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是如何衰落的

【编者按】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Charles King在刚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2015年7/8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国际问题研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文章，其副标题是“为什么盲目飞行是危险的”（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文章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削减研究项目资金、轻视区域国别研究、轻视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研究、过分重视与安全紧密相关的问题，这些都将瓦解美国过去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

中国正兴起一股区域国别研究的热潮。这篇文章谈到的学术与政策的关系、区域研究的真正价值等观点，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思考。澎湃新闻特摘编其主要观点如下：

201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叫停了俄罗斯和前苏联高级语言与文化训练资助项目。这一由国会拨款、创立于1983年的“第八条”（Title VIII）项目曾经资助了几代学术专家、智囊和美国政府本身，却因为财政告急而不得不遭到“被砍”命运。就在一个月之后，乌克兰亲欧盟革命爆发，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美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俄罗斯研究联邦项目被砍，为纳税人仅仅节约了330万美元，相当于两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广泛趋势：美国对国际事务教育和研究的长期投入开始缩减。

在美国大学和学者的一片反对声中，“第八条”今年早期“复活”，但是经费不到之前的一半，未来命运也不得而知。考虑到美国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显然不是削减政府对地区教育支持的最好时机。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之处，在于其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和政治体系、经济和人口状况。通过如“第八条”这样的项目，美国政府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共同体——处处是擅长外语、对历史敏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国社会，充满了认知渴望的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政策制定者学会了倾听他们，有时，他们甚至自身成为了政策制定者。

具有许多伟大创新之处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环境曾是让这些知识欣欣向荣的原因：不受限制的调查、严格的同行审议、研究发现的价值并不仅仅存在于其立时可显的作用，以及原创研究和创新教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一切都在改变。国家的考虑重点发生了变化，对全球化效应出现了误读，学术界也不再热衷于了解真实地区的真实故事，这些都削弱了美国知识资本的关键因素。

教育机构不再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在全球自如活动的人。政府机构也因此缩减了全面性支持，把重点仅置于同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甚至是在此领域内局限性更强的研究。更糟糕的是，学术界也陷入了同样的“文化战争”。这些都将蚕食优秀国际关系教育所应当致力于完成的任务：对自身之外的人、行为和想法的理解。

美国并不总是拥有国际化的传统，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化才成为国家的优先考虑。依据1958年《国家防务教育法案》（该法案）和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第六条（Title VI），联邦政府为区域研究和高级语言训练提供了特殊资金（正是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刺激了该法案的出台）。国会在美国主要大学中创建了国家资源中心（NRC）以培训下一代专家。被称为“第六条”的资助项目成为未来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实际区域问题专家的摇篮。这些投资绝不是没有回报，美国大学培养出了一批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才，区域研究学院在美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不错，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可以在网上同开罗的年轻人一起玩电子游戏、同圣彼得堡的朋友在线聊天，下载北京朋克乐队的音乐，但是消费世界不等同于理解世界。

2009年至2013年间，在美国大学中选修外语课程的人数减少了6.7%，绝大多数语言项目都有两位数以上的损失，甚至连美国学生最青睐的西班牙语也遭受了自1958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与此同时，威廉玛丽学院发布的一项年度调查表明，30%的国际关系学者说他们的工作语言仅限于英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很少或是从未引用非英语资料（但是40%把汉语列为学生除英语之外应掌握的最有价值语言）。

这一问题的部分在于教授。学术界有一项铁律：所有的学科都会厌倦自己。英文系教授抛弃了小说转向文学理论，经济学家嫉妒数学家，而政治学家则放弃了权力和治理的两难——那些曾困扰着亚里士多德、马克思·韦伯、汉斯·摩根索等一众思想家的问题——投入自然科学的怀抱，大多数学者都在对一系列细微问题做出种种谨慎假想。研究课题几乎完全来自于过去某些学术讨论未曾提及的部分，研究生则早早被教导必须“在文献中填上一个坑”，至于为什么这个坑值得填上，这是将来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没有人教会年轻博士在同行面前使用必要的术语之后，如何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向更广大听众做出解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金钱和党派政治。在这个充斥着英语的网络链接世界中，投资者已经不再愿意支持那些被政治学家Richard Fenno称为“浸润和探寻”式的工作，包括学习困难的语言，在不熟悉的社区中生活，努力搞懂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基金会受到时髦语言和社会创业的影响，只想要可付诸实践、可衡量影响的项目。但是从短期而言，投资那些较难获得的技巧不可能实现上述两者。

与此同时，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全球事务研究的资助也受到了攻击。管理NSF的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希望所有NSF资助的项目都通过所谓的“相关性测试”，以确保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同国家利益有关”。最近，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委员会主席Lamar Smith发表了一篇社论，攻击NSF资助的一系列项目，包括新西兰环境历史、土耳其女性和伊斯兰教和印度本地政治。“不如研究下美国？”他写道，“联邦研究机构有义务向美国纳税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钱被用在大学教授的免费国外旅游上。”

但是，广泛意义上支持国家利益的研究和直接提高国家安全的研究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开发阿拉伯语和汉语教学新技能或是研究欧盟监管政策是前者，但并不一定是后者。当学者需要研究资金而政府却希望获得可行性分析时，“国家安全”这个术语可能超越了任何合理的定义。

但是一切依然可以改变。对外语学习、文化浸润、高层次的探索进行经济资助可以是联邦的重点。研究和教学可以不是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国会议员也可以将他们的时间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在NSF的档案中挖掘艰深研究课题变成公众笑柄。

与此同时，大学也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评论学者和研究生的标准不应该是他们多成功地适应学术主流，而是他们想要有多少原创精神，与世界产生怎样深厚的连接。奖学金也不应该仅仅与狭窄的国家安全有关。如果一个人并不对服务公众有任何兴趣或承诺，他为什么要选择国际事务这条职业道路？因为这本身就起源于对人类、文化和政治多元性的追求。而国际关系的教育和研究也是国内生活的一部分。民主社会依赖于独立于政府的有识之士，包括大学、智囊团、博物馆和研究机构。这些是吸引被研究者前来的磁石。

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可以是无比宝贵的资产，但是它们需要有足够资金支持，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需要与残酷的国家安全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让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更万能，而是限制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事情要比想象得更加复杂，如何预见超出计划的后果，以及如何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同历史与文化所显现的现实主义理解相结合。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被美国对于其它国家的认识所塑造，从它们的过去到现在，从它们的迷思到世界观。在这种认识中，带有共鸣的好奇心必不可少。维持这种能力不仅仅能让一个伟大国家更安全地走进未来，更是一个开放、好学和批判社会的关键所在。（李鸣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