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百年诞辰｜“两个顾准”之争

顾准给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冲击自然与时代有关。1957年以后，中国“思想者”的集体“失踪”成了“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言说之事。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识分子为内容的“知识分子热”。《顾准文集》出版了，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

然而，1997年出版的《顾准日记》却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顾准日记》包括顾准三个时期的日记：“商城日记”（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记”（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的《商城日记》的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顾准的内心活动与《顾准文集》所塑造出来的顾准是相呼应的。而1969年至1971年间的“息县日记”，顾准自己把它定名为“新生日记”，接受“改造”、争取“新生”取代了以往的学者情怀和独立思考。人们困惑了，这两个完全相矛盾的顾准，哪一个才是真的顾准？        

作家沙叶新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日记被抄，故意写的一本很紧跟“革命”形势而没有批判性的伪日记；二是顾准在种种压力下的确改变了，他放弃了原来的“独立品格”要“重新做人”。学者林贤治则著文《两个顾准》，认为在“文革”时期，“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此论一出，李慎之便立刻著文否定，支持沙叶新的第一种解释，强调顾准只有“一个”。

顾准的学术价值也遭到了质疑，学者仲维光认为顾准并不成体系，“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而朱学勤等学者认为，仲维光的看法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

而学者吴冠军则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比较顾准的价值：如今思想话语的氛围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时至今天，支配性的思想氛围已转换成为国家主义——四溢、充盈于当下学界的，是各种‘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叙事……而顾准的思想路向，则显然同今日的思想氛围完全格格不入”。

不过，吴冠军亦认为，顾准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革命之后怎么办（娜拉走后怎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消解掉或搁置起来的问题。恰恰相反，今天的激进左翼政治哲学（从巴迪欧到齐泽克），都是旨在回应这样一个问题，用齐泽克的独特表述来说就是，‘9. 12比9. 11更重要’……顾准所提出的问题，同样是今天政治哲学所面对的问题。”

前同事张曙光回忆顾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和顾准是同事。在顾准百年诞辰的前一天，张曙光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分享了他和顾准的交往及顾准的学术贡献。

在他看来，顾准的问题意识极强，学术研究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不同意社会学家李慎之将顾准单单看做一个思想家，也不同意学者林贤治把顾准分为官方话语中的顾准与思想家顾准。张曙光认为，有两个顾准，一个是思想家顾准，一个是常人顾准。“他最后为了要见亲人，含泪在平反书上签字。”

张曙光第一次和顾准接触是在1964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搞四清活动，工作组将顾准外甥宋德楠组织的马克思学习小组认定为是“反革命小组“。工作组认为背后有顾准支持，就把顾准隔离起来。张曙光等六个所里的年轻人被吩咐监视顾准，记录顾准的日常谈话。“连他的梦话都要记录。”张曙光告诉澎湃新闻，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最后问顾准交代不交代，顾准说不交代。

1970年左右，张曙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饲养班养猪，顾准也被下放到该地。当时他们是上下铺，进一步熟悉起来。

1972年张曙光和顾准都回到了北京，张曙光住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8号楼的食堂。因为住的地方没暖气，允许他生炉子。住在8号楼房间的顾准经常到张曙光那儿做饭。时值尼克松访华，张曙光开始学英语并搞了一些翻译。他翻译库兹涅茨（编注：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获诺贝尔奖的演讲稿。翻译好后，让顾准帮忙修改。张曙光还记得顾准帮他修改的一句话：“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要从农村拔掉老根。”时隔多年，张曙光仍然对这个译法赞赏不已。

“顾准的生活和那个年代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经常穿背带裤。他研究的东西，如希腊史也是我们很少接触的，他年轻时在上海生活，对市场非常敏感，当时我们都没这样的意识。”张曙光认为，顾准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在当时是比较西化和开放的。他回忆，当时他经常带大女儿到顾准家串门，一去女儿就说“顾伯伯我要喝黑水（咖啡）”。

1974年顾准患肺癌住在协和医院，张曙光去探望，“我告诉顾准要好好养病。他告诉我，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大概也治不好了。”

张曙光从2009年开始花了五年时间做经济所所史，写了一本书，涉及到15位经济学家，顾准排在第一位，因为他是“那个年代思想突破最大”的那个人。

【对话张曙光】

澎湃新闻：你的书中为什么把顾准排在第一？

张曙光：单从经济学来说，当然应该是孙冶方排在第一，但那个年代思想突破最大的是顾准。

澎湃新闻：目前市面上对顾准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他传奇的人生及他承受的苦难上，一定程度上还有将他的苦难悲情化、美学化的倾向，很少有人能在思想上介绍顾准，顾准诞辰百年，你认为该如何介绍顾准？

张曙光：一方面就讲顾准探索的过程。一个“反革命”在妻离子散、一直戴着“右派”帽子的情况下还在关注有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他的这种精神，说实在的是相当可贵的。你要知道他不光思想上、生活上没有自由，学术上可参考的材料也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能够把问题弄清楚很不容易。如果给顾准的时间更长一点，顾准的贡献会更大。

澎湃新闻：他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张曙光：他关注的问题是“娜拉出走以后”，这个问题来自于易卜生的话剧，在中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鲁迅，主要针对的是妇女解放的问题。

顾准关注的问题是革命胜利以后该怎么办，是针对一个群体发问的。比如苏联很多老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自己成了反革命。顾准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上，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连王元化在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时，都说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经顾准这么一提，他过去的一些说法需要修改。

澎湃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说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你怎么认为？

张曙光：这是有道理的。顾准在1958年发表的文章中就讲到价值规律既调节消费品的生产也调节生产品的生产。他的思想是很清楚的。

澎湃新闻：他一直处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吗，有没有局限性？

张曙光：当然，由于时代所限他也有局限性。他指出方向，《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讲了一些民主的代议制度，但问题在于他指出了方向但没有解决，不光没有解决，在他的认识框架里也没法解决。顾准思想家的地位是肯定的，但是思想家不是完人。

澎湃新闻：他的经历很丰富，他的思想更为重要，但这个很有难度，所以对他思想方面的评价较少。

张曙光：他的理论之所以能够突破，是因为他能够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比如他的饥荒理论，虽然他没有写出来，但在顾准的《商城日记》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要素都有了，他就是没有给这样一个名字而已，这比提出该理论的学者阿马蒂亚·森早了二十年。顾准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学出来的，是悟出来的，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和他的经历、感受关系很大。

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不会反思这些问题。所以人们对某些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是你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后再看书，才会有升华。这样的所得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他对市场的理解，和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关。顾准早年在上海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的学校任职，当时留美回来的潘序伦完全按照业绩来管理，所以顾准16岁可以登台讲课。不要神话顾准，就是这个意思。

澎湃新闻：如何做到不神化顾准？

张曙光：关于顾准的评价上就有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批评过李慎之。李慎之认为只有一个顾准，那就是作为思想家的顾准。林贤治说有两个顾准，一个是思想家顾准，另一个是主流话语体系中的顾准，但问题在于这能不能反映顾准的实质。

我也认为有两个顾准，一个是思想家顾准，一个是常人顾准。顾准也有常人的一面，他最后为了要见亲人，含泪在平反书上签字。

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顾准作为常人的一面，常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会做出违心的选择。这样理解以后你就可以真正理解他了。

澎湃新闻：100年后，大家对顾准的认识是怎样的情况，有没有所谓的盖棺论定？

张曙光：现在学界对顾准的认识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过去的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看，前三十年走了弯路，有些人前三十年走的路是对的，秉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对顾准的认识就是不一样的。但学界绝大部分人对顾准的贡献是有共识的。

澎湃新闻：如何学习顾准？

张曙光：我倒觉得学顾准，一方面学他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学他的治学。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实践到理论做研究的。

澎湃新闻：如果简单概括，他在思想方面有哪些创建？

张曙光：一当然是市场经济，二是饥荒理论，三是他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政治理论就是讲民主宪政这一套东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全是讲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