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周作人的“朋友圈”：他都跟哪些人打交道

尽管褒贬不一，周作人其人其作都是现代文坛的巨大存在，不容等闲视之。余生也晚，喜欢读书是更晚的事，自问最早何时接触知堂文章，已了无印象。了解其生平，大概始于购读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等以后更权威的周作人传出来，却只在图书馆借阅了。并不是不值得买，实在是家里空间有限。

翻读止庵《周作人传》，第九章录有一句周作人的话：“孺牛齐甘雪窗克安等人是常来的客人”（《横浜桥边》，《亦报》1950年6月29日，署名十山。后文标注出处的年月日均予简化）。接下来，止庵先生解释：“孺牛即陶亢德，齐甘即徐淦；王古鲁、方纪生、康嗣群、金性尧、施蛰存、谢刚主等，亦与周氏来往较多。”此处有些语焉不详，“雪窗克安”具体指谁呢？

近一年多来，笔者将大量时间用于蒐集并抄录陶亢德先生的文字，解放前的大致录完，终于进行到了《亦报》。等着实费了一些周折，报纸终于到手，兴奋之馀定睛一看，但见满目化名。只得先老老实实做一番案头工作。浏览之余，我想已能解答前述疑问。

齐甘即徐淦

“齐甘”最早被揭晓答案。钟叔河《儿童杂事诗笺释》，引徐淦生前亲口回忆，自承齐甘就是其本人，因是谐音。我估计，这个谐音要从绍兴话去读，才能辨出味道。不过，钟先生又说，孺牛“可能是周氏一九五零年出狱后留上海期间的居停主人尤炳圻”。假如这话也来自徐淦，不免有点令人瞠目。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交保释放，因兵荒马乱，津浦路不通，遂来上海，寄居在位于虹口横浜桥附近福德里尤炳圻家的亭子间，直到同年8月15日返回北京，前后足有198天。在沪期间，一些作家朋友如周黎庵与孔另境相偕，去横浜桥尤宅看望过一次。（周劭《周作人与<秋灯琐记>》）金性尧去时已经是夏天了，印象深刻的是知堂的赤膊形象。（金性尧《叶落归根》）徐訏则记得金性尧做东请周作人吃过一顿饭，席间有他和周黎庵。（徐訏《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

友人之中多次去尤宅拜访的，是周氏的绍兴同乡陶亢德和徐淦。《横浜桥边》里写，有一次，孺牛与齐甘提了个大锡壶装的酒，与周氏见面。其后孺牛带了两瓶法国好酒与高唐（高唐即唐大郎。老鹰《亦报同文之名》：“高唐我知道是大郎先生的笔名，为什么唐字之上冠一高字，这个我不很清楚了。”《亦报》1950.1.14）一起去找周作人，那次齐甘不在。后一次的时点，周作人查了日记，说是1949年6月初，前次聚会则还要早两个月。更据徐淦《忘年交琐话》所忆，1949年春节刚过，陶亢德即已得知周氏下落，徐在陶的指引下，两人结伴提了三斤花雕，一包带壳花生去尤家访周。最后也是陶徐，与知堂把酒话别。稍事合计，陶徐二人过访尤宅的趟数，何止三次。周作人既住在尤家，一来与尤炳圻天天见面，二则尤也不是客人。所以，钟先生的转述已大有破绽。

金性尧是见证人

1949年7月，上海创办了两张新式小报，《亦报》是其中之一。《亦报》创刊伊始，周作人并未现身，要等到11月22日才登场。中间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能邀请周作人这样份量的大家“出山”，在《亦报》主编唐大郎看来，自是幸事一桩，为此他还专门写了首打油诗，自注中有“终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编辑也”句。（《寄齐甘北京》，《亦报》1950.1.9）

徐淦是袁殊《新中国报》社的旧属，曾用名王予，是1944年接待上海作家赴苏州旅游的东道主之一，也在一年前周作人路过苏州时接待过他。抗战胜利后，他恢复了本名。上海解放前夕，徐淦供职于《自由论坛晚报》任要闻版编辑，那时他便已接洽并登过知堂的小品文。以后他赴京定居，住进八道湾里的苦茶庵，成了周作人的房客。近邻有江绍原家属。

陶亢德在《亦报》时期的情形，金性尧在一篇文章的结尾介绍：

《随笔》中几次提到哲安，如《猩猩的血》中说：“哲安乡兄新编知识连环图画《动物园》。”这是指陶亢德兄，他通晓英文日文，当时对动物学很感兴趣，还编了几本连环画，借此以谋稻粱。《随笔》中还提到孺牛、某甲、雪窗的名字，也是指他，因为唐大郎也喜欢他的文章，所以《亦报》时有刊载。现在《亦报》早已停刊，周陶唐都已先后逝世，《饭后随笔》又作为新书问世了。（《饭后随笔》，《不殇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金先生是过来人，尤其是其本人还在《亦报》以笔名“赵天一”撰写过不少文章。他的话理应重视。

孺牛、某甲系一人

“孺牛”在《亦报》创刊号就已出现（齐甘的专栏《亦文章》也见于创刊号）。起先，专栏名为《文坛杂事》，后改为《夜读书》。署名“孺牛”的文章里经常写到的人物，如徐訏、邹韬奋、林语堂，是陶亢德的同事和前辈；老舍、冰心、郭沫若，都是陶亢德主编杂志时打过交道的作者；一折八扣书、大量的英美题材，也是陶氏以前津津乐道的。孺牛是陶亢德，学界几无异议。

“某甲”最早的专栏《日日谈》，稍晚于孺牛和齐甘。他在《不争气的中国烟》（《亦报》1949.9.18）里说：“十几年前，我写文章骂过南洋烟草公司，因为它一面登广告大呼‘中国人应吸中国烟’，一方面它的中国烟上竟无半个中国字。”寻出陶亢德所撰时评《瞎来来之感》（《宇宙风》1935年第4期）：“我有位朋友原爱吸外国烟，说是烟味有点‘洋气’。近来因见国烟运动，烈烈轰轰，又常在报上见到中国人应吸中国烟等警语而惭愧，于是改吸中国烟。可是每次我去访他递烟给我时，总是慨乎言之的道：中国人应当吸中国烟，不错，可是中国烟也得用中国字表明是中国烟才对吧，而事实又何如？”前后比照，正相对榫。1950年后，“某甲”的专栏改为《姑妄言之》，这名号在十几年前陶氏主编《宇宙风》时就用过。

雪窗：家乡有座百家庙

“雪窗”（专栏名《伪风月谈》）更晚出现，他曾说：“兄弟忝为自由职业者将二十年。”（《读书》，《亦报》1950.1.26）又说：“我知有某书印明某名人校阅，实则此名人未尝校阅过一个字也。”（《译书》，《亦报》1950.1.27）这些似可对应于陶亢德的书刊编辑经历。

雪窗还说：“我爱小孩，但又少观察之暇，故虽劳任六个孩子的父亲，未能写一篇儿童生活的文章。”（《谈情说爱》，《亦报》1950.1.29）查《读书》杂志1994年第五期周劭《失落感旧（之二）》，陶亢德正有六位子女。

更为关键的是，雪窗说：“离我乡几里有座百家庙……譬如正月里做灯头戏。”（《百家庙》，《亦报》1950.8.22）又说：“我即陶堰人也，少小离家，老大不回，乡音已改，鬓毛早衰。”（《山里果子联联串》，《亦报》1950.10.18）按：百家庙是绍兴陶堰镇的历史名迹。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谒百家庙，陶堰之土神为汉会稽严长史助也。”张岱《陶庵梦忆·严助庙》：“陶堰司徒庙，汉会稽太守严助庙也。”而陶亢德正是陶堰人；另据《绍兴县志》介绍，绍兴元宵节期间，城乡多演戏娱乐，有连演数天、十数天者，俗称“十八日灯头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吾乡灯市首数陶堰。”揆诸陶氏解放前的作品，其中“灯头戏”亦不止一见。

总之，雪窗是陶亢德的另一笔名无疑了。

克安：徐文长同乡同姓

那么“克安”呢？这名字初见于某甲的文章《虹庙的药签》（《亦报》1949.9.4）：“有人建议取缔虹庙的药签，我的朋友克安君举两只手赞成。”透露他与陶亢德关系紧密。稍嫌诡异的是，此时克安之名尚不见于《亦报》。要等到第二年一月廿日，才见到克安的首篇文章。注意到前一天，徐淦以本名发表了一篇《略与河伯娶妇有关》。既然雪窗是陶亢德，那克安会不会同是徐淦？

终于翻至1950年5月23日《亦报》，克安有一篇《对徐文长发生兴趣》。其中说：“和我同乡同姓的徐渭文长。”徐渭是绍兴人，所以克安既是陶亢德的密友，又是《亦报》同人之中姓徐的绍兴人，基本可断定即是徐淦。答案明朗后，会发现“克安”两字，约略可以反切念成“淦”，还是蛮巧妙的。

克安还说：“我的父亲，年已六十有零……自抗战初起那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他一生的事业，一个电灯公司，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他就还乡务农。”（《不尽包袱滚滚来》，《亦报》1950.8.8）参阅王予《四岁之前》（《太平洋周报》1944年第99/100期），可大体知悉徐淦的身世：祖父在家乡开米行起家，父亲在杭州办人力车公司，经营愈加成功。看来最后还办起了电灯公司，直至被日军炸毁。

将周作人引入《亦报》

将周作人引入《亦报》的人，目前所知主要是陶亢德。笔者以为，徐淦似也与有力焉。知堂的首次“复出”，即由他引荐。从1950年元旦起，江绍原的哲嗣江幼农，也成了《亦报》作者。徐淦大概不无推荐之功吧。另外，儿童杂事诗是知堂狱中的旧稿，拿去给亦报发表时，也经过了陶徐两人的共同商讨。

1949年12月9日《亦报》发表高唐《送齐甘》一文，透露：“半月前他特地来看我，说要出门去读书，不几天，果然走了，现在登他的稿子，是从外头寄来的。”不难推算，徐淦于1949年11月中旬赴京。紧接着，知堂即现身《亦报》。如果这纯是巧合，那唐大郎为何寄诗给徐以示感谢？

此前，齐甘曾寄信唐大郎，批评另一同文（按：“同文”是指同在该报撰文的作者。此处具体是指勤孟《陆礼华的小东西》10月25日出版。此文涉及隐私，颇有些低级趣味）的不通。这事竟被唐大郎公之于众（高唐《读了齐甘的信以后》，《亦报》1949.10.29），引发议论纷纷。而《送齐甘》还不无惆怅地说，“齐甘走了，我好像走了一个照应我的人”，并希冀某甲代替齐甘，负监督之责。上述种种，非比寻常，着实耐人寻味。显然，徐淦和陶亢德均为《亦报》创办之初的特约撰稿人。

为什么用那么多笔名

概而言之，前述周作人口中“孺牛齐甘雪窗克安”，尽管说得热闹，实际上不过区区两人。无独有偶，周作人署名“十山”所写《儿童诗与补遗》（《亦报》1950.3.10）开头道：“东郭生著有儿童诗若干首，预备托亦报发表，抄了先给孺牛齐甘诸公一看，齐公觉得儿童游戏部分遗漏太多，开出一个单子来主张添补，孺牛则以为过年这时节还有许多事可记，特别有趣味的是看灯头戏。”文章最后总结：“我便来折衷的说……”东郭生、十山不都是周作人自己么，怎么口气貌似两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如某甲《敬惜电灯》（《亦报》1950.2.12）：“我本来学孺牛先生的样，夜读书，而且只卖点怡情悦性的短文章，尤其是笑闻轶事之类。”实则也是在自说自话。

也许周、陶童心未泯，在和读者开玩笑。若问何苦要故弄狡狯呢？仔细一想，两人在《亦报》同一版面，常以不同笔名多次出现，最多时甚至同天刊发三篇短文。知情者尽管不会介意，可当年的普通读者若是知道真相，又会怎么想？会不会有所指摘呢？

据统计，知堂在《亦报》上前后用过十多个不同笔名，堪称同文作者笔名之冠。起初隔天一篇（专栏名“隔日谈”），以后每天一篇（专栏名“饭后随笔”），甚至更多。非是知堂写文章成瘾，只因老先生返京生活之初手头拮据，《亦报》稿费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假如不为稻粱谋，何至于此呢？由是观之，知堂以四个笔名指称两人，似也有掩饰门庭冷落之微意。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辨出一丝苦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