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致辞：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各位师弟师妹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见证这个你们从法律学子走向法律职业者的重大时刻。

这是学业有成的时刻，也是离别的时刻。从你们的眼神里，我看得出那种依依不舍。

人们不总说嘛，人生中最铁的情谊有四种，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下过乡，和另外一种。同窗三年，你们从陌生人变成了一家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这将成为你们一生的回忆。

在这场典礼结束之后，把这身硕士服脱下来，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穿上职业装，奔赴工作岗位。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成为法官、成为检察官，成为律师，成为公司法务，成为公务员。无论成为何种职业，你们都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祝福送给对方。

作为一个离开法学院已经21年的“老人”，我为看到这样惺惺相惜、相亲相爱的场景而感到高兴。但也不得不提醒你们，要珍惜这样的时光。不仅因为你们即将分开，难得再聚，更因为你们即将要加入的法律职业群体，它们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一团和气。

有一些同学会成为法官。可能一进法院就会有老法官过来对你说，律师很坏，蓄意炒作，为赚取眼球故意抹黑法官，甚至煽动舆论，影响法院公正裁决。

有一些同学会成为律师。同行之间聊天，有些人会愤愤不平地抱怨：法官不公正，在庭上玩手机、打瞌睡，粗暴打断律师陈述，恶语相向；在庭下讲关系、讲人情但不讲法律，枉法裁判，判决不公。

这样的割裂并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从重庆的李庄案，到广西北海案、贵州小河案，律师中有一些人成了“死磕派”。法官打律师、法警把律师扔出法院；律师在法院门口绝食、律师拉横幅向法院抗议、公诉人当庭抓走律师……种种真真假假的乱象在媒体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心目中更为生动的“法治现实”。

你们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就发生在从同一个法学院走出来的同学之间，甚至师生之间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些同学可能在知乎上已经看过。

2009年底，重庆的法院开庭审理亿万富豪黎强涉黑案，给他辩护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赵长青，老爷子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泰斗，十分牛气。

对面的公诉人发言，说根据我国刑法某一条之规定，应该如何。老爷子打断他说：“你别说了，这个法条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你们到底记不记得我课上跟你们怎么说的？这个法条是我起草的，我来跟你们说说这个法条是什么意思……”

这属于比较温和的对抗。许多更为极端的对抗和死磕，也都发生在校友、院友甚至同班师生之间。如果你们把这些事讲给身边不是学法律的亲人朋友听，他们可能会觉得好笑。没有几个人会仔细分辨这究竟是律师的错还是法官的错，他们只会说：“你们这帮搞法律的人又闹起来了”,或者跟你开玩笑说：“贵圈真乱”。

为什么从同一个法学院走出来、接受同样教育的法律人，在从事不同的法律职业后会走向隔阂，甚至互相打压，彼此埋怨，兵戈相见？说好的有共同知识、共同语言、共同思维、共同气质、共同理想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呢？

有人可能会说，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本身就是针锋相对、相互制衡的，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事实并非如此。制衡的结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本身复杂而模糊。很多时候，法律的适用并非一目了然，只有在优质的争辩中，法律的真义才会愈辩愈明。但法庭上的对抗并不代表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恶性对立。相反，优质的法庭对抗恰恰依托于一个有共同法律素养、互相协作、互相尊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这里可以举一个大洋彼岸的例子。我们常常羡慕他们的法院获得的尊荣，而在彼国，律师在法庭上和法官对话，句句不离“法官大人”；法官想在法庭上批评律师，他不会大声喝止律师，而是把双方的律师叫到自己跟前，小声提醒律师要注意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星期刚刚裁定的同性婚姻合法案，以及去年底十分热闹的弗格森案，都曾让他们的司法机关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即便民意汹涌，在判决最终下来之前，法官和律师们都把自己的意思限制在法庭上理性表达，而没有到公共舆论上去互相指责。

一个健康的法律职业群体关系，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彼此默契和信任基础之上的。如此才能让公众保持对法庭、对法律的信任。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12月10日。对你们来说，这一天可能平淡无奇。但中国的大多数法官和律师都会记得这天。这天下午，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逝世。他是一位法官，但在他去世之后，最先在朋友圈刷屏纪念他的，有很多都是律师。

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尊敬，是因为他真正尊重律师，并且致力于通过制度的改进把这种尊敬落到实处。他率先在上海长宁法院推行《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并且一步步推动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上线，免去律师为了立案来回奔波的辛苦。

他甚至设想出了一幅“未来法院”的蓝图。随着法院信息化水平和公开程度的提高，法院将不仅仅是法官的地盘领地，而是由包含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内的所有法律人共同运作和管理的法律服务平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这样的“共治法院”越来越成为可能。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降低了各个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沟通门槛。“无边界”、“透明”、“开放”的互联网精神，将深度影响这个人群，消弭群体之间原本无处不在的鸿沟和偏见。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深有体会。这一周，北京高院法官、吉林高院副院长带队的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天同律师事务所。对互联网将给法律行业带来的改变，他们充满了兴趣，而这也让他们得以放弃群体之见，坦然地来和律师这个群体交流，这释放出的是增加两个群体之间互信的强烈信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窗同门，从这个地方出发，奔赴的是中国法治这驾巨型机器上的不同岗位，扮演流水线上的不同角色，但共同的目的是推动这驾机器不断前进，正义不断实现。这正是我们来到这个法学院最初的梦想，也是我们将要去向的未来。

如果这样一个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得以实现，即便从这个法学院走出去的人四散天涯，我们也可以说：

看，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本文是天同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蒋勇2015年7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