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策｜陆克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西方“恐慌”为何没必要

【编者按】

2015年5月4日，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新任主席、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在纽约亚洲协会总部举行的午餐演讲会上围绕“中国与美国：前进之路” （China, the U.S., and the Way Forward）的主题分别发表讲话，并接受现场观众提问。此次活动由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协会共同承办。亚洲协会常务副会长纳戈尔斯基（Tom Nagorski）、前会长卜励德大使（Ambassador Nicholas Platt）共同主持活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章启月大使到场致辞。

崔玉英从历史视野、世界视野和中美关系三个层面对中国改革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事关亿万中国人民的幸福，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改革将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中美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陆克文则从“一个充分乐观的澳大利亚人”的第三方视角，分析了中国深化改革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英文演讲由乔治亚州立大学学生邓乔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玮琳整理、翻译，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顾问钱镜、翻译家包昉校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纽约亚洲协会授权澎湃新闻独家首发。以下为陆克文的演讲，刊发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今天，我想谈谈中国的经济表现。对于外国人，比如尼克（指卜励德大使）和我这样从1970年代末以来持续关注中国起伏变化的人来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1973年，卜励德大使初次到北京，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工作，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后的第一年。我与中国的渊源不如卜励德大使那么久远。我初次到中国是在尼克松访华十年之后的1984年。然而，尽管如此，我把1984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做对比，中国的转变也是巨大的，这一变化清晰而明显。

两周前（指2015年4月中旬），我刚到过中国，我的车在北京的街道上行驶，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在一座世界级的国际大城市里穿行。十年前我不会这样说，甚至五年前我大概都不可能这样说。但是现在，北京已经开始给人以国际都会（cosmopolitanism）的感觉，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经济改革的成果。

这种变化不只体现在人们的着装上，着装只是细节上的一方面。我第一次到北京时，人们着装的颜色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绿就是蓝；而第二天，则不是蓝就是绿。那时候，什么时候结婚要等通知，有时和谁结婚也要等通知；什么时候可以要孩子要等通知；去什么单位工作要等通知；能不能继续深造要等通知，如果可以继续深造，去哪个大学也要等通知。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完全清楚人们对今天的中国仍有许多意见，但是我常常建议西方的批评家先停下来思考 —— 首先应该全面思考一下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如何翻天覆的变化。

如果你问问大街上的中国人，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问问他们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和我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大街上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人们想要快乐，想要一个好工作，想要有一个自己能负担得起的像样的住房，想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想要保证自己的孩子有好的教育。我认识的所有的澳大利亚的爸爸妈妈们，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与我在中国听到的如出一辙，如今，我在美国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心声。

被忽视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

我今天要谈到一个话题，过去一两个月间在美国颇受重视、有关中国是否正走向经济或政治崩溃的辩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一篇文章使这个话题变得流行。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回应并反驳沈大伟的论断。我认为，沈大伟的论断在根本上缺乏理性基础，或者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是“胡说八道”。

我认为，在当前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中把两类完全不同的争论混为一谈是危险的。一类是合理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和前景的讨论。在最近我所听到的所有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比如李克强在一月的达沃斯论坛，还有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等等，我们的中国朋友现在开始讲“新常态”——一个与放缓的经济增长速率相适应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我一直感到不解：西方已经习惯了中国过去30年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率，一旦两位数变成了百分之8或者7，突然就出现了“天就要塌了”的预测。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什么这么说？让我给你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经济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状态时，其高速经济增长期会自动调整为略微低速的经济增长阶段。中国也不例外。这很正常。

第二，中国从过去的18个月到现在，正在进行自1978年以来最彻底的经济模式改革。我们所熟悉的旧的经济模式——劳动密集型、低工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以及政府投资——通过大规模出口和大量政府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过去二、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知道这种模式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因为基建项目（一直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现在有的已经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提高。所以中国在未来继续单纯依靠出口，即依靠低工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再是唯一的经济模式。因为如此，中国人决定要转变增长模式：首先要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其次逐步仰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来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三，让私人企业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以上三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问题是，在像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以，在从一个增长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过程中，增长速率会受到影响。对那些批评者而言，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否真心要主张中国不应该转变它的经济模式。事实是，中国必须转变，中国可以转变，中国也应该转变。

第三，当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首次出现经济增长速率放缓时，环境成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已经内部化了。而过去，环境因素只是被简单地排除在外了。这个问题太复杂、也太难应付。中国曾经确实需要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中国人，像所有人一样，想要干净的空气、水和土地，不愿意承受污染食物上餐桌的后果——有质量问题的食物来自它们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们就看到环境标准被不断引入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中。结果是，因为中国开始执行新的环境约束条件，经济增长速率出现了轻微放缓。

第四，中国的这场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包括第一次把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之时进行的。全球经济疲软。欧洲的情况几乎是灾难性的。美国在缓慢复苏。因此，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要尝试把增长模式的改革推迟到全球经济转好的时候再进行，在那时中国即使以现行发展模式还是可以依靠净出口赚更多的钱。但是回答是“不行”，改革不能搁置在一边。

因此，外在经济因素同样在中国经济速率放缓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看到欧洲在过去10年作为中国出口对象的重要地位，看到欧洲增长发生的变化，再来看中国对欧洲出口的下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下滑是因为欧洲自身因素使然。直到过去一两年间，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同样疲软的美国经济。

因此，综合上述四大理由，我的看法很简单，西方人对中国增速模式从8%变为7%产生集体恐慌，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上述所有相关因素。在看了所有正反两面的观点后，我自己的结论是，中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速会在6%以上。我的论点是如果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速低于这个水平，中国有足够的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力来推动增速的提高。正因如此，我的观点——尽管我明白我的观点在目前西方评论中是少数派观点——是相对乐观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在未来12个月内结束，甚至还有六、七年时间的增长区间。

中国政府里有许多聪明人，他们知道在中国经济增长演算中是什么因素起作用，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进行干预。对此，他们至少已经有超过35年的经验。我想，在西方，我们有时候并不十分明白这种经验积累及其所代表的价值。

中国政府有意愿、有政策支持长期增长模式

沈大伟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崩溃论的文章中还有第二个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要素；而这一要素也是根本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再展开讲四个核心点，这几点在在欧美等地的新闻头条中，也常常被详细讨论。

首先，是经常被提到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的问题。人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说，你看吧？有哪个政府在这种债务水平上还能可持续地、健康地走下去呢？我想，这里有几件事需要说明。第一，如果中国政府无视这一问题，我会十分担心。但是我们能看到大量的有关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官方声明。第二，他们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显著的。第三，不像其他许多国家，中国地方政府并未举外债，基本都是国内债务。我认为，这就使中国地方债水平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无法与其他国家在拥有同等水平地方债务时所可能引发的问题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来看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实际上，从债务净值与GDP之比的角度看，它比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水平要低。因此，我再次重申，中国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上是有能力有所作为的。

其次是政府能否有效控制收入不平等与地区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过去35年中国各地收入增长的模式，首先被惠及的是沿海省份，其次是内陆省份，最后是西部省份。这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中国对国际经济体开放并进行国内经济改革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四大经济特区。当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启动开放政策的时候，习近平的父亲曾在经济特区项目中做出贡献。但此后，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从经济特区向中国的其他地区扩展。中国沿海开出了许多港口，之后，长江沿岸的内陆省份也是如此。

人们应该十分留心，比如，在这样的上下文里，“一带一路”的倡议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个人把它翻译成“泛大陆基础设施/投资议程”（Pan-Continental Infrastructural/Investment Agenda）。如果这里说的大陆是欧亚大陆，那么想想美国人在19世纪末叶建造泛大陆铁道时是怎么做的。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打算，把中国与整个欧亚相连。但是中国在做法上，并不是仅仅依靠中国历史上的海上门户，而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通往世界的门户。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前线门户是中国的西部和西南省份，那里是经济发展最慢的地区。因此，与“一带一路”实施的一个相关因素是，假以时日，这一泛大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会拉动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三，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主要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有人说，这太难、太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我和很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讨论过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问题。一些人做得有声有色，而另一些人有时会抱怨公平竞争的缺位。但是，我在此提出的论点很简单：如果新的中国增长模式要取得成功，首先，中国的私营企业必须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正在发生；其次，要以公平竞争为基础，使金融和能源资源能以与目前国有企业所享有的价格具可比性的价格、以更具竞争性的方式被获取。

这些改革正在发生。改革的速度未必像许多外国观察家所乐见的那样快。许多外国观察家希望看到各种国有企业的全盘私营化。但是，我想，事情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在发生，那就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会逐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发挥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如果我们来看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IT领域，我只要提到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而他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最后一点，有人认为在提供就业岗位方面，服务业不能与制造业相比，也无法取代制造业。我想这是极大地低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与电子商务这个全新领域有关的一切。你只要花30秒时间看看淘宝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是一个面向数以亿计顾客的大众商业革命，它在中国引爆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根据我所见的一些早前的预测数据，我们可以推论，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就业增长强度即将超过传统制造业。

因此，如果把当前关于GDP增速是6%、7%还是8%的争论放一放，看一看中国经济增长总模式中的这些关键的系统性因素，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对其中对其中的每一项挑战都有一系列的政策反应。如果我看不到任何政策反应，那么我会十分忧虑。如果他们只是想掩盖问题，我会非常担心。但他们并没有。他们会赢得每一项挑战吗？这很难说，但是我看到他们已经有了作战计划。因此，我得到的一个理性结论是，在上述的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和政策导向去应对那些支撑中国长期增长模式的因素。

发挥中美关系中的正能量来处理分歧

让我用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察来结束我的演讲。我前几周发表了有关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的报告，令我意外的是，迄今为止，这份报告在华盛顿得到的反响是积极的。令我同样意外的是，报告在北京和上海的反响也相当积极。但是，如果要保证未来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在此重申，我选择对未来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我的理由是：做一个悲观者是非常懒惰的表现。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为一种关系、一项事业或一个政府列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比较难的事情是罗列出那些积极的领域。显然，更难的事情是利用两国合作的积极领域内的能量去处理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因如此，我选择做一个不偏不倚的乐观派。在双边层面，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个双边投资协定，那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地区层面，围绕中国东海和南海存在的领土争端，两国有重大分歧。在全球层面，中美两国已开始就气候变化议题展开有力的合作。

我最后要说的是，如果中美两国政府有一个战略框架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并扩展彼此的合作领域，他们最终会发现，在21世纪，他们有协同一致的目的。这个协同一致的目的是什么？当前存在着许多威胁；对中国是威胁，对美国也是威胁。这些威胁正在变得比中美存在的任何分歧更值得担忧。我看到恐怖主义是对中国、美国以及一切文明社会的外部威胁；这是对秩序的威胁。我也看到其他领域，如已经提到的气候变化问题，它还衍生出粮食安全和水源安全的问题。我看到全球流行病的前景，过去十年我们已经遭遇过两次冲击，而最近我们刚经历了又一次严重疫情。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写下去：金融稳定和其它各种形式稳定面临的外部威胁。

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聚焦于那些可以联合我们而非分化我们的事情，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应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