政府进行游说。

为了将举步维艰的房市和美国经济拯救于危难之中，我们几乎一刻也不曾休息。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便让这两个困扰改革者们多年的麻烦缠身但却强大无比的金融巨头完成了巨大的变革。

我担心如何才能向国会解释清楚我们被迫动用新权力的原因，也担心有人批评我将临时性的权力转化为了永久性的担保。但结果，有一个问题比这两个更大，那就是政府被迫“拯救”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却让纳税人承担了风险。这也预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两房”危机令我精疲力竭。但我的团队比我更为辛苦，在这次超乎寻常的政府援救行动中，所有的细节都出自他们的智慧。我对乔希•博尔滕说，解决“两房”危机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

我说错了。

英国人耍了美国人，以至雷曼倒闭（但他不得不为美国祈祷）

接近（2008年9月14日）下午1点钟的时候，蒂姆、克里斯和我再次向CEO们发表了讲话。我毫无遮掩。巴克莱已经放弃，雷曼没有买家。我们只能接受现实，尽力而为。

“英国人耍了我们。”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不光是愤怒，更多的是沮丧。

我相信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立场是有他们的充分理由的，对我来说，更恰当也更负责任的说法应该是“得知英国监管部门的决策，我们感到吃惊和失望”，但那一刻的我已经有些感情用事。

“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应对这种局面，”我继续说，“我们没有找到买家，这方面已经无能为力。”

由于在早间会议中已经得到了这种可能性的预警，在座的人似乎没有一个对这个坏消息感到震惊。他们甚至可能在那一瞬间感到一丝解脱，因为他们不必再拿出数十亿美元来参与一次前途未卜的拯救行动。但回过神来之后，他们变得焦躁起来。很快，他们就集合在了一起，齐齐指向了那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对星期一开盘后的市场作好准备？

克里斯•考克斯简单介绍了这方面的进展。他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应对雷曼破产的详细方案已经作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当我走出会议室，众多华尔街高管一拥而上，想要知道最新消息。雷曼的一个小组就挤在门口的附近。雷曼的顾问罗德金•科恩在巴特•麦克达德的陪伴下走到了我的面前。

“汉克，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

我把坏消息告诉了他们。“我们找到了愿意做交易的银行，但英国人没有批准。”

罗德金紧紧抓着我说：“汉克，这太可怕了！”

我还记得他和麦克达德是如何恳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但一切已经结束，当他们终于领悟了这个冷酷的现实，我可以看得出他们脸上的绝望。他们整个周末都在拼死抗争，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特别是麦克达德——这个坚强的斗士是在最后一刻被推到那个风口浪尖的。

当我回到13楼的临时办公室时，想了想即将到来的大风大浪，一阵恐惧突然涌上心头。雷曼已经名存实亡，AIG的问题也已失控。随着美国在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将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反应——这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可想而知，信用将会收紧，拮据的企业将大肆裁员，房屋赎回权丧失率将以空前的速度上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失去他们的生活依靠和住宅。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从这样的泥潭中爬出来。

整个周末我都处于一种如临大敌的状态，但现在，我的斗志开始瓦解，心头已被焦虑完全占据。我知道我必须给妻子打一个电话，但我不想用办公室里的线路，因为有其他人在场。于是我转过墙角走到了电梯对面的一个靠窗的地方，拨通了温迪的电话。她刚刚从教堂返回。我把雷曼破产的命运和AIG的危机告诉了她。

“如果系统崩溃了怎么办？”我问她，“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但我却没有答案。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需要害怕，”温迪说，“你的工作就是反映上帝，那个无限心灵（Infinite Mind），你可以信赖他。”

我请她为我祈祷，也为美国祈祷，帮助我克服这股突然来袭的恐惧。她立刻引用了《提摩太书》第2章第1∶7小节的话——“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恐惧的精神，而是力量、爱和健康思想的精神。”

这是我们两人最喜欢的小节之一。我感到舒服了很多，力量也随之恢复。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我打起精神回到了手头的要务中去。我给乔希•博尔滕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打了电话，警示他们说雷曼将在当晚申请破产。

中国放弃追加对摩根士丹利的投资

周末（2008年9月20日）我接到约翰•麦克的几个电话，情况不太好。他的公司濒临崩溃，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可是约翰千方百计想要保住摩根士丹利，不把它卖掉。到这时，我和他都怀疑能否与中国方面达成交易，不过我还是安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直接向中国国务院王岐山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约翰对找到亚洲另一家大型战略投资者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比较乐观。他刚开始跟他们谈。可是我怀疑这家日本银行的动作够不够快，因为摩根士丹利的状况迫在眉睫。

“你要在本周末解决问题。”我提醒他。

“汉克，你觉得我应该把摩根士丹利卖掉吗？”

“摩根士丹利倒闭的后果太严重了，约翰，我相信如果能行的话，你应该把它卖掉。”

下午我给白宫打电话，向总统报告最新进展。他听到周五的市场反弹很高兴，他把周五和周四的好转看做积极信号。我必须重申我对两家投资银行和美联银行的担心。

他问我们觉得摩根士丹利能不能找到买家，我告诉他，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他跟中国国家主席通个电话。这样的联系应该谨慎安排，因为美国总统不能直接要求中国国家主席投资一家美国的机构。如果中国方面愿意作这笔交易，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谈话。届时总统要为中国与美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资本市场的问题而向胡锦涛主席表示感谢。这将足以表明，这个问题对美国很重要。总统当时没有承诺，但他让我与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Steve Hadley）磋商一下这个问题。

凯文•沃什开始努力让美联银行讨论与高盛可能的合并事宜，可是几无进展。这家北卡罗来纳银行似乎毫无紧迫感。周六下午我介入了。

美联的CEO鲍勃•斯蒂尔刚辞去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的职务，可以代表美联与财政部商讨，但我可以跟美联的董事们商议。我给阿马克公司（Aramark）的CEO乔•纽鲍尔（Joe Neubauer）打了电话，他是美联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我跟乔共过事，知道他熟悉金融业务，说话直来直去。

“乔，我希望看到你有紧迫感，”我说，“高盛的人在办公室等着呢，谁也没有露面。”

“怎么这么急？”他问。

“美联可能很快倒闭，”我说，“市场对你们持有抵押贷款投资组合很紧张。最好未雨绸缪。”

乔后来给我回电话，显然，我的话起了作用。我还几次跟劳埃德•布兰克芬通话，督促他开动脑筋，大胆行动。但是我说明道，如果要求美联储太大的帮助，高盛与美联银行的交易可能无法完成。

我在周日晚9点回到家，等着跟地球另一端的老朋友王岐山通话，其间还要抽空给蒙大拿的参议员马克斯•鲍库斯打个电话。他想要跟我谈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管理层薪酬的问题。他提出一个想法，用税法来控制参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超出一定水平，去除企业的减免税额。

这主意不错，不过老实说，我越来越不耐烦了。我正尽力拯救市场，可能还要跟中国方面进行棘手的谈判，可是，却有人在我耳畔喋喋不休地唠叨薪酬、薪酬。“如果人们办事不力，我会解雇他。他们得不到黄金降落伞。我对每个人都很严厉。”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对鲍库斯说。我说，我没有看到改变税法来惩罚这些银行的意义，我们想动员所有银行参加我们的资产收购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发现，这位民主党参议员不会放弃这个主意，它自有其优点。我们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不过当天晚上，我对他很不耐烦，因为我要跟中国方面通话。我9点30分按时守在电话机旁，这简直是个奇迹。

我让手下把这场危机的最新情况及时向这位中国副总理报告。我们之间一向友好，这天晚上，我们把寒暄减到最低。我谈到市场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有我对获得国会授权的乐观态度，接着提出摩根士丹利的问题。

王岐山对约翰•麦克和他领导的摩根士丹利评价颇高。他知道，中投公司正在考虑增加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我说，我们求之不得。他对此反应冷淡，并说担心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知道中投公司目前持有的摩根士丹利股票损失惨重，这成了中国内部巨大分歧的焦点问题。我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摩根士丹利事关金融系统的安危。可是王语气平淡，毫无热情，我只好丢开这个话题——中国已经购买和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和两房机构债（GSE），给予了美国有力的支持。如果摩根士丹利的交易有可能达成，他会发出信号的。

后来我给白宫的史蒂夫•哈德利打电话，告诉他我认为中国不会继续投资摩根士丹利，没必要让布什总统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了。我第二天找到约翰，告诉他中国方面对增持目标上的股份似乎没兴趣，他并不感到意外。

面对金融危机，他们玩的却是政治（财政部长也就不得不向女议长下跪了）

我们从椭圆形办公室沿着短走廊走到内阁会议室，与民主党领袖、奥巴马以及麦凯恩会面。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团队，会聚一起来讨论金融危机解决方案。与总统、副总统、麦凯恩、奥巴马和我一起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桃花芯木办公桌周围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袖们：里德和麦康奈尔、佩洛西和伯纳、多德和谢尔比、弗兰克和巴屈斯、德宾和霍耶。工作人员有的沿墙而坐，有的坐在朝玫瑰园洞开的法式门前。

总统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尽快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他讲话时，我打量了这群政治家，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坚持立场毫不妥协，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总统要我发言，我就再次描述了市场上的悲惨状况以及应急权力的必要性。当我讲完时，总统说他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来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如果汉克•保尔森和本•伯南克说这有效并有助于稳定市场，我们就予以支持。”

按照礼节，总统转向众议院议长要她发言。当佩洛西发言时，可以明显看出民主党人已经做了功课，并计划对麦凯恩作出娴熟的应对。佩洛西说，奥巴马将代表民主党人。她指出，奥巴马一直与我真诚合作，以制订一份协议。哈里•里德同意奥巴马代表民主党人发言。

然后，奥巴马发表了深思熟虑、准备充分的演讲，描绘了这一问题的梗概，并强调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他说民主党人一直与我密切合作；他对上午在国会山讨论的大致情况一带而过，然后提到了调整监管措施和管理层薪酬的必要性，以及帮助房屋业主的必要性。他的讲话不带发言稿——也很少使用讲词提示器——而且颇有口才。“民主党人将投赞成票。”他坚称。

然后他触动了民主党人设置的陷阱：“昨天，参议员麦凯恩和我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一致认为现在不是玩政治的时候。在来这儿的路上，我们的协议又岌岌可危了。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从头再来……如果我们真的重新开始，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不过当然，还没有任何协议。巴屈斯曾经中计，相信了某人的外在表现。但他、伯纳和麦康奈尔从那时起就发表声明，否认了从未达成过协议的想法。

现在，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情节，即麦凯恩的介入已经使局势两极化，共和党人正在背离协议。这是一场高明的政治剧，它即将演变成一场闹剧。

总统跳过礼节程序转向麦凯恩，给他提供一个回应机会：“我认为这是公平的，我给你下一个发言的机会。”

但麦凯恩表示反对。“我会等着轮到我。”他说。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时刻。这原本被认为是麦凯恩的会议，是他而不是总统召集了这次会议，总统只是为这名共和党候选人的意愿提供了方便。现在看来，麦凯恩似乎根本没有计划，他中断了他的竞选活动，并把我们所有人召集来开会。这不是策略，这是政治诡计，而民主党人拿它来和自己的诡计交手。

刚刚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我们自己没有拉到选票的伯纳说，他正在努力寻找一个方法，让众议院共和党人投赞成票。“我不是在谈论一个全新的协议，但我们确实需要调整方案的关键部分。”他说。

他提出一个囊括坎托未成形的保险计划的想法。奥巴马问我，这个计划是否与我们在别处的努力不一致，我说不是的。

当会议被多边会谈打破，人们互相交头接耳时，礼节被逐渐抛在了一边。谢尔比挥动着一叠文件，声称它们出自100多位经济学家之手，他们全都认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是一个坏主意。他说，我们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一计划。总统插话说：“不，目前的局势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时间和一帮经济学家开听证会。”

麦凯恩还没有发言。最后，奥巴马在一片喧嚣声中提高了嗓门，他大声说：“我想听听参议员麦凯恩要说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听他发言。”

会议室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都投向了静坐在椅子上手握一张提示卡的麦凯恩。他快速瞥了一眼提示卡，开始发表几个一般性的观点。他说，很多议员都有合理的担忧，而我已经开始引导管理层薪酬与监管的正确方向。他提到，伯纳正在尽最大努力动员其党团，我们应该给他行动空间。他补充说，他相信可以很快达成共识。他发言时，我能看到奥巴马在暗自发笑。

麦凯恩的发言至少可以说是虎头蛇尾。他返回华盛顿是冒险冲动之举，我也不认为他成竹在胸。如果有的话，他的开局策略只不过是回过头来伤害了自己，因为后来他在媒体上当众受辱，而且我到最后还是认为，他的伎俩并没有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立法程序造成重大影响。

一些我所尊重的国会山议员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麦凯恩最终是有益的，他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上来，并刺激国会采取了行动。而且约翰后来确实曾经设法让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立法。不过民主党人绝对不希望他有任何得分。他们希望将经济问题据为己有。指控麦凯恩撕毁准协议只是强硬的政治谋略。不过，当刚好涉及这一问题时，他几乎在自己所谓的论坛上一言不发。

然后，斯潘塞•巴屈斯附和说，尽管他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并未认可某份协议，他还是为众议院共和党人成功纳入有力的纳税人保护政策感到自豪。佩洛西大声插话，坚称纳税人保护是众议院民主党人的事，而不是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事。他们开始互相打断发言，而总统试图恢复秩序，很快，佩洛西和巴屈斯向对方大喊大叫。会议室陷入一片混乱，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围着桌子爆发了全面争吵。弗兰克开始大声叫阵面无表情静坐的麦凯恩。

“共和党人的提案是什么？”他催问，“共和党人的计划是什么？”

局面变得如此滑稽，副总统切尼开始放声大笑。坦率地说，就这类问题而言，我之前在政治场合或者商业场合从未见识过这种阵势，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兄弟会中也没见过。

最后，总统干脆站起来说： “好吧，很明显我已经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散会。”

***

大家都离开了会议室，我感到震惊和沮丧。我不仅目睹了从未预料到的行事作风，我们甚至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人们似乎比以前更疏远了。

民主党人聚集在罗斯福厅，我开始担心他们会在离开时向媒体煽风点火。于是我决定靠近他们，劝他们适可而止。

所有人都簇拥着房间西端的奥巴马，当他们看到我时一片哗然。他们喊着要我离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作了一个轻率的尝试，我走到佩洛西身边屈起双膝，向这位众议院议长的圣坛跪拜。

“南希。”我开口说。

她放声大笑：“哎呀，汉克，我不知道你是天主教徒。”

“不要搞砸它。”我说。这是一次艰难的会议，我承认，但我们都需要团结。

“想搞砸的不是我们。”她说。

金融危机“罪魁祸首”保尔森在美国财政部的最后时光

虽然我们已经解决了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汽车制造商提供贷款的问题，但它们饱受压力的金融部门又把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 Financial Services）没有充足的资金，克莱斯勒金融（Chrysler Financial）则面临流动性问题——结果，两个部门都拿不出经销商和顾客所需的贷款来推动销售再度运行。2008年12月29日，财政部宣布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往现已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注资50亿美元，同时给通用提供10亿美元用于向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投资。2009年1月16日，财政部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中拿出15亿美元给克莱斯勒金融，作为提供给购车者的新贷款。

我们奋力工作，以确保奥巴马政府入主白宫时面对时艰能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布什总统对此最为关注，他不辞劳苦地尽量为新政府扫清困难。

奥巴马很清楚他将来会需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另一半资金，不过国会的反对声音还是很大，他尽可能等到最后一刻请总统通知国会。事实上他等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在白宫的同事们都开始盼望布什总统不用向国会要钱了。

奥巴马最终在2009年1月8日打来电话，他询问，如果有必要，布什总统愿不愿意使用一次否决权，因为奥巴马不想自己当总统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否决国会不赞成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布什总统答道：“我也不想我的最后一个举动是进行否决。让我们想想办法，保证不必使用否决权。”

1月12日，布什总统正式向国会要求提供第二个3 500亿美元的资金。1月15日，参议员投票把这笔资金给予当选总统。

是夜，美国银行救援计划制订完成，总统向全国民众发表告别演说。这让我很不安，我相信总统也很不安。本届政府的最后一项救援计划将和告别演说在同一个新闻时段播放。总统的工作人员对这样的时间安排很不满意，但是我们不能推迟宣布对于美国银行的援助计划。

美国银行的救援计划跟花旗的差不多。政府会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基金里拿出200亿美元投资于收益率为8%的优先股。美国银行将利用1 180亿美元的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先吸收100亿美元的损失。其余损失将由政府承担90%，美国银行承担10%。和花旗一样，美国银行要对抵押贷款修复计划进行修订，并对行政补偿执行更严格的限制。

援助计划在2009年1月16日凌晨公布。早晨7点，美国银行公布了第四季度的收益状况：美国银行损失179亿美元，美林税前损失220亿美元。美国银行当天股价下滑14%，为每股718美元。虽然听闻这样的损失，我还是松了一口气，美国银行稳定如常，美林没有倒闭。

与前几天相比，这一天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异常忙碌，除了美国银行的收益报告，我们还公开了对克莱斯勒金融的投资。这两件事都是在一大早最后敲定的，并且为我们团队度过的最后一个通宵忙碌的夜晚画上了句号。花旗集团也公布了第四季度惊人的高额损失：83亿美元；另外还公布其分裂为两个实体：Citicorp作为全球性的银行，Citi Holdings拥有约合3 01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

虽然美国的银行业第四季度收益情况就像我曾担心的那么糟糕，但我还是被似乎是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所鼓舞。银行家们告诉我，2009年1月份的盈利环境有了巨大改善。由于政府的援助项目和低利率水平，银行收益改善已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真正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过程竟然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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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星期五，是我在财政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感伤的人，虽然我们财政部团队经历了真正的患难友情，我根本没计划作告别演说或举行什么特别的仪式。向晚时分，吉姆•威尔金森和尼尔•卡什卡里过来了，想在最后时刻陪我待在办公室里。他们似乎期待有一番难忘的告别，但是我简单地告诉他们，我从不会因为要继续前进而感伤。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敬畏于财政部团队、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很多其他政府机构在这个国家和他们自身经历的最黑暗时刻无私付出的繁重工作和杰出贡献。

当我准备离开办公室时，我知道我们已经成功躲避了体系崩溃的危险。虽然我们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计划和其他举措曾经备受争议，但是它们阻止了更加惨重的灾难的发生，而那些灾难会给美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痛苦。

我理解我的很多同胞对紧急援助——即使不是整个金融业——充满怨恨和愤怒。虽然我也多少有同感，但危机并没有动摇我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仰。没错，我们的做事方式偶尔需要修正和彻底调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现实，但是我至今还没看到一种能替代我们制度的东西，它不仅能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要，而且还能给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承诺。

危机期间，我的财政部团队放弃了多少个周末和假期？如果不是有赖于他们忘我的工作热情、杰出的才华和创造力，现在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此外，还有我在政府的同事：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希拉•贝尔、克里斯•考克斯、约翰•杜根、吉姆•洛克哈特，虽然有时我们在观念和战略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从未怀疑过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必要时采取大胆行动拯救这个制度的承诺。我离开财政部时可以有把握地说，由于蒂姆接任财政部长职位，而本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们的很多计划和项目将会在下一届政府继续执行。

我常常发现，华盛顿的政治现实令人沮丧，但是我也碰到过为了更大的利益甘愿作出不受欢迎决定的官员。这种勇气在布什总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不仅给我以慷慨的支持，而且把意识形态——往往是他自己的某些工作人员优先选择的——暂且抛开，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在很多时候，这肯定对他自己都是个挑战，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

当我最后一次从财政部下班，开车经过白宫时，看到那里正在为新总统就职而忙碌着。那一刻，我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

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但是没有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