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

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把人才吸纳进体制

今年秋天，哈佛大学政府系将迎来第一位在此任教的中国人：王裕华。他在北大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之后留学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任教四年。

政见网站上周发布了对王裕华的专访，话题涉及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国家能力等学界内外人士共同关心的领域。

王裕华半年前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讨论“中国法治的兴起”这一主题。书中提出，法治在中国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推动有关。这一理论认为，只要你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也就是说你在当地的经济上有一定的发言权，你跟政府的关系没有你的竞争对手强，只要是这样的企业家，你就有动力去推动法治的发展。按此逻辑，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企，比如说现在中国很多的创业企业，只要发现你的竞争对手的政治关系比你要强，而你自己又有一些经济资源的话，就有动机去推进法治的发展，因为你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得益。

这种观点和王裕华的这一观察有所关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处理商业领域、经济领域的纠纷时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有可预见性。而大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批评，更多是集中在其他领域，比如说行政纠纷。

所以他提出了一种核心的说法：partial rule of law，“部分法治”，即所谓法治也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有不同的意思，需要做一个区分。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如果是商业领域的话，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咱们所想象的那种法治的状态”。

至于中国的法治进程，王裕华认为从短期看，其发展不是线性的，不可能一直从低到高，肯定是有高有低；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在上升的过程。他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法治国家”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国策被提出，以及要有巡回法院、要降低基层政府对法院的控制、包括在财政上把它统一到省一级来管理等具体措施持积极评价。

但他对此也有所担心，比如当代很多不公平的来源，包括污染、垄断，其实都是央企造成的，并非地方小企业造成的。那么，把法院体制的控制权上升之后，是不是提高了央企对法院体制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是法治的一种倒退，因为央企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原来可能控制不住小的法院，因为地方法院是被地方政府控制的，但是现在它们被更高一级的政府控制，那么就更容易被这些大的企业所影响。

王裕华的另一研究重点聚焦“国家能力”。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人们对其国家能力的关注：这一强力从何而来？王裕华认为Charles Tilly颇具影响力的“战争促使了国家的形成，也促进了国家能力的建设”这一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情况。

王裕华的思路是：谁去供给国家能力？是人。国家能力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工作的这些人的能力。中国的政治体制几千年来总体是大一统的体制，而且在各个古文明中，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成功地把社会中的不同力量吸纳到体制中。

“从古代的科举，到‘三个代表’——当大量的人才流入到私营体制中的时候，怎样让他们进入体制内？可以允许和鼓励他们入党，可以让他们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都是中国古代到现在一以贯之的策略。整个统战都是这个道理，只要你是人才，只要你有能力，我都通过一些方式把你吸引到这个体制之内，让你为这个体制服务。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王裕华同时还强调，国家能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非天然是一种特别好的国家特质。他并不认同这一理解：国家能力强的地方，就能更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秩序，更容易产生和平。因为国家能力其实是一个工具，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谁去用它。如果是好人去用它的话，那就是做好事，如果是坏人用一个强的工具，他会把坏事做得更坏。

所谓“古今之争”，基本都是中国的一拨今人和中国的另一拨今人之间的争论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翟振明的《“诉诸传统”何以毁坏学术传统——兼评刘小枫、秋风等的学术伦理》一文，近期流传颇广。此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矛头直指中国学界一系列抢夺话语权的论战中最具规模的一波：以“弘扬传统、复兴古典”的名义日益败坏在中国刚有起色的学术传统。

在翟振明看来，这一“诉诸传统”的谬误在学界产生了各个变种：诸如以经学或学术史代替或排斥原创学术，以文化比较代替学术命题的论证，以身份认同政治代替价值理性对合理规范的辩护，以文人情怀的抒发代替人文精神的弘扬，等等。

他归纳这一现象风行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四项：

一是古风崇拜。“古典”与“经典”概念在学术领域中被有意无意混用，可能导致在学术领域推崇古典、扩大古典研究的比重的同时，在价值上独断判决古代经典优于现当代的经典，形成“复古优越论”，从而令深陷其中的学人丧失应有的学术理性和开拓精神。翟振明尤其批评了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进入中国时，所表现出的“空谈心性”主张，是典型的以“诉诸情感”来代替说理论证——这往往用在社会动员的场合，希望以“共情、煽情”调动某一部分共同体的情绪，以服务于某种特定目标。但是，不管该特定目标是否具有正当性，这种现象一定与学术的目标不相干。

二是归因情绪化：将古人生活方式浪漫化。学界中存在那些认定当代一定是世风日下、礼崩乐坏、道德败坏的声音，结合对西方“反思启蒙”等后现代思潮的附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出“诉诸传统”这一药方，理由不外乎“老的就是好的”或“古的就是美的”。

在翟振明看来，无论是以秋风等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派，还是以刘小枫等为代表的“传统资源”派，都是要把他们偏好的古代思想派系当作政治制度设计的全部或部分的信念基础。但他们推崇的理念体系根本就未经过学理上的论证从而不具备普适性。“考察过文明史的人不难了解，对传统、对古代生活的怀旧并赋予某种浪漫情调，往往作为一种艺术上的审美情结而存在，如果作为建构当代社会生活的真真切切的价值主张，将是不得要领、甚至相当危险的。”

第三，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借古喻今。翟振明表示，他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关切现实政治，而是重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应当首先以学术的内在逻辑和学术的内在进路来追求真确性。需要警惕的是：先有来自现实政治的工具性需要或参与政治的愿望，再把学术扭曲了来迎合现实政治的工具性要求。更有甚者，会故意曲解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只是为了塞进私货借以传播自己的偏好、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时还以什么“微言大义”或“政治智慧”为托词来美化自己的行为。

第四，出于何谓“主体性”的认同焦虑。这是一种比较隐晦的在价值判断上的“诉诸传统”。作者举例，一方面有人生硬地嫁接西方后现代理论（比如汪晖），另一方面则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所谓“文化主体性”的呼吁，标志性的事件则是大学不顾条件限制建立“国学院”，使得沸沸扬扬的“国学热”在大学机构设置中有了实质性的载体。

翟振明理解这种“主体性”诉求背后隐含的：我们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确立独立的研究方向，而不是只满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引介、吸收或反抗。“这种诉求，本来就是任何一流学术活动的任务，要得到实现，那就要在学术探求中面对实事本身，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各种学术史的研究”，从而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基于上述分析，翟振明指出，一般的尊重传统恰是学人的基本义务。但我们无须刻意去“弘扬”或“继承”历史传统，因为无论如何，传统都会被保留下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既然选择以与传统不同的价值观为生活的基础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论证如果未出生的后人选择了某种与传统诀别的生活方式，为何那就是灾难而不是福音。

但刘小枫、甘阳、秋风等人经常强调的所谓“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这些争论，最后基本都是中国的一拨今人和中国的另一拨今人之间的争论。也许，甚至连争论都不是，只是争夺话语权的阵地战。学术论争的有效性显然不会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于是，尽管“诉诸传统”是完全无效的学术推理并且持续下去可能败坏学术传统，但只要好用，能够引起很多人的附和，他们也许还是会乐此不疲地继续把玩下去的。要紧的是，有志于从事学术探索的学界新人，不要被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