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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纳粹枪口下救人的中国女子,在欧洲被称为钱夫人

钱童心
2015-07-09 08:37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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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海两百公里的宜兴有一座“王婆桥”,桥边有个王婆村。上世纪30年代,一名身穿蓝色旗袍,怀揣科学梦想的中国年轻女子钱秀玲,从王婆村边的河顺流而下,踏上开往欧洲的邮轮负笈求学,她立志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二战期间,钱秀玲从纳粹枪口下救出了96名被俘的比利时士兵,成为比利时家喻户晓的英雄,在首都布鲁塞尔郊外的小镇艾克兴,专门有一条路被命名为“钱夫人路”。

2001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组赴比利时钱秀玲家中探望。本文图片由作者钱童心提供

70年后的今天,两个相距9000公里的地方,都在纪念这位“中国的母亲”,“比利时的英雄”——钱秀玲。

今年6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们赠送了这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本书讲述的正是钱秀玲在德军驻比最高长官冯-法尔肯豪森的帮助下,成功营救近百名比利时年轻士兵的往事。

钱秀玲(1913.3.13-2008.8.1)是我的太姑婆。2008年我赴欧洲留学期间,在布鲁塞尔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半年后,老人离世。钱秀玲的孙女塔蒂亚娜2004年拍摄了纪录片《我的奶奶是英雄吗?》在比利时引起轰动。片中最后一次完整采访了当时已90岁高龄的钱秀玲对人生和舆论的态度,在中国、比利时两地进行拍摄,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走遍了钱秀玲当年在中国的足迹。

我想记录的,不仅仅是关于钱秀玲的故事,更是关于钱家的故事。 这是《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书中所未提及的。此文写在钱秀玲诞辰103周年之际,也借此缅怀我的爷爷钱宪文(1922.10.20-2005.3.16)。

2008年,作者赴欧留学期间在布鲁塞尔一养老院探望钱秀玲。 

“细伯伯” 

比利时布鲁塞尔50周年公园边上有一座红砖建筑,坐落着比利时最知名的中餐厅“玉泉”(La Fontaine de Jade)。主人换了好几拨,但是名字至今未变。这家餐厅有着30多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时侯,比利时政客和精英汇聚,每天午市、晚市均座无虚席。

最早创办这家餐厅的老板,就是当年在布鲁塞尔家喻户晓的被称作“比利时国家英雄”的中国母亲钱秀玲。中国人则因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才开始了解钱秀玲的故事。

在钱家,我们都叫钱秀玲“细伯伯”,这是江苏宜兴老家人的叫法,“伯伯”就是姑姑,“细”就是小,“细伯伯”就是爷爷的小姑姑(她还有一个姐姐)。我几乎从小是听着“细伯伯”的故事长大的。

我与“细伯伯”的初次见面,是在当时算得上是上海最豪华的国际饭店。那时的我刚出生,父母说“细伯伯”给我100美金作为见面礼,100美金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她还主动问及我父亲对出国的打算,父亲当时从江西插队落户十年期满归来,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教书,能回到上海已经很满足了,于是婉拒了“细伯伯”的好意。

“细伯伯”每次回国,都在上海大摆宴席,对宜兴老家人来说,那是一件大事。亲戚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火车票,来城里“朝拜”,向“细伯伯”诉说各自打算,希望得到她的恩施。“细伯伯”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当时越是穷苦的人,越能得到她的帮助。

其实在“细伯伯”的事迹被媒体曝光前,家里人并不太提起,或许是因为涉及到“细伯伯”的堂兄钱卓伦,他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所以才在那个时代变得特别敏感。在家族人的叙述中,“细伯伯”是一个奋斗不息的女科学家,以居里夫人为榜样,理想是进入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记得我当时小学作文还在爷爷的回忆帮助下,写过一篇《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细伯伯”听说二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老鲁汶大学留学,便和父母商量想与哥哥同去。当时的鲁汶大学预科的第一年的学费是14000比郎,约合1000大洋。尽管家底不薄,但同时供两个孩子出国留学对钱家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父母起先不同意,但后来父亲在母亲的说服下,还是成全了女儿。“细伯伯”到了布鲁塞尔后,果然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梦寐以求的鲁汶大学化学系,并在22岁那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她的鼓舞下,钱家先后又出了30多个博士。

1931年,“细伯伯”和同学胡格蒙带着教授的介绍信来到巴黎。他们的愿望只有一个,见一见心中的偶像居里夫人。可惜不巧,他们来到居里夫人实验室的时候,居里夫人正好不在,因行程原因他们只好返回,这次错过后,再也没能见到。后来“细伯伯”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巴黎之行,它成了老人终身的遗憾。

1979年,作者的爷爷陪同钱秀玲在北京九龙壁游玩。

记忆中,爷爷一直保持的习惯,就是隔一段时间会给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两个人亲人写信,一个是我的叔叔,另一个就是“细伯伯”。当时在“细伯伯”的“接济下”,家里的“叛逆青年”纷纷奔向资本主义他乡。不过那时中国人在欧洲,干的大抵都是相同的事,先在饭店打工,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叔叔和同去的几个表兄弟也一样。“细伯伯”的“玉泉”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自己能有一些经营和收入,另一方面也就当是给钱家的孩子们开一个中餐的“黄埔军校”。

“玉泉餐厅”旧貌

谁是英雄

“做中国的居里夫人”是细伯伯终身的志向。爷爷对我的教育,也是希望我成为像“细伯伯”这样勤奋刻苦,有理想有追求,对国家有用的人。至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光荣事迹,那时的我是没有被教育过的。

对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文学作品也好,改编的电视剧也好,钱家人的态度并不积极。原因很简单,我们认为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历史情况,隐去了重要人物的身份和细节。塔蒂亚娜当时来中国时,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一切仿佛只有被记录下来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录的人或事,都是让你去遗忘的。

记得爷爷看完整部连续剧后说,时代变了,有些事情不该再回避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细伯伯”的堂兄——钱卓伦。

钱卓伦,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1934年至1938年期间,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后来帮助“细伯伯”赦免近百名比利时战士的冯-法尔肯豪森曾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他非常喜欢中国,并与钱卓伦结为挚友。

“细伯伯”回忆说,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为同盟,法尔肯豪森被派去日本工作,担任军事顾问。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开始全面入侵中国,“细伯伯”担心法尔肯豪森会把中国的机密泄露给日军,她立刻给堂兄钱卓伦写信。钱卓伦的回信让她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他说,虽然法尔肯豪森是德军一员,但是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绅士,不会做任何出卖中国的事情。就凭这点,以后遇到什么难事可以请他帮忙。

后来“细伯伯”就靠着这封信找到法尔肯豪森,救出了以炸毁德军列车的青年罗杰为代表的近百名比利时战士。幕后的英雄是效力于国民党政府的将军钱卓伦,而书中回避了钱卓伦的身份。

对于老人而言,《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书中将“细伯伯”化名为“金玲”也很难让她理解。她把书仔细翻阅,看到自己当年的照片被翻印到书中,像孩子那样兴奋地说: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堂兄。但是看到主人公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她问孙女塔蒂亚娜“金玲”是谁,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后来又有电视台导演为这部作品拍摄电视连续剧。这几乎让整个布鲁塞尔轰动了。有一次塔蒂亚娜陪“细伯伯”散步: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要拍你的故事?”

“因为二战时候,一个中国女人借着她的堂兄和德国将军的关系,救出了被捕的比利时战士。”

“你还记得他们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不记得了。”

在塔蒂亚娜眼里,“细伯伯”是家里的“皇太后”、“老佛爷”,她对子女严格要求,权威颇高,不过晚年的“细伯伯”变得极其温和。后来很多采访过“细伯伯”的人都说,老人讲话永远都会保持微笑,语气平和。尽管对连续剧最终的呈现效果不满意,但是“细伯伯”坦言不生气。在她看来,他们想拍成什么样子是剧组的权利,他们抱有怎样的目的也是早就决定的了。老人深知“英雄”背后的用意和利益关系,并且能够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她说,这些都是生命中的一些小事,过去也就过去了。

晚年的“细伯伯”爱打太极,练书法,沉浸在自己的一片自在独立的天地。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她早已淡忘,但是还有一些历史是深深铭刻在老人心中的,比如她的父亲和堂兄的模样。

“细伯伯”的孩子们

“细伯伯”子女很多,有当医生的,有开画廊的,还有游手好闲的。她有一个孙子叫杰罗姆,一个孙女叫塔蒂亚娜。杰罗姆和塔蒂亚娜是后来唯一和中国有过关系的两位,其他的子女从未来过中国。

杰罗姆来中国是为了摄影。他是专业摄影师,现在在芝加哥开自己的工作室,经常在全球搞影展。二十几年前,他就喜欢徒步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拍石库门里的市井生活。

杰罗姆的妹妹塔蒂亚娜也是搞艺术的。杰罗姆摄影,塔蒂亚娜拍电视。2004年,她几次带摄影团队来中国,为纪录片《我的奶奶是英雄吗》在宜兴老家王婆桥取景,并来到上海我家里采访了我爷爷和家人,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里的状况。当时的钱家是一个乡绅家庭,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条件非常优越。“细伯伯”的父亲还专门辟出房屋建了学校,让当地所有的孩子都来家里念书。这在当时属于非常了不起的善举。

“细伯伯”从小成绩优异,在江苏女子中学念高一时就被上海大同女子大学预科班录取。她爱打篮球,尽管个子不高,但她自己回忆说是女篮队主力,因为她跑得快又跳得很高,能将球接起。看到当时篮球队的合影,她两眼放光,仿佛回到80年前。

“细伯伯”在嫁给俄罗斯医生葛利夏之前,家里是订了一门亲事的。那是在“细伯伯”只有3岁的时候,对方是“细伯伯”父亲朋友的儿子。之所以家里同意让“细伯伯”跟随二哥钱卓儒去布鲁塞尔求学,就是因为当时她的“小未婚夫”也在比利时,家里希望尽快促成这件婚事。但是“细伯伯”见了对方一次之后,就以不喜欢为理由拒绝成婚。

当时她父亲大怒,说她不懂规矩,自己没脸再见那个朋友了,他还威胁不再给“细伯伯”寄学费。而倔强的性格令“细伯伯”誓死不妥协,况且当时她已经成功考上了官费生(用庚子赔款资助),并不需要家里更多的钱了,父母只好作罢。说起这一段,她自己还总是有些洋洋得意的。

自从17岁踏上开往法国马赛的“狮身人面号”邮轮离开中国,“细伯伯”一直坚信自己会回中国,为祖国工作的,并曾两度有回国发展的打算。第一次回国梦因抗战爆发而搁浅。1937年,在欧洲找工作碰壁的“细伯伯”打算和丈夫回到中国开一家诊所,两口子兴高采烈地订了9月1日途经意大利回上海的船票。而就在那年夏天,上海传来被日本人占领的消息,当时“细伯伯”又恰好有了第一个孩子,回国计划落空。

1948年,国共内战进行到最后关头。 已经在布鲁塞尔鲁汶大学的化工实验室找到工作的“细伯伯”回到中国,来到我家问爷爷:“你觉得共产党会胜利吗?”爷爷是“细伯伯”在钱家最信任的人了。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共产党忠实的信徒,他果断地告诉“细伯伯”,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后来共产党真的胜利了,但“细伯伯”没能回来。

1995年,作者的奶奶(右)赴比利时探亲时与“细伯伯”夫妇合影

最后一碗小馄饨

1996年,和“细伯伯”相濡以沫60载的葛利夏去世,但此后“细伯伯”的生活依旧乐观,叔叔有时会去看他。“细伯伯”爱吃小馄饨,叔叔就每次带给她吃。那段日子,“细伯伯”的身体是不错,有家人和子女时不时的照料和陪伴,看“细伯伯”的照片也总是容光焕发。中国驻比时任大使章启悦也在她每年生日之际上门鲜花慰问。

不过突然有一天,孩子们把她送进了布鲁塞尔市区的一家养老院,我们只是听说子女发生矛盾,把目标指向了“细伯伯”的遗产,卖了老人的住处。但这一切也都无从证实。从那以后,她很少再有人探望,气色也每况愈下。不过叔叔还是会经常给她送小馄饨,吃小馄饨时,她总是很开心,叔叔常常这样告诉我们。

2008年,我终于来到从小渴望的欧洲求学,而我最大的夙愿,就是见一见我心中的偶像“居里夫人”,我的太姑婆钱秀玲。走进“细伯伯”房间的那一幕,她背对着门坐在一个有护栏围着防止她跌落的黄色靠背椅上。这是我20年来见过的最孤独的背影。

看到有人来,老人显然很高兴。她穿一身蓝紫色的花衬衫,满头白发梳得很精神,骨瘦如柴却风韵犹存。她冲我微笑,这笑容,是我20年来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叔叔照例拿出了准备好的小馄饨喂给她吃,她的胃口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看到房间的黑板提示用法语写着:请带些水果,如果有可能,带些小馄饨,请带一些杂志。房间的桌子上,零星地摆放着她和家人的照片,以及一张她被授予“国家英雄”勋章时同市长的合影,墙上贴着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你要怎样想象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曾经是如何在盖世太保的枪口下周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最终又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不觉泪下。

“比利时的英雄”钱秀玲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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