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如何走向失败？

大正盛世的虚实

在日本的语境中，提到大正时代（1912-1926），人们通常会在头脑中浮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的画面；有人甚至称其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小阳春时代”——这个词意味着清新、温和与希望。日本国民的这种时代印象，并非空穴来风。竹村民郎在本书中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描绘，佐证了上述印象。不过，这种描绘与展示并非出于作者个人的怀古趣味；本书前言中的如下说法表明了作者的问题意识：“为了重新评价当今的民主与大众文化，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其根源，即大正民主与‘大众文化’的特征进行整体上的把握。”若不从这种问题意识来阅读本书，那么读者很可能仅仅把本书视为一部展示日本社会生活的浮世绘，止步于零星的历史画面。

不同于后来的盛世印象，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问题。评论家德富苏峰在《考验国民之际》（1914）一文中记下了如是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在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影踪。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那么，大正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本书中闪烁其词的“大正文化”与“民主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关联？

以后世视角言之，“后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可概括大正的时代气质。这里所说的“革命时代”是指整个明治时期。1868年维新前后十数年间国内的武装流血冲突，以及1894年以后明治政府对清朝中国与沙皇俄国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先后在国内与世界上确立了近代日本的法律秩序。前者以确立国内宪政体制的《明治宪法》（1889）的颁布为代表；后者以确立东亚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的成立为标志，它由1895-1910年间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日英同盟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等构成。这些条约确立了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大国与“文明国家”的地位。从新旧两种法权交替的角度来说，明治时期是日本史上伟大的革命年代。

随着明治天皇于1912年的驾崩以及继位者大正天皇生来的虚弱，日本进入了后革命时期的日常状态。这种时代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社会的多元化与自由化；第二，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这一国家目标的丧失。前面引述的德富苏峰的评论，正是对这一后革命时代的新事实的敏锐反应。那么，在日本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时刻，大正时代究竟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历史经验？

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局限

首先，“大正民主主义”这一说法的对立面，并非仅仅是指昭和前期的极权主义，更是针对明治时期的权威主义而言——明治天皇被塑造为日本这个神国与神圣家族的一位慈父。大正时代“大众”的出现，与个体丧失此种意义上的精神权威后的解放有关。本书中提及的“大众社会”的出现，正是世纪初日本社会的最大变化，它构成了大正民主的社会环境。

大正元年劈头而来的“大正政变”，奏响了大众时代到来的音符。1912年12月，陆军与政府因增设师团的问题发生冲突，结果导致了内阁更迭；对此，民众高举“打破阀族！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标语，在议会外展开了倒阁运动。1914年1月，日本海军高官接受德国与英国两家公司贿赂的事实被发现，加之纺织品减税问题，民众再次展开抗议运动，令内阁再次垮台。明治国家的权力与藩阀官僚主导的政治秩序，开始面临政党及其背后的大众的挑战。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日本政党政治形成。1925年，日本制定了普通选举法。

那么，这些历史过程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1878-1933）为此进行了理论化工作。在发表于1914年的《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他认为大众的登场已经是超越了当政者好恶的事实性问题，因而呼吁当政者进行政治改革。与同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激进势力不同，吉野可以说是提倡改良的建制派。为此，他故意避开当局者忌惮的“民主主义”一词，而是使用了诸如“民众政治”、“民本主义”等替代性说法。吉野的政论被视为大正民主的指导理论，这里略作介绍。

吉野首先认为民众的登场有助于“立宪政治”即宪政的发展。这是因为，明治政治遗留的最大问题在于“暗室政治”，即在事关政权授受的问题上，藩阀间进行暗箱操作，损害了政治的正当性；同时，贵族院与枢密院权力过大，众议院的作用未得到激活与发挥。他就此论述道：“事物本来就有利害两面的问题，民众政治自然有弊害。然而若举出弊害，寡头政治更多。仅因寡头政治是暗室政治，不正之事难以显露而已。民众政治因是大敞大开的政治，半点不正行为也难逃人们的耳目。”在吉野看来，一国的政治以“公明正大”为第一义，事不论好坏，原则上不能容许有秘密的存在。这是防止政治腐败、维持政界洁白的唯一办法。

针对为政者对民众政治的反对，吉野从三个方面向进行了辩驳。第一种看法认为民众政治与国体不合，违反宪法。从明治宪法条文上说，认为主权属于人民自然违宪，但他认为那不符合宪法的精神。明治天皇在维新之际曾公布“五条誓言”，其中有“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一条。吉野认为只要诉之于这个明治政府立宪时刻（革命时刻）的政治原则，议会政治及其所代表的民众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会得到明证。后革命时代的困局只是一种政治不作为的表象，它掩盖了一部真正的宪法自身具有的生命力。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让无知的人民参与政治无异于授利刃予孩童。吉野对此辨析说，即便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通常也是不明所以；民众政治对人民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能否对自己要选举的代表进行人格判断——判断哪一位代表品行高洁，哪一位代表值得信赖，最终哪一位代表值得托付国事。对为政者心术的真伪进行判断，这是群众的本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种观点强调民众政治的各种弊端。吉野认为，这只是言过其实的自我恐吓。比如，针对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的反美情绪，吉野说，美国政治的确有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是利远大于弊。“今日的大总统威尔逊无需说，此前的塔夫脱总统、罗斯福总统、麦金莱总统，皆是足以载入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大多数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在品格上还是在政治能力上，都不仅仅是一代伟人，更可称为世界史之翘楚。美国总是将此等人物选出，令其主导国政，我们又如何能咒骂美国，认为他们为民众政治所拖累呢？”

不过，吉野并未陷入民主主义的理念论，他要考虑现实的国情。从原理上讲，议会政治是“今日最良的制度”；但作为日本“今日最良的政治”，那只能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国民为一伟大之精神所导引，而最能领悟此精神者在国民的监督下从事政治活动。这正是他对“专制的宪法论”的同情与理解。

上面简要的介绍表明，无论是在理论认知上还是在实践智慧上，吉野的政治论可以说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这一点可以完全与其德国同侪、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其祖国提供的政治处方相媲美。然而人类事务的悲剧性特点是，“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但这并非缘于命运的安排，而依然是人智之不虑。吉野的忧国怀抱与理论洞察，与大正十五年间的国内政治大体合拍；然而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上，他却未能领先时代一步，为日本的宪政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大正国际合作主义为何失败？

事实上，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对大正民主主义的关注，即对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本土资源与内生性格的强调，包含着对民主化进程的特定误解——它忽视了外部环境，即特定国家所处的世界社会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与“民主”这个内部视角相应，世界政治层面上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正是理解日本政治演进时关键的外部视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大为减退，日本的对华影响力则快速上升。然而，这种局面对日本而言绝非福音。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成为奠定战后世界和平与世界新秩序的基础。然而，时任日本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在给首相寺内正毅的意见书中却认为：美国的构想“其内在的本质是道义的侵略主义，亦即披着公义人道外衣的伪善的大怪物”。这是日本的主流思想。当时日本要求将“废除人种差别原则”写入国际联盟规约，遭到英国、美国等的反对，更强化了日本的这种认识。有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父之称的北一辉在其撰写于上海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将日本定位为“国际上的无产者”，表达了日本的屈辱感和在世界上继续革命的意志。

不过，作为凡尔赛体系确定的国际联盟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日本还是审时度势，表现出了对国际秩序相应的协调及合作。1921年11月，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盛顿召开限制军备会议；其间，列强特别签订了《九国公约》，以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同时，日本同意将《凡尔赛条约》中德国让与它的胶州湾归还中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E. H. 卡尔曾指出：“迫于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日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这即使不是公开的失败，无论如何也是对它的野心的严重抑制。”问题在于，日本从中体味的却是劣等的自我意识：日本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因此，打破现存世界秩序的冲动与呼声，一直不绝如缕。

日本此间做出的与世界同步的努力，被后世命名为“币原外交”的实践为其中可圈可点者。1924年6月，前任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出任加藤高明内阁外相。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今天，以权谋权术为目的的政略乃至以侵略主义为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外交只能在正义和平的大道上前进……此前由少数专家把持的秘密外交，今后必须在获得国民的谅解、征询国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这虽是对威尔逊“十四点”声明中第一条的重述，却是日本政治家试图挽回日本走向孤立主义的一种尝试。他同时更准确地触碰到了时代的脉搏：“国家作为国际斗争的团体的时代，已成为遥远过去的噩梦；如今，国家是背负着建设世界永久和平与实现人类永远幸福使命的团体，是进行国际间相互合作的团体……为狭隘的国家主义辩护，这只能说是对时代前进步伐与趋势的盲目与短视的观察。”

与此相对，加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世界认识则完全相反。他反驳道：“数年来‘人道和平’这种我们所憧憬的美丽动听的声音一再响起，但那都是空洞的声音，因为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到底还是‘实力’。尤其是在白皙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立上，这一事实表现得最为露骨……倘若将强大的国军从日本剥离出去，那么日本还能强在何处？”这是当时日本主流的世界认识。

随着中国革命的顺利展开，日本为强化控制其在中国攫取的不当利益，开始摆脱《九国公约》的限制。1927年的“济南出兵”，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5月，海军青年将校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此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一意孤行。此举导致了日本自身和世界进入了严寒的黑夜。

大正帝国的教训

对于当时“后革命时代”的日本而言，推进宪政制度的落实是其固有的发展问题。大正政治体制若能镶嵌于适当的世界社会中，假以时日，当可向健康的方向成长。然而，由于日本自行打破了世界政治这一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它最终丧失了保证自己健康成长的目标校正与文明约束机制。我们看到，日本作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下的大国的优越感与耻辱感，在大正这个“民主”时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激情的政治言论广为传播，与“大众”固有的均质性格、对平等与自由的幻想、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发生了共振。另一方面，天皇制意识形态及其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对国民的控制。这些低水准思考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民族的自我毁灭。

因此，从政治文明这种事关人类命运事务的最高标准来看，本书所提及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其实微不足道。专制主义体制必然将其置于人的尊严与人性的对立面，这决定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大国地位在本质上的脆弱属性；大正民主主义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