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与政治：日本人为何禁止肉食近千年

吃肉这件事，我们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古代日本，官方禁止食肉的历史至少有近千年。

正如德国学者希斯菲尔德所言，“在分析任何社会的时候，饮食都是一个合适的标准”，古代日本人从“食肉”到“肉食禁止”再到“倡导食肉”运动，不仅是饮食结构的嬗变，更是其社会文化变动的一个缩影。

在史前时代，捕猎并食用动物就已经是日本列岛上上人类的生存手段之一了，那么他们吃什么呢？康拉德·托特曼在《日本史》中说：“在诸多大型生物（如猛犸、大象等）灭绝之后，各种各样较小的动物群，包括猴、鹿、熊、野猪以及众多水禽和陆禽，（此时）仍然生活在这条岛链中。”

进入早期国家时代后，“食肉”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需要，更具备了文化内涵。《三国志》对“邪马台国”这样描述道：“至邪马壹（壹系臺之误——笔者注）国……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

这透露了以下信息：首先，邪马台人有食肉习惯；其次，邪马台没有牛马（养殖技术）、没有虎豹（大型肉食动物）；最后，丧主服丧期间“禁肉”，这说明“食肉”已然与（丧葬）风俗乃至某种（本土）信仰有所联系。

到了大和国政权得以确立的5世纪上半叶，“猎场割鲜”作为一种“仪式”被纳入到政治体制的架构之中，肉类料理技术也有显著的发展。《日本书纪》中对雄略天皇（即《宋书》中“倭王武”，公元456—497年在位）有这样的记载：

“二年……冬十月……丙子，幸御马濑，命虞人从猎……问羣臣曰：猎场之乐使膳夫割鲜……羣臣莫能对……于后宫语太后曰：今日游猎大获禽兽，欲与羣臣割鲜野餐，历问羣臣，莫能有对，故朕嗔焉。皇太后知斯诏情，奉慰天皇曰：……陛下因游猎场置害人部降问羣臣……...膳人长野能做宍脍，愿以此贡……”

从这个“雄略二年冬十月事件”中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其一，“游猎”乃是雄略天皇（大王）巡幸地方、彰显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其二，在猎场“割鲜野餐”乃是“游猎”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其三，“能做宍膾”作为一个重要的“料理政务”，在这一时期进入到“氏姓·部民”体制中；其四，皇太后及群臣争贡“能做宍脍”之人的叙述，反映出在雄略一朝，“食肉”以及相关的料理技术在贵族阶层中已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肉食禁止”：宗教信仰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的应对

日本从政治上禁止肉食是在7世纪（即奈良时代），和佛教的大规模传入紧密相关。佛教传来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要事，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所言，“在影响日本民族具有的代表性的世界观中……首先是大乘佛教及其哲学”。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概念的“日本”开始形成。日本学者网野善彦指出：“以列岛西部即从现在的近畿到九州北部为基础，列岛上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国家，其于7世纪定国号为‘日本’，之后，关于‘日本’、‘日本人’的讨论才成为可能。”

625年（天武4年），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份“禁猎令”问世，《日本书纪》记载道：

“庚寅，诏诸国曰：自今以后，制诸渔猎者，莫造槛牢及施机枪等之类，亦四月朔以后，九月三十日以前……且莫食牛马犬猿鸡之宍，以外不在禁例……”

日本学者中村生雄认为，这条法令“是日本接受佛教‘不杀生’戒律并极端化的表现”；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当时逐渐形成的“神道祭祀”的影响，学者王蓉认为，“神馔中一般没有兽肉, 这是日本历史上‘禁肉食’的原型。”

而自持统朝以降，与“肉食”或“禁肉”相关的事件日益增多，据《日本书纪》与《续日本纪》记载：

691年（持统5年）诏：“此夏阴雨过节，惧必伤嫁……令公卿百尞人等，禁断酒完，摄心悔过……”

718年（养老2年）：“丙辰，筑后守正五位下道君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晓习吏职...下及鸡豚，皆有章程……”

722年（养老6年）诏：“阴阳错谬，旱灾频臻……令国郡司……禁酒断屠……”

737年（天平9年）诏：“四月以来，疫旱并行……禁酒断屠……”

755年（天平胜宝7年）敕：“太上皇枕席不安，寝膳乖宜……延命之药，莫若济苦...始自今日，自来十二月晦日，禁断杀生……”

758年（天平宝字2年）敕：“皇太后寝膳不安，稍经旬日……始自今日，迄今年十二月三十日，禁断杀生，又以猪鹿之类，永不得进御……”

791年（延历10年）诏：“断伊势、尾张、近江、美浓、渃浃、越前、纪伊等国百姓，杀牛用祭汉神……”

从这些文献看来，在奈良时代，畜牧业得到了朝廷的扶持并有所发展，但是“禁猎”乃至“禁肉”却频繁出现在天皇诏令、敕书之中。以上记载透露了更多与“政治”有关的信息。

一方面，面对旱涝等自然灾害，“肉食禁止”具有了双重含义，其现实意义在于缓解粮食危机，政治意义则是天皇通过“罪己”表达对于“异象”的“恐惧”；

同时，“禁肉”亦是天皇的祈福行为，如孝谦天皇的两条敕令，系其为父母祈祷延寿的举措，这显然是佛教行善积德观念的体现；

另一方面，禁肉食作为“居丧”之礼仪乃日本固有风俗的延续——邪马台国“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而孝谦天皇“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宜告天下诸国，自今日起迄来年五月三十日，禁断杀生”——投射出律令制及天皇权威形成过程中萌生的、与“家天下”类似的某种国家观念。

简言之，7世纪以降，随着佛教、神道祭祀的兴盛，以及国家政治的干涉，“肉食禁止”的观念在列岛逐渐得到确立，在其后的1200余年中，虽然有所反复（尤其是民间食肉行为始终存在），但“不吃肉”确实成为了日本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

“体力即国力”：明治时期为强国而“倡导食肉”

1543年9月23日（天文12年8月25日），葡萄牙人登陆日本，鹿儿岛禅僧南浦文之（1555—1620）记录道：“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与基督教的传入，食用牛肉在列岛西南地区一度有所恢复，但由于德川幕府的“禁教”与“海禁”政策，这种潮流迅速在日本偃息了。

1853年（嘉永6年）“黑船来航”，美国东印度舰队敲开了日本国门，以肉类为主体的西洋文化如潮水般迅速涌入列岛。明治新政府登台后不久，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倡导食肉运动”，其背后有着两大思想背景。

首先，“废佛毁释”运动导致佛教地位下跌、其教条亦有所松动。1870年（明治3年）元月3日，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宣布大教诏书》，随后，破坏寺院、强制僧侣还俗的行为席卷全国。1875年信教自由法令颁布后，佛教势力有所恢复，但显然已经不复当初之强盛。

其次，一种现实主义的“吃肉强身说”，代表人物即号称“东洋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最早一批拥有留洋经历的人物之一，福泽谕吉的《西洋衣食住》是日本较早的专门介绍西方饮食文化的书刊。1870年，福泽谕吉罹患痢疾，后东京筑地一家公司向他提供牛奶，不久便恢复了健康——这使得福泽愈发感受到西方饮食习惯的合理性，于是，他在报纸上发表《肉食说》，鼓吹道：“我国民缺乏肉食，诚非养生之法，因而疲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已知晓其损亡与弥补之法，何不用乎……”后来他又撰写《应吃肉》，认为欧美人的体格之所以强于日本人，“原因大抵在乎饮食之差异”。福泽谕吉写道：“欧美人喜食肉类，最为滋补，日本人则食草菜，滋养不足……”

在上述两种思潮的推动下，明治政府开始打破传统、倡食牛肉。1871年（明治4年）11月伊始，宫内厅开始为天皇膳食增加牛奶；1872年1月24日，明治天皇试吃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推广；据《明治新闻绮谈》记载，在明治末期（1910年），日本全国消费牛肉38431吨，人均达到600克左右。

到了大正昭和时代，肉食进一步普及。而在1960年代以后，而在1960年代以后——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在《日本饮食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富含肉食的西洋料理、善于制肉的中韩料理与传统的日式料理三足鼎立，已经成为当今日本饮食的主要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