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改变美国的大火：社会进步不能指望市场意识

【编者按】

1911年3月25日，清朝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五，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一家工厂，三角女式衬衫厂，发生了大火，夺去了146位工人的生命。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产事故之一。德莱尔认为，这场大火改变了美国。

这场大火怎样改变了美国？我们在一百多年后讨论这场大火，有什么现实意义？2015年6月1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六部书坊、雅理工作室协办的“法意—雅理读书会”邀请潘毅、吕途、叶明欣作为嘉宾，探讨了一本关于这场大火的记者作品：《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澎湃新闻授权发表该研讨会的全文实录，共分两篇，本篇为第二篇。

吕途（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感谢读书会的组织者，还有在座各位，我非常喜欢今天活动的氛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拿到《兴邦之难》这本译作后，花了2天时间，认真读完了全书。这本书，通俗易懂，故事性强，细节之处如临其境，涉及了围绕事件的多个人物并且随着时间顺序和事件发展在书的前后产生呼应，展开了对多个领域问题进行讨论的事件平台：法律、黑帮、政客、移民问题、工人运动、女权运动等。我受益匪浅。我以下从四个角度给大家分享我的理解。

什么是法律？

首先，什么是法律？我是一个“法盲”，法律研究的外行，在我看来，法律是统治机器如何合法地进行政治统治和财产分配的工具，也是民众通过斗争使得道德底线被统治机器所采纳的途径之一。

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工厂大火，以及之前和之后发生的多起大火导致很多工人死亡，往往是因为工厂主为了防止工人盗窃和外出而封锁了逃生通道。1911年12月4日，在审判三角工厂老板哈里斯和布兰克的法庭上，在控方律师的逼问下，哈里斯交待：“在火灾之前1年内，工人偷窃的衣服的总价值不超过25美元！”，而上百名女工就因为那扇防止工人偷窃衣服的门锁上了而无法逃生被活活烧死。但是，法庭最后判两名被告无罪，因为无法证明：被告在起火的那个时刻知道那扇门是锁着的。害死146条生命的罪犯就在法律的游戏下被无罪释放了。

1911年 6月，纽约州政府成立了一个“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4年中，委员会的成员们亲自考察了无数工厂和贫民住房，向纽约州政府提交一份份报告，根据委员会的建议，至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法律，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迫使资方加强工厂的安全。1913年，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成为纽约州的法律。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全国劳工关系法”，从法律上保障了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的权利。

回到中国来讲，我们国家有将近3亿的打工者。这3亿的打工者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群体，是建筑工人，潘毅老师对这方面有特别多的实地研究。这些建筑工人之中几乎没有人有劳动合同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群体，就是大约两千万的家政工群体。他们是不被劳动合同法覆盖的。为了写我的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我也去过工厂，很短暂的做过流水线的女工。当时在派遣公司，让我们签劳动合同，那就是一个玩笑，在那个场合，签合同的过程中，你没有时间看条款，合同签完后就被拿走。我们有一个统计说我们全国多少人有劳动合同，那个数字就是一个玩笑。

所以，法律在哪儿呢？法律不能保护普通人的话，那法律在哪儿呢？特别像刚才也讲到的，如果说真的走了法律程序，工人是承担不起时间和金钱代价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律，谁的法律，为了什么的法律，这可能是思考和研究法律时非常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法治还不发达，我们最终会像美国和欧洲一样。但是美国和欧洲就很好吗？如果大家看过美国在2012年的一个纪录片《食品公司》，美国向墨西哥倾销玉米，导致墨西哥农业破产，大批墨西哥非法移民成为美国的廉价劳工，美国靠着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来维持着很多产业，而“非法”成为一个技术性手段来保证他们可以被合法剥夺，所以什么叫“非法”啊？2012年在德国访问时，我遇到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没有人是非法的”，他们专门去偷渡者到达的港口去解救那些刚刚抵达的外国偷渡者，在这家机构眼里，这些偷渡者被毁灭的家园是欧洲和美国等列强犯罪导致，这些人不仅不是非法的，而且是受害者。所以现在很多进步的欧洲人士都不想叫他们非法移民，而叫他们无证移民，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在里面吧。

政治与正义

这本书用精彩的细节和史实描述了坦慕尼社这个黑帮组织如何通过“帮助”穷人，进而拉选票，进而操作政治，进而“合法”和“不合法”地牟取金钱。这个过程直接促成了三角工厂大火可以被立案侦查和审判，直接促成了之后“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之后的立法。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个事情？

我的直接感受是：政治和正义是如此地纠结不清。坦慕尼社之所以会帮助穷人，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赋予了每个公民投票权，但是在坦慕尼社操纵下的胜出者却是代表着黑帮利益和政治现金者／有钱人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选民还是有权在下一轮投票中进行投票，所以，黑帮和政客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把握民意和维持底线。制衣厂女工的斗争在1911年3月三角工厂大火开始之前就开始了，并在1909年11月的大罢工中达到了高潮。这些工人运动给黑帮和政客一次次重新划出了底线。在1911年3月之前，也经常发生各种生产事故和火灾，一项统计显示，那个年代，每天都有上百名美国工人死于工作中，但是，都没有促成什么改变，而三角工厂大火，在制衣厂女工长期抗争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女权运动的发展，终于促成了政治格局的改变和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制订。

 

而无论政治和正义如何纠结，最后决定底线的是正义，因此，对正义的坚持是决定社会现状的基础和产生斗争力量的前提。

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社会在正义面前并不总是进步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倒退的。但是，正义不死，只不过，有些事情要靠一个人用一生去争取，甚至要靠几辈人的努力。比如，美国最黑暗的历史过程，就是黑奴的历史。为什么会有奴隶制，当然很复杂了。要我这个普通人想的话，可能就是欧洲一个普通的家庭，他尝到了糖的甜，他要买糖，而这个糖可以给资本带来很大的收益。为了生产糖，在美洲就开发甘蔗的生产基地。因为白人占领美洲，把当地的很多印第安人都屠杀了，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他们缺少劳动力。他们认为非洲人很健壮，然后把非洲人像野兽一样抓来，运到美洲。在种植园里生产甘蔗，最后只是为了普通的荷兰家庭，为了普通的家庭有糖吃。可能今天我们拿着这个手机，我们已经不注意谁去生产它了，生产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一个荷兰家庭吃这个糖觉得很甜，他为什么要去关心甘蔗种植者呢？这就让我们去反思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真正的进步。

纽约给移民了什么？

三角工厂有员工近300名，其中60％是东欧犹太移民，其余是意大利裔移民。从188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200多万犹太人逃离东欧，而1／3来到了美国，犹太人逃离家乡是因为当时俄国等地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在1911年之前的30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有360万，其中5／6来自农村，意大利移民很多都是为了逃离人为导致的自然灾害，大面积林地私有化以后，导致森林砍伐，进而导致水土流失，进而导致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崩溃，进而导致大批农民的逃离和移民。

也就是说，与非洲黑人来到美国不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虽然是被迫逃离，但是却是主动选择了美国和纽约。这里不仅让这些逃难的移民生存下来，而且带给这些移民某种诱惑、甚至希望。来到纽约的移民，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工作条件非常差，每天要工作9到16个小时，但同时伴随着焦躁和兴奋：

可能的成功：一些“老”移民自己开店、甚至开工厂做了老板；还有人加入了坦慕尼社成为黑帮成员、甚至被扶持而光勉堂皇地进入政界，阿尔·史密斯就是由坦慕尼社培植起来，并在1924年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最后在竞选中败给了胡佛总统。当然这样的“成功”永远只属于少数人，而且大都是少数不择手段的人。

女性走出家庭：在纽约，移民女性们由于承担了养家糊口的任务，进而成为了劳动力大军的一员，虽然不得不承担家务和挣钱的双重负担，但是也因此有了社交和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机会。1910年，在美国的工作女性达到500万人以上，而当时的美国人口才不过9000万。

社区服务：在移民聚居区也建立有教育机构，有给孩子们开设的晨校和给成人开的夜校，并且提供法律援助和妇女救助，还有戏剧演出。

诡异的文化娱乐：当时有一个歌舞剧《雪莉夫人》非常流行，其中有一段传唱一时的歌曲，书中描写火灾现场炼狱般的30分钟时，描绘了一个戏剧性的细节，当时一个不知灾难即将降临的女工在更衣室还在哼唱这首歌：

每一个瞬间都别有深意。

每一个念头都瞒不过眼睛。

每一场动人心弦的爱，

必会流露出所有的甜蜜，

一颦一笑间有万种风情。

我对美国的了解很有限，还是回到中国。农民在农村呆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到城里来？你如果这样说话就太无知了，这个逻辑根本讲不通，不能是这样的逻辑。我们每个人，一顿不吃饿得慌，几顿不吃就营养不良。我们不能没有粮食，而这些粮食是谁生产的，如果你连谁生产粮食都不关心，谁生产手机都不关心，那当然，如果你说，这些人活该愿意来，那我就能理解了。

潘老师讲到了工人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的联系，我还是想简单说一句。中国过去的打工妹打了二十多年的工，从打工妹变成了打工妈妈，二十多年前，她们是打工妹，以为打工几年，结婚，然后回老家。但是，一打工，在城市暂住一年，暂住了二十年，还是被认为是暂住，她们已经成为妈妈，成为大妈了，由于社会不认可，她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些女孩子，这些妇女，由于这种所谓的自由劳动力的市场，她们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她们被认为好像是进入了所谓自由劳动力的市场。但是我们这些女性到底是比过去更好了，还是更糟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能她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身份转变，从过去必须依附家族，依附家庭，依附丈夫，依附土地，到今天她可以成为所谓的自由劳动力，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没有什么结论，我希望大家一起反思的是，我们被所谓的自由所迷惑，最后自由的失去了方向，没有了根，这样我们就没有了未来。

灾难在继续

1911年，距今过去了100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东西的本质没有变。

歧视和奴役在继续。在美国，虽然奴隶制在1865年就废除了，但是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仍旧以合法的形式在剥夺黑人的权力。根据2009年美国司法部的统计 ，美国非洲裔人口占总人口的12%-13%，但是，40％的男性在押罪犯（大概210万，大概占世界在押罪犯的25％）是非洲裔。

大火在继续。尽管现在美国工作场合的致命危险已经降低到1911年时的1／30，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工厂已经搬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1993年5月10日，位于泰国那坤巴统省的开达（Kader）玩具工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188名工人丧生、469人受伤。1993年11月19日，中国广东省深训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死亡84人，伤40人。2014年8月2日， 中国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粉尘爆炸，71人死亡，186人受伤。

剥夺在继续。世界在变化，但是，自从世界上出现了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夺就没有停止，变化的只是剥夺的形式。资本主义是阶级社会的现代形式，其剥夺的形式过去主要通过战争和奴役进行直接的抢夺和剥夺；现在战争仍然发生，但是规模和频率大大降低，而且战争的借口发生了变化；现在，剥夺的形式主要通过雇佣劳动和金融手段来实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地实现。

2011年7月，我在纽约访谈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工伊丽莎，她恶劣的生存现状让我瞠目结舌，她由于还不起大学的助学贷款而不得不从芝加哥艺术学院辍学，本想打工挣钱还钱然后继续学业，为此她做过服装店店员、餐厅服务员和家政工，结果发现收入不仅无法还债，甚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经常因为收入太低和失业而不得不去领取一个月不到200美元的政府救济。我开始以为像伊丽莎这样需要领取救济的人是少数，后来上网一查，据统计 ，2012年12月，全美领取食品券（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的人数达到4780万，占美国人口的15％。也就是说，至少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济生存。而救济人口平均每个月得到的救济数额是133美元。

读完了这本书，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地方。合上书，想起书里一个个生动的人物，让我最感动的是女工和工人运动领袖克拉拉·莱姆利奇，由于组织女工抗争，她险些被厂主雇佣的打手打死，劫后余生，她继续参加战斗，并成功参与组织了1909年美国纽约制衣业女工的2万到4万人的大罢工。像她这样的女工是希望所在，她和她这样的工人让正义不死。

叶明欣（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这本书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去了解20世纪初期美国的劳工状况。我们现在一有一些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热点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去比较，你看现在美国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20世纪初的美国可能跟中国现在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去了解这样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以及更好地思考向何处去。

比如说，可能很多同学会第一次看到，美国也经历过如此严重贪腐的历史。比如说，大火为什么锁门呢，可能都是为了防止工人偷东西，而中国工厂现在锁门还有一个新的理由，是防止工人上厕所。中国最近几年有两场比较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也是火灾。2013年在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有121位工人死亡。这个企业为什么要锁门呢？据受害者家属反映，原因是怕员工老上厕所，耽误生产。从简单地保护财产到限制如厕，这种对比甚至是倒退也让我们有一些思考。

这本书涉及的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在事故预防方面发挥着良好的屏障作用，因为事故越多，保费越高，用经济杠杆来调整。但纽约三角工厂大火展现出来的保险公司制度的失败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反思当下的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也是类似的设计，但是为什么没有很好地起到工伤预防的作用呢？包括我们处理的一些工伤案件，企业主是缴纳了工伤保险的。他们只承担很少很少的保险费用（平均是大家工资的1%），但是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工伤，赔偿数额，包括医疗费等，是很高的。尤其是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这个保险赔付费用会更高。就工伤赔付在企业和工伤保险基金之间的分配来说，越是严重的工伤，企业的负担越小。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工伤保险基金是否应该去调查一下企业主存在什么过错？需不需要向企业去追偿这个赔付的费用？……像美国这样一段历史对我们现在劳工法制的建设，有很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我在公益法律机构工作，主要是从事职业安全与健康这方面的法律援助和倡导工作，所以，这本书给我更多的启示是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而是更需要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会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当下影响。一个启示是，工会是贯穿这个运动过程的最主要角色，工人权利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依靠工会来实现。像刚刚潘老师说的，虽然有其他阶层的支持，但最后还是要靠工会、工人运动来主导，无论是通过罢工来展示力量，或者通过持续性的行动来争取，从而获得也许不是最终的、但至少也是阶段性的成果和胜利。

对于工人组织，或者工人权利的保护机制，目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可能认为工人的权利问题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

比如说，某个工厂安全生产预防的措施非常的薄弱，工作环境非常危险，这时工人自然会提高工资要求，增加工厂主的工资成本，工厂主就会有动力去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这种说法在这本书的火灾故事面前也是不攻自破的。因为工人受制于他的知识背景、社会经历，信息和工厂主并不对等，同时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个体和工厂主形成平等的谈判。例如我们代理过的一个苹果代工厂的工人的职业病案子，在我们跟工人的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他们这个代工厂负责制作屏幕，工艺中有一道擦拭屏幕的工序。擦拭一开始都是用酒精，但产品良率非常低，可能只有60%，后来这个工序改成了一种化学物品，叫正己烷，这是一种有毒的物品，其使用需要配备很好的通风环境和个人的防护措施。但是有工人告诉我们说，瓶子上面是用英文写的，有的瓶子上面则根本没有标签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学材料。最后是工厂里的许多工人都发生了神经麻木开始恐慌的时候，才倒推回来发现是工厂的这样一种化学药品导致的。所以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预防工作上，我们可能不能指望通过工人自己的意识和市场机制的途径来解决。

可能也有人说，工厂主如果没有缴工伤保险，工人发生了事故，工厂主的赔偿会很高，这时可以倒逼工厂主去注重提升工人的生产安全条件。但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难的。吕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种方法的难度。我们的工人在维权争取赔偿的时候，法律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猜一猜，假如你去一个工厂做工人，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生了机器事故，手指发生了损伤，这个时候你既没有跟老板签劳动工作合同，工友也不愿出来为你作证，从受伤到最后赔偿，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就是每个法律程序都正常地走完，你觉得大概会是多长的时间？你觉得应该多长时间获得赔偿是在你的合理预期内的？有同学说“两个月”。但基本上如果企业主不配合你的话，你是不可能在两个月内拿到赔偿的。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劳动关系，这个就可能要经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三个程序，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个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涉及到如果企业主不服的话，还会引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诉讼的一审、二审，即使板上钉钉了，你就是在这个工厂受的工伤，然后你的伤残等级也出来了，但你还要去走一个工伤赔偿待遇的法律程序，一般包括劳动仲裁、一审和二审。所以一般没有两年是很难拿到工伤赔偿的，这个也是我们调研得出的平均数，两年多才能拿到，而且很多人还最终拿不到，比如执行不到财产等。所以，完全依照这种市场的手段是很难实现工人权利保护的。

还有一种对工人权利保护的看法呢，是说可以依赖于政府监管。那么这本书中也有很有意思的参照。当然这本书可能侧重于厂房的消防设施，大家会发现大火之后政府部门都会站出来评论，但真正涉及到责任问题大家可能都会推诿。消防部门可能会说，我之前去检查过，消防设施是有问题，但我之前跟他们说过，但他们就是不改。确实是，政府监管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安监部门一方面是人手不足，技术不足，另一方面，在地方GDP等因素的压力下，在这方面也不可能用非常强有力的手段来进行威慑。即使大家现在谈论美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监管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尽如人意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回归到工人组织，回归到在工厂有切身利益的工人，包括工会组织、工人代表来发挥这样一个作用，切实推动工人生产环境的改善。

第二个我觉得有启发的是，立法的过程有非常多的力量在博弈。这些力量除了一些固有的我们无法改变的，比如本来的这种政治生态或者政治格局，而有一些是我们NGO组织包括同学们可以参考的。包括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来影响立法、通过媒体参与来推动一些改革。中国现在很多立法在出台之前都会先公布草案来征求意见，例如发布在中国人大网上。大家都可以直接去提交你们的建议的。一方面很多人说我们没有途径去发声，我们的声音很微弱，没有人听，但要先问问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做这样一个立法的参与。我觉得珀金斯这样一个年轻女性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她可能在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特别举足轻重的人，包括其他的很多工人代表，但是最后他们的积极参与对劳工保护立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还要借助各个方面的力量，不光是工人，还有女权等方面的力量。珀金斯其实是受到消费者协会支持来参与一些立法工作的。所以很多的不同的NGO、不同的社会力量可以共同来推动一些工人立法、工人状况的完善。包括在座的读者，其实大家都是消费者，如果你很关心苹果手机背后的劳动者的工作状况，那么消费者联名写的信其实是比劳工机构联名写的信更有分量的。其实消费者和劳工的权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原来在美国纽约一家专门为餐厅工人维权的公益机构实习，他们发布的调研报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包括他们做的相关分析，就是工人的劳动条件越差的餐馆，他们的卫生状况也越差。这样就可能引起消费者的重视，推动工人的保护并不是跟他们毫不相关的。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食品安全和其他消费安全，那么反过来说，要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呢，其实就必须去关心你的上游。比如说，我咨询的一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很知名的电灯厂，他们有一个苯中毒的工人。我刚好碰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她说她的台灯味道特别大，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问她台灯是什么牌子，她告诉我之后，我告诉她生产这个牌子的电灯的工人有苯中毒的，她马上就把这个台灯给扔掉了。如果这条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健康得不到保护，那么消费者也是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命运的。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买好一点的东西就没有关系了，贵一点可能就有保障，这可不一定。可能大家都知道，像一些名牌车，比如说奔驰什么的，都出现过汽车内饰污染超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光是在讨论劳工问题，大家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关心劳动问题，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我可能最后有一点跑题，但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考虑更多的与自己生活和切身行动有关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