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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全集出版:增补近百万字

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2015-07-11 09: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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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蒙文通全集》近日由巴蜀书社出版。此前,巴蜀书社已经出版有《蒙文通文集》(蒙默整理,2001年出齐全六册),《文集》收录了蒙先生的主要著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尚有不少遗漏。

蒙先生的次子蒙默教授,数十年来一直以搜集、整理、研究蒙先生著作为己任。在巴蜀书社的邀请下,蒙默教授以耄耋之年,在原《文集》的基础上重编《全集》。此次整理出版的《全集》不仅比《文集》增加了近百万字,而且重新编排,更能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目前最全、最系统、最规范的蒙文通著作汇编。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蒙文通先生,1956年摄于成都

蒙默先生为全集撰写的前言(节选)

先生自1937年返川以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诸书,治史亦颇重社会经济,《周代之商业》、《秦之社会》、《汉代之经济政策》,皆作于40年代,而《对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北宋变法论稿》、《从北宋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则作于50年代。

先生尝言,治史且近十年,始悟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又常以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言为喻,谓无千百年不变之社会,亦无千百年不变之历史,社会历史之转变关键处正读史之观澜处也。故先生治史重在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而又必于观变中求其知来之智慧及儒学义理之体现。故先生论中国史学史言:“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诚以析理精莹,则论列足采,视天梦梦,则去取斯昏。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思想廓落”,先生书中他处又作“思想解放”,其义一也。盖思想解放则能突破传统观念之束缚,于是百家兴起而哲理学盛,而史学以盛。

先生又言:“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盖史必资于哲乃可明其导致废兴成败之理故,而哲亦必资于史乃能生其引领变易发展之几微,故史学与哲学相资并进而不穷,同其盛衰而无极。有学者谓此说“至今仍有生命力”。先生之撰《古地甄微》也,有《由〈禹贡〉至〈职方〉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古长江中下游之水道与交通》、《国史上黄河之初次改道》、《鸿沟通塞考》诸篇,亦重在揭其古今之变,是先生学虽多方,而明变之旨则一也。

《北宋变法论稿》手稿

作为历史学家,为维护中华民族之崇高利益,先生在“十年浩劫”初极艰难环境中,含辛茹苦尽四年之力撰成学林高度评价之《越史丛考》,予国际上觊觎祖国领土之奇谈怪论以有力驳斥。1968年5月,初稿甫竣,尚未及修改定稿,再阅月而先生竟含恨辞世矣,享年七十又四。遗稿总二百数十万言,已刊者甫半。默自1981年至2001年整理编辑为《文集》六卷:《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由巴蜀书社先后出版,前后历时二十年。

现巴蜀书社又约编印《全集》,默又再经三易寒暑,搜集整理前所未录者,略增近百万言,编为九卷,以略显先生之学术体系。仍勒为六册:第一册《儒学甄微》,第二册《诸子甄微》、《史学甄微》,第三册《古史甄微》、《古礼甄微》,第四册《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第五册《道教甄微》,第六册《甄微别集》。

先生之学虽有多方,然皆归本于儒,先生言:“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故先生所究以内圣外王之事为多。后期虽以史作为多,然20世纪40年代犹有《儒学五论》之集结,50年代末于再次受批判后犹有《孔子和今文学》之作,在晚年犹数以未能写出论陈乾初之学为憾,诚可谓儒学实为先生之终极关怀。故学林或称先生为“通儒一辈”,或称先生之学术为“批判儒学”。故兹集之编以先生躬自选编之《儒学五论》为首,盖以为先生学术之绪论也。经学者,固儒术之以外王为主者,且先生之学自经学入,故以《经学抉原》次之。性理之学为儒学内圣之宗,虽先生晚岁之说未克竟成,然所遗《理学札记》二束及书翰三通,亦足以窥先生眇恉,故以为《儒学甄微》之末卷。

周秦诸子为国史最灿烂之思想文化,而汉代经学又此灿烂文化之结晶,先生于此颇多独特之见,因以《诸子甄微》继儒学之后。先生又言:儒以六经为归依,六经皆古史也。盖推本历史经验,以为应世之良规,二千余年之文明史,斯皆儒学所铸成,故先生之学实以儒史相资为根本。

儒固资乎史,而史亦资于儒,儒史相资以并进,其发展乃不可纪极。然学则有兴有衰,而义亦有显有晦,此数千年国家所以或治或乱,或盛或衰也。故治史不仅应考其事之变,尤当究其变之义(或称史识),此史学之所以为史学也。故先生于前世史学独称南宋浙东史学最为卓绝,盖浙东之学集义理、经制、事功于一体,不仅最足以见古今之变化,而尤能洞察发展之几微,此与先生儒史相资之义最合。而先生所作《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遂与世大殊,故以兹编为《史学甄微》之首篇,盖以明其宗也。

次以《古史甄微》,并及历代社会、经济、政治诸篇,以明国史之源流。先生又言:不通制度,不能得历世相承嬗变之迹,不足以言史。且又尝有作《古礼甄微》之议,故集论制度诸篇以为《古礼甄微》,承遗志也。

《巴蜀史的问题》修改手迹

又先生治史,肇始遽明我中华自古即为多民族实体,嗣先生所论古族之事亦伙,因集为《古族甄微》,以明一体格局之形成。地理环境为人类活动之重要物质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四方差异既大,古今变易亦多,若不明此而以今衡古,其失必多。先生作《古地甄微》,多具洞见,故并集有关文论附之。

汉晋之际,佛教东来,而道教亦兴,三教既相博弈,又互为补充,并为祖国传统文化之主流,先生皆尝用力,颇多胜解。因以《道教甄微》次诸卷之后。此先生论学之荦荦大端可以分别部居者。

其他或琐语杂记,或短笺遗文,或笔削剩稿,或应世答问,虽不免散漫无归,然亦不乏可供披沙之资者,都以为《甄微别集》以为本编之余论。如此分类整理,其目的乃为读者方便,然是否实能方便读者,尚祈读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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