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百年诞辰｜思想上的硬汉为什么会“认罪”？

7月1日是顾准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对顾准思想的研究，必须对顾准当年的“认罪”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才能既对得起死者，也对得起生人。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今年7月1日是其诞辰一百周年。

顾准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1952年，他从顶峰跌落，开始了与前半生炯然不同的境遇，一方面过着不断挨整和受批判的非人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在黑暗中探索、深入地思想和顽强地写作。1955年到党校学习一年多，开始了他的探索，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种探索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后来成就的基础。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和探索是不断前进的，并在70年代初达到了前文所说的高峰。

然而，从1968年11月30日到1969年10月26日，顾准写了33万字的所谓“认罪”和“检讨”，又从1969年11月12日到1971年9月2日，写下了《新生日记》。在《新生日记》的开头，顾准写道，“《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事实上，在《顾准自述》和《顾准日记》（以下分别简称《自述》和《日记》，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中，顾准确有很多“认罪”、“检讨”的表示和“自污”的话语，也有不少对当时官方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述、“赞许”和“拥护”。

于是，关于如何评价顾准发生了困难，出现不同的意见，形成了尖锐的争论。林贤治认为有“两个顾准”，一个是“极难得的”“思想者”的顾准，“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让自己发出声音”；另一个是“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的顾准，一个“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影响”的顾准，一个跟着官方话语鹦鹉学舌的顾准。进而明确指出，顾准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凹陷”现象，形成了一个“马鞍形”，“‘两个顾准’无非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借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思想成份。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体，一个是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体，两个顾准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存在”。李慎之不同意林贤治的观点，并且断言“只有一个顾准”，认为这与“文化大革命”的“漫天盖地的恐怖”有关，同时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佐证《息县日记》是“伪作”，是“完全编假话”，是写“‘思想汇报’或‘改造收获’的底本”。陈敏之对李慎之关于有两个息县日记的误解作了说明，但赞同李慎之的观点，认为他对此作了“很精辟的分析和说明”。

作为对顾准思想的研究，必须对此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才能既对得起死者，也对得起生人。这也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目前出版的两本顾准传记和有关顾准思想的研究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其实，只要我们用一种平常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从顾准自己的文字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顾准是怎么“认罪”和“检讨”的

《顾准自述》实际上是顾准的“认罪”书和“检讨”书。

一般而言，检讨和认错（罪）应当既全面，又有重点，事实要交待清楚，既不能遗漏，也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顾准的“检讨”和“认罪”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从全面的要求而论，他从出生一直讲到当时，分各个时期详细加以记述，从重点的要求来看，集中在1956年以后。

在反右派斗争中，顾准被打成“右派”。他在《自述》中做了如下的“检讨”，“我对于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右派’言论，诸如诋毁肃反运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设计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同情，但是我也有某些界限，……我绝未在公开的会议上，或用文字参加过以‘大鸣大放’为名的向党进攻。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都是在和党内同志闲谈中流露的”（《自述》第243－244页）。

关于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以及学术观点问题，顾准“检讨”说，“1959年9月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那时卢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实际上基本一致的”。关于会计学教材问题，1962年在文科教材会议上，顾准与杨纪琬发生过争论，杨说谁反对现行会计制度就要当心做右派，而“我的会计研究干下去，势必要反对‘现行会计制度’，……1963年东北调查后就着手写《社会主义会计中几个理论问题》了，因为杨纪琬的话对我印象很深，1963年下半年政经组的讨论会上大发牢骚，说什么‘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又一次犯了严重的右派罪行”（《自述》第281－282页）。他学习了《论十大关系》，认为通过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可以落实“主席关于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思想，并“把等价交换政策看作遵循价值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办事的表现，……以后把它片面地夸大起来，写成了《试论》。结果《试论》就成了一篇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自述》第232页）

在《自述》的最后，顾准还按照检讨的格式写了两个部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和“我的反动世界观的阶级根源及其反革命本质”。

他说“关键问题在于，旧社会的生活使我形成了旧民主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自述》第323页），其阶级根源在于“我的家世和我早年经历和社会关系”（《自述》第340页）。不过，这些话千篇一律，空洞无物，读起来，确有点没话找话、装腔作势的架势，但这又是检讨程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自述》和《日记》中，顾准重述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如，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赞颂“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五七”干校等“新生事物”等。

对顾准“认罪”“检讨”的几点猜测

人的行为都是由其思想支配的，顾准的“自污”行为和重述官方话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否则不可能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写下那么多的文字。现在，顾准已经逝世了近40个年头，不可能再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因此，我们以下的讨论具有猜测的性质。

综观顾准的一生，其在《自述》和《日记》中所做的“认罪”“检讨”，所涉及的事情基本上是真实的。就是那些构成所谓“严重罪行”的事情也没有一点隐瞒。

然而，顾准所有的“认罪”和“检讨”都有悖于他的思想发展和后来的行为结果。所不同的是，以前是直白的和赤裸裸的，后来是学理性的，是从学术理论上进行论证和提供支持。不仅如此，这种“认罪”和“检讨”的表示也有悖于顾准的脾气和秉性，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所领导小组派陆裴文和任维忠给顾准送去“右派”平反的报告要他签字，他义正严词、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不是右派，摘什么帽子”，并拒绝签字。一个一向宁折不弯的硬汉，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行动？一个思想已经成熟和坚定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与自己的信念相悖的事情？

顾准从辉煌的顶峰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以后，就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即要“探索”出问题的究竟，解答“娜拉问题”。1952年受到处分以后，他的心情是激动的和悲观的，是因为他对重新工作抱有希望，寄予幻想。1957年划成“右派”以后，希望破灭，心情反而“平静”下来，开始了他的探索。他写道，“我虽然认为我那些极其反动的“右派”观点也许错了，我还没有彻底弄通这些问题，我要革命，我对这些问题还要‘探索’”（《自述》第250页）。后来，顾准在底层亲自观察和体验到当时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更加坚持要‘探索’――不仅1957年留下许多问题要‘探索’，两年农村劳动的经历也提出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探索’”（《自述》第271页）。不过，这时顾准所坚持的探索尚未完全超越个人沉浮和个人命运的范围。

经过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的探索，顾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和理论观点，只是还未及将其系统化地表述出来。1965年，第二次被划成“右派”，接着是十年“文革”的浩劫，顾准跌入了人生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特别是他相濡以染、可与之倾诉的夫人采秀自杀身亡，他对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使得顾准要把他的探索进行到底，这时，他的探索逐渐深化和提高，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围，而关注于所有与之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以至提出和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与此同时，顾准的心理和感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没有了当年干革命和搞工作时那种抛妻舍子、义无反顾的拼命劲头，而多了一些对亲人的眷顾和失去亲情的悲凉。这不仅成为他生活的支撑，也成为他继续探索的激励。我们把《顾准日记》中的最能说明顾准思想的几段有关文字抄在下面。

1969年11月12日。当工军宣队告诉他妻子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还要活下去。……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对秀的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九日买了二十个信封和二十五张邮票，那是准备给稖头、棣妹（顾准女儿的小名）她们写信的，现在把它搁起来，不到她们来找我，我决不会用它。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我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而且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日记》第266－267页）。

1970年元旦，顾准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以后写道，“我的70年代确实也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年代。60年代，除62－64的短短三年外，我过的是单独生活，不过那时至少还有一个实在或意想中的家――窝巢、后方，或所谓的Last refugee（最后的流亡者），丧失它，实际上始自60年代中期，连意想中也彻底丧失，则自70年代始。……三里河的房子要交，我这个不稳固的后方有连根拔掉的危险的消息，给我的最初反应是懊丧和可惜之念，其间也不免夹杂有不久回北京继续搞研究这种幻想的破灭的成份。细细想来，这不是继续革命的态度。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日记》第279－281页）。

1971年春节。“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心情宁静，只是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当一一能知消息，料当时心境，当和大梦初醒的Rip van Winkle（瑞普o梵o温可，美国作家华盛顿o欧文笔下的文学形象，一个在山里沉睡了二十多年，醒来后不能适应现实的人）一样。不过只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今后生活，大体上不过是五年来生活的继续，没有梦想什么大变化，大体上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1956年以后我彻底变换了环境，犹如1940年一样，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日记》第356页）。

在这段时间，顾准还有很多对母亲、妻子和儿女的眷顾和思念。甚至在遗嘱的最后还念念不忘“祝福我的孩子们”（《顾准日记》，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06页）。

顾准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和可贵的思想家，在后半生中，他在“认罪”“检讨”和写下《新生日记》以后，却达到了他探索和思考的高峰。《自述》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顾准自述》是顾准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交待’材料和其他关于自己的身世和思想的检讨文字，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但这样的解释过于笼统和简单，因而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我们其所以摘录上述文字，目的在于说明顾准为什么“认罪”“检讨”。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猜测。

一是在没有必要“认罪”和“检讨”而“认罪”和“检讨”的背后。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也不可能再回到体制内和革命队伍中，而现行体制和革命队伍也不可能再收留他。既然如此，“认罪”不“认罪”、“检讨”不“检讨”都于事无补。但顾准却做出了“认罪”和“检讨”的决定，并且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和交待”。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顾准想给人们留下点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只有采取“认罪”和“检讨”的形式，才能不使当政者发生怀疑，以至取缔和销毁。其实，《自述》和《日记》给我们留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足迹。读了这些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顾准如何达到他思想理论的高峰有所了解，进而加深对他的思想理论本身的理解，笔者对顾准的解读很多就是从这些文字中得到的，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解放前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也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顾准的“继续革命”一语双关，有自己的特殊含义。顾准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继续坚持进行他自己的研究思考和探索，并将其用生命进行探索得到的结果写出来，留给后人。所以，顾准的“认罪”“检讨”决不是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而是要借用“继续革命”这一口号来进行自己的探索。

三是顾准的这一改变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既然决心探索，就要尽量设法减少外部的干扰，以便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情。在当时的情况下，“认罪”“检讨”能否减轻“罪责”倒不一定，但至少可以消解对抗，增加相容，减少批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思考和探索。重述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会不会使领导和群众相信，也不一定，但至少可以减少敌意、对立和冲突，增加容忍和妥协。所以，“认罪”“检讨”表面是退，实则是进。这里既有实事求是，也有言行不一。前者是指所讲的问题都是事实，后者是指所戴的帽子和所喊的口号都是当时主流社会的流行语言，那些对文革的赞颂之词，对清查"516"的拥护表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不实之辞，顾准本人并不相信。

四是到了晚年，特别是采秀夫人去逝以后，顾准的思亲之情倍增，想以“认罪”“检讨”的行动，换得当权者的某种宽大，以便消除亲人相见的障碍，在离开人世以前，能够见上亲人一面。顾准对此寄予了厚望，并深信不疑。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这也是顾准采取很多“反常”行为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顾准生前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顾准病危，其母住在妹妹家，因妹夫身居高位，虽近在尺呎，母子终不能相见。五个子女，也因记恨受其牵连，不愿与父亲相见。到临终，顾准仍然是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每每看到和写到此处，笔者禁不住潸然泪下。

五是从人和人性的一般情况来理解。人是有两面性的，产生思想矛盾是很正常的，行动和言论的悖论也是普遍现象，有时软弱动摇、犹豫反复和犯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的共性。只要是人，而不是神，包括所有的英雄模范、名人大家、领袖统帅，概莫能外，顾准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为顾准讲的那些与其思想不相符合的话辩解。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讲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只要不是存心如此。也许最“好”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古人云：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这也是我研究历史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人的行为都是趋利避害的，从经济学上来讲，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人的行为都是在这二者之中进行权衡和选择。从前面的几点分析来看，顾准的“认罪”和“检讨”基本上是一种策略行为，是为了实现他的探索的目的。但是，严格说来，这种策略行为既有利也有害于目标的实现，否则不会出现“两个顾准”的争论。在当时的形势下，顾准已经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也不可能再爬上来，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并攀上思想的高峰以后，“自污”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污点。这既不会有损于他折下肋骨当火把的坚强精神，更不会影响到他的思想的光辉。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