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国画家：吴昌硕弟子挥毫歌颂“总路线”

王个簃（1897—1988），江苏海门人，当代知名国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第一副院长。他善绘各式花卉，也长于写诗和篆刻，是吴昌硕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期间，王个簃的表现可谓相当抢眼。现在重新“晾晒”这段历史，可以为理解艺术家在政治运动中的个人境遇、创作理念上的变换，乃至思索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多少提供一些参照。

和吴昌硕的师生情缘

王个簃的祖父王月阶是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父亲王少阶原是个教书先生，在他刚满五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王个簃的祖父和父亲虽然都不会画画，但却喜欢画，家里曾挂有不少乡中名人雅士的书画。比如王个簃一直保存着乡里赵菊泉老先生写给其祖父的一副对联：同天地和是为化宇；得山水乐可以长年。

虽然从小不乏艺术熏陶，但王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王个簃自由自在地学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念书，继承祖业。所以在少年时代，王个簃凭着兴趣，开始自己学画画、作诗和刻印。在南通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因没钱再上大学，王个簃走上了父亲曾走过的路，当了一位教书先生，曾先后在南通城北小学和母校任教。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南通教书时，王个簃先后结识了吴昌硕的两位得意门生李苦李和陈师曾，至此眼界大开。他反复临习吴昌硕先生的印稿和古印谱，后通过吴的挚友诸宗元，将自己的四大本印稿带给上海的吴昌硕看。等到印稿返回来，王个簃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吴昌硕的批语，有的还加上了圈圈，让他极为感动。到吴昌硕八十生辰，借着拜寿之机，年轻的王个簃又由李苦李领着来到上海，引荐给了老人家，至此总算是和自己的“偶像”见上了一面。

从上海拜寿回来，王个簃毅然辞去教职，决心拜吴昌硕为师学艺。刚到上海，王个簃每个礼拜到吴昌硕那里去一二次，拿出作品向他讨教。但王个簃毕竟要吃饭，还要按月给家里寄钱，工作一时又找不到，结果只好靠借贷度日，一度欠下一大笔钱。后来他又通过吴昌硕的一位学生刘玉庵，进入吴家。因为吴昌硕的孙子需要找一个启蒙老师，刘在吴面前极力推荐，这样不仅帮他找到一份工作，从此还可以日夜陪伴先生左右。

当时吴昌硕的家在北山西路吉庆里的一幢石库门楼里，楼分两层，吴住楼上，王个簃则住在底楼的西面一间。他在吴家能经常遇到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人。从任教算起，约有两年的光景，除了寒暑假外，他都在吴昌硕身边。除亲聆先生教诲，王个簃抓紧时间刻印、画画，写诗或写字，早上早起读书或背古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春秋交替，天天如此。

吴昌硕去世后，王个簃也凭借自身的能力在沪上书画界打开了局面。很快，他同时收到新华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送来的聘书，还当了家庭私人教师，身兼三职。期间还一度在为纪念吴昌硕先生而创办的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担任国画系主任。后来应刘海粟所邀，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做国画系教授，教了近十年书。除了授课，平日里一些书画掮客会专门带着吴昌硕的画来请他鉴定，还有的掮客知道他收吴昌硕的画，就开出高价，等他“上钩”。作为画家，他和画友一起布置画展，后来发展到办个展，出画册，可谓如鱼得水。

新时代的体制内生活

在上海解放前后的几年里，年过半百的王个簃不得不往返于沪苏两地。之前的内战使上海经济元气大伤，物价飞涨，王个簃卖画换来的钱维持自家的生活也有困难，因此他应学生所邀搬去苏州居住，但他回沪的次数应该也不少。他自述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回到上海，在一家电气公司当文书。可以肯定的是，王个簃这几年的生活并不太安定。

对于王个簃来说，195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出面举办的大型中国画展在沪筹备，王个簃接到征稿通知，内心很是高兴。他决心画一张丈二尺幅的五色牡丹去应展。这幅画是在其学生曹用平家里画的，从早晨开始动笔，到夕阳西下方才收尾。在画展正式展出期间，上海市长陈毅先后三次前来欣赏，最后一次还带来了书面意见。王个簃的画受到市领导的好评。这无疑是个好的征兆。

果不其然，翌年初，由于领导上的关怀，王个簃去了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作两周的休养。该疗养院虽位于杭州，但归上海管，坐落在西湖的九溪十八涧，风景宜人。回到上海，王个簃又当选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当时的名称是“华东美术家协会”）会员。也就是这一年，王个簃终于把家从苏州迁到上海愚园路1412弄30号。据王个簃的外孙陈艺忆述：这里是他童年最神往的地方。弄内一连排着七八幢三层小楼，高高的篱笆墙将小弄与马路隔开，斜对面是中山公园。平日里，不时传来“阿要买香葱大蒜”、“阿有坏脱格的棕棚修作”的吆喝声，还有邻居家嬉闹和碗瓢盆声、钢琴练习曲与歌唱声……

1956年，国家提出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中国画院。赖少其主持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工作，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王个簃和几位画家参加了画院的筹建事务。画院在1957年与1958年间就开始工作，但正式成立要到1960年。画院是许多上海书画家们心所向往的好地方，但能进去的毕竟是少数。有些不愿去其他单位，又不愿荒废艺术的中国画工作者最后“沦落”到去画外销的檀香扇面，画一幅只能挣四分钱，而当时一只茶叶蛋还卖五分钱。但进入画院的画师月薪是人民币80元，能购1600只茶叶蛋。王个簃显然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

1957年“反右”开始后，画院有不少画师被划成“右派”。比如陆俨少，因为心直口快，谈了一些对上海美协的意见，结果被戴上帽子。当时陆俨少感到十分意外和委屈，曾倚在画院门口放声大哭，几不欲生。王个簃及时地与画院“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在会议上坚决向“右派”分子展开说理斗争，有力地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反右”斗争后，他与程十发等五位画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争取在3至5年内入党的决心。

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劳动锻炼

1958年2月，《人民日报》的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同月，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要上山下乡，深入工农。六十开外的王个簃带头响应，要求下去。次月，王个簃等人就下放到益丰搪瓷厂参加劳动。到厂第三天晚上，王个簃参加了“摆擂台、比干劲”大会。他兴奋地跟工人跑上台去，代表下放小组表示决心，保证在搪瓷花样上和工人一起研究和改进，并提出赶沈阳、超西安，做到思想创作双丰收。会后，下放小组立刻修订创作规划，把小组原定的国画创作指标翻了一番。

王个簃被分到厂里的包装车间参加劳动，从不迟到早退，有时还拣重活做，从底层上楼，一搬大面盆就几十只，将工人们吓了一跳，劝他少搬点，硬是不肯。到了正午，他还看报、作画、和工人谈心，午觉也不睡，领导再三劝他，最后才算接受了。王个簃这种重视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作风，给其他下厂的国画家起了示范作用。为了做好“国画结合工艺美术”的工作，王个簃和其他画师还经常到雕版、喷花车间去，在下厂十几天中画出了第一批的面盆花样，共有64幅。

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王个簃以六十以上高龄，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求下厂、下乡参加劳动锻炼并使国画面向生产的消息，让其成为全国国画界的好榜样。比如北京国画界就常常以王为例子，有人说：“王个簃六十开外的人都下去了，我们怎能蹲在家里。”

同年国庆节后，画院布置第二次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王个簃又和七位同事来到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半天劳动半天创作。王个簃和大家一起参加了拣棉花、剥芋艿、种青菜等劳动。在公社的公共食堂开始成立时，王个簃他们参加了布置食堂的工作，如为食堂画画、写标语、写食堂座名单。

歌颂“总路线”

随着“大跃进”的开展，上海中国画院的集体创作愈加密集，创作的风格一般紧跟政治形势，为“总路线”鸣锣开道。

1958年，上海中国画院举办了受人注目的“夏季画展”，这个展览会里有70%以上的作品都反映了工农生产战线上的全面跃进面貌。当时全国美协的一位领导，在参观画展以后，写了一首诗：“壮士胸中悬日月，艺人笔下舞东风，丹心化入丹青里，赢得旌旗一片红。”很快，画展中的一部分作品被辑集出版。

这本小画册的名字就叫《歌唱总路线》，与收录其中的王个簃的作品同名。除了王个簃外，还有程十发、陈秋草、来楚生、陆抑非、谢稚柳、唐云、陆小曼等28人的作品。王个簃的画描绘的是他家附近中山公园的场景：近处的左右两边分别挺立着一棵高耸的青松，远处则是偌大的形似半轮红日的舞台，两旁红旗招展，上方悬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语。舞台下方则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对于专长画花卉的王个簃来说，这样的风景和人物场面是他过去很少涉及的，是他艺术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到了1959年，重量级的政治荣誉向王个簃接踵而来。他相继当选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接连赴京出席全国群英会，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在当年4月列席全国人代会时，王个簃曾站在怀仁堂东首走廊里，不禁思绪万千，内心充满激动甚或感恩之情。他看到回廊阶下，鱼儿牡丹正在怒放，鲜艳绝伦，于是口占一绝：“名一艺者无不用，古语千春今可证，最是怀仁堂下立，亲承雨露仰深情。”回到住所，他欣然挥笔，作鱼儿牡丹一幅，并将这首诗题在画上，以志情怀。

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的“1960年元旦画展”中，王个簃在自己展品“双桃”一画上又题了一首诗：“旧传仙桃大如斗，今日园中寻常有，摘来红实甘且香，酿得万石长生酒，举杯祝贺跃进年，六亿人民同康寿。”就在同年的6月份，画院正式成立，由丰子恺担任院长，王个簃则为第一副院长，贺天健为副院长。

据估计，从1958年初至1960年上半年的两年多时间内，上海中国画院创作了一万五千多件作品，其中优秀作品1700多件，而当时的画师实际上只有六七十人。在这些优秀作品中，有“棉花谷子图”、“春到农村图”、“铁水奔流图”、“向东海要鱼图”、“沈家门渔港图”、“大字报图”、“勤俭持家图”等。其中的“勤俭持家图”应该就是王个簃本人的作品，曾入选展出于1958年12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