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

2021年6月21日，我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改变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确定方式，原来存款利率的上限由基准利率乘以一定倍数形成，如今改为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基点来确定。

上述这一看似不太起眼的消息，实际效果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存款的中长期利率。这个不大的变化，其实也可以被看成全球低利率浪潮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因为目前海外主流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我国的利率相对显得较高，较高的海内外利差是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诱因之一。市场猜测，这次技术性降息也有减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

我国的存款则由基准利率来确定基础，目前一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为1.50%，两年期基准利率为2.1%，三年期2.75%。存款的实际报价是各家银行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将来以“加点”代替“倍数”的方式来体现。央行最近也宣称，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率体系的“压舱石”，会长期保留，这次改变的是利率调节的方式，而基准会持续存在。

以上谈及的是存款利率，而贷款利率目前主要由LPR来锚定。LPR全称Loan Prime Rate，即金融机构对其最优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目前最新一期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去年5月份以来，贷款市场这两项报价利率的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

低利率时代

将观察的期限放长，纵向来看，近二十年来，我国利率一路走低的趋势明显，比如，1990年，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高达10.08%，这档利率到1997年降至5.67%，至2007年末则为4.14%，2011年末为3.50%，而从2015年初为2.75%，2015年10月至今，已降为1.50%并保持不变。其间，存款基础利率虽然随着经济形势变动也有上下双向波动，但总体呈现出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举例来看，如按1990年的存款基准利率，100万元人民币存一年产生的利息就能有10万元之多，而按目前的定期利率，同样金额的存款同样存了一年，利息缩水到了仅2万元不到，差别达到5倍多。

个人普遍的感受也确实如此。笔者一直记得，儿时母亲将几乎所有的家庭积蓄存在银行，储蓄虽然不是太多，但存款利息能帮着支付几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算是一项不错的补贴。而放到数十年后的今天，相信普通家庭已经少有把银行存款利息作为一项可观的可支配收入了，银行利息作为一项家庭收入补充，可能仅是聊胜于无。

横向来比，目前我国的存贷款利率与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相比，却都还存在较大的利差，也就是欧美市场的利率，比我国的存贷款利率均更低。如以6月25日美元的基准利率Libor为例，其一年期的利率仅为0.2493%，美元的存款及贷款利率一般可按照在Libor基础上加点而成，以大型公司贷款为例，即使加上150点，则贷款利率也就在1.7%左右而已。

近十数年来，欧美以及全球的存贷款利率也是一路走低。2006年左右，美元利率Libor（3个月期）维持在5%上下，至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前后，Libor一路走低接近于零，直至2016、2017年开始美元加息后，3个月期Libor曾一度恢复到2%左右。但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受全球经济受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影响，又一次进入下行区间，并引发了全球央行的降息潮。之后在2020年传遍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下，欧美等全球央行更是持续扩大货币宽松，并将利率再一次压低至零附近，更有甚者，如在欧元区，早已出现负利率。

历史上的利率及负利率

历史上利息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在公元前18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中，谷物贷款的法定利率上限为33%，银子贷款的年利率则是20%；而在公元800年的《查理曼法典》中，“索取超过给予”即为高利贷，这将正常收取利息的行为都认为是高利贷。1660年之后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英国政府借款利率达10%，最终政府为摆脱始终深陷其中的财政危机，决定以航运税和酒税为抵押，用8%的年利率向一个贷款集团借120万英镑，而这个操作，使全球首家央行——英格兰银行得以诞生。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这是利率历史中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

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前后，政治经济的动荡造成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的重大波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利率总体进入下行通道。低利率发展到今天，也已是利率历史长河中的总体低点。

特别是负利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几乎颠覆了现代投资管理的整个理论基础。比如计算投资的内部收益率，都是以一定的利率作为贴现率来计算出实际的收益率，而这样的计算考虑过利率的高低，但几乎没有考虑过利率的正负。就像去年的“原油宝”事件，由于防风险系统几乎没有考虑过居然有一天油价为负，所以当出现特例，油价真的为负时，造成了风险控制系统的彻底失灵。用负的贴现率来计算投资收益率，也可能遭遇类似的难题。

利率为什么越来越低？

最近二十年来的全球利率走低，按偶发因素来看，有经济危机、全球健康事件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时，为在短期内维护社会及经济的大体稳定，无计可施之下，纷纷采取货币极度宽松的措施，造成了流动性泛滥，以至于利率一路走低。

全球利率走低从宏观因素来分析，背后更有世界各国经济社会乃至人口的结构性深层次变化原因。全球经济相对长期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投资回报率逐步降低也导致了整体利率的下降；而发达经济体人口渐趋老龄化，全球储蓄过剩，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利率也随之下降；此外，金融业本身随着科技如大数据的发展，能更有效地控制风险，降低信用溢价，这也推动了存贷款利率的进一步走低。

利率有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分，我们一般讨论和看到的都是名义利率，比如假设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2%，大家习惯性地以为这就是实际上的一个利率，但其实，还应该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如果当年的物价整体上涨了3%，也就是通货膨胀率是3%的话，那么得到的储蓄利息还不足以覆盖物价的涨幅，实际利率为负。所以，实际利率应该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后的净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低利率时代，利率实际比我们看到还要更低。

低利率时代的应对之道

有一个半真半假的玩笑，那就是如果把钱存在银行的利率为负，也就是把钱存到银行，不但得不到利息，还要给银行倒贴钱，那么会有大量的人不愿意去银行存款，他们会更愿意把钱藏到床垫里，或者挖坑埋到地下。但由于货币的电子化日趋成熟，其实未来即使想把钱藏到床垫里也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所谓的“钱”，必须存在于一个电子账户当中，这样，在低利率时代里，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可能无处可逃，因此必须适应并正确应对低利率时代。

低利率对生活的影响，存在有利及不利的双重影响，适应可能会长期存在的低利率时代，将会产生一些和长期以来认知、习惯乃至社会风尚不同的应对与做法。

低利率不利的一面，当然就是存钱的利息太低，因而储蓄几乎没有太大价值了。存款利率为5%左右的年代，存100万一年能有5万的利息收入，这是一笔较为可观的资金；在存款利率为0.35%（当下活期存款利率）的年代，同样100万存一年，利息是3500元，和本金相比，几可忽略不计。

因此，应对低利率的一个做法是减少储蓄，增加多样化投资，比如将本来用于储蓄的资金投资不动产、投资债券、投资股票，甚至投资大宗商品、衍生品等交易。但现实情况是，越是存款相对较少、总资产相对较低的基层民众，越缺乏做多样化投资的技能或服务。所以，他们就只能继续储蓄，不管实际利率下降到什么样的低值。因而也有一种说法：低储蓄利率实际上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低利率是一种“劫贫济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后的美国，去年美国利率不断走低，股市大涨，但随之而来的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当然，另一个做法是增加消费，也就是尽早把钱花光，不留储蓄。这种做法看似荒诞，特别是和我国及整个东亚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勤俭的储蓄习惯背道而驰，但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到有可能名义利率背后的实际储蓄利率为负，及时消费反而也不啻是一种理性的做法。

低利率有利的一面，当然是借钱的成本也变低了。我国并不是最典型的低利率国家，借钱以个人按揭为例，我国的按揭借款利率还是相对较高的；而在利率为负的欧洲，笔者了解到，一些前同事及朋友在卢森堡的购房按揭利率仅在1.5%左右，这个按揭利率，放到国内来看简直低得不能想象、不可思议。除了个人按揭外，低利率也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利于全社会加快经济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在低利率下适当负债，反而也是一个较为科学的应对方式。当利率低过通货膨胀率时，个人适当负债或企业负债经营，其实反而获得了利率市场的红利。在美国这一点比较明显，美国消费者普遍透支未来信用用以当期的消费，因而造成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巨量的“买买买”，甚至形成了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国际收支和全球化的大格局，即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扩大出口的机会。

我国消费者除了房贷之外，一般较少负债过日子，但若在未来长期低利率的大环境下，也有可能将对长期以来的消费习惯造成重大改变。这一点在90后、00后的消费习惯中或已经有所体现，当长辈不喜欢小年轻“月光”及透支的消费习惯时，殊不知，在低利率时代，这种貌似违背勤俭节约传统的做法，反而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过去的二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全球经济和社会为应对各种挑战，在各种结构性的调整中，有意无意间、主动或无奈地进入了低利率时代。而这样一个低利率的时期，可能还会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要认识到这一影响全球的经济转变，适应这样的一个经济时代。不过，虽然在低利率时代减少储蓄和增加负债也是一种理性的应对方法，但无论利率高低，理性消费，量入为出，提高自己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这应该才是低利率时代最为合适的应对之道。

（作者薛键为某全国性外资银行总行部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