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救助30万难民，“红色牧师”带斯诺进入苏区

        6月26日，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联合举办2015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论坛主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上海”，沪上国际友人与历史学者共聚一堂，揭开了一段段抗战往事。

        其中，上海社科院潘光研究员与董云飞先生分别讲述了他们父亲的故事。作为中国地下工作者的潘达曾参与建设“饶家驹安全区”，保护了30余万中国难民；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以“王牧师”身份护送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却终其一生未能再次谋面。

 

上海有个饶家驹：救护难民三十余万

        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是抗战时期广为人知的国际友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25五万中国难民。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拉贝之前，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于上海，这里保护了30余万中国难民。做出这一重要贡献的人，就是饶家驹。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一直关注二战时期受上海庇护的犹太难民，之所以在本次论坛中选择讲述饶家驹救助中国难民的故事，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曾参与了这一段历史，“我的父亲是越南归侨，精通法语。因为震旦大学是法国人办的学校，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就来到这里学习。饶家驹是法籍天主教神父，也是震旦大学教授，我父亲与他有师生之谊。”

        八·一三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据记载，仅8月13日一天，就有6万难民涌入租界，至8月底，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达到70 万。

        面对骤然出现的难民潮，收容和救助难民成为上海的当务之急。于是，上海原有的慈善、救济团体立即开展了各种救援活动。同时，许多新的收容、救济难民的组织和机构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或改组，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

        其中，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 就是由饶家驹神父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建立。救济会总部设在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各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均参与其中。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外方代表为挪威总领事、驻沪领事团团长奥尔，中方代表是屈映光，救济会中有救济组、经济组和总务组，饶家驹则亲自负责救济组的工作。

        救济会成立后，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前者收容杨树浦一带的难民，后者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后来，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潘光教授的父亲潘大成（潘达）就是第一难民所的所长。

        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难民问题将更加严峻，于是饶家驹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并为此四处奔走。经过各方协调商定，饶家驹最终获得认可，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命名为“饶家驹区”。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安全区的建议，日军当局也表示同意。11月5日，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达成协议，确定成立“饶家驹区”，并宣布从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诞生了。据专家估计，这里总共收容了约30万难民。

        据潘光教授介绍，他的父亲原本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初参与难民工作，一方面缘于他精通法语，又与饶家驹神父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也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南市，受到庇护的难民中本身就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把这里作为党的另一个根据地，还成立了党支部。再者，这里也送出了不少难民，他们在上海周边参加敌后抗日武装，有的甚至还去了延安。 “我父亲手中就送出去了不少。1938年春节前后，50多名青壮年被送到浦东参加游击队；夏天，又有400多难民被送去皖南。在此前后，还有几位直接去了延安。”

        

        “难民中有共产党，饶家驹是知道的，只是他并不声张，客观上就是提供了帮助。至于我父亲的地下党员身份，据我父亲讲，饶家驹并不知道。”潘光说。

        从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青少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

        “饶家驹安全区”的设立，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在国际社会上，“饶家驹区”也颇具典范意义。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 P. Calame）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经他提议，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主要动因就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之后，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附件中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规定，也可以看到南市难民区的影子。

“红色牧师”如何带斯诺进入陕北苏区

        有很多人知道，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他曾在抗战期间深入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稿，是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也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但是斯诺如何进入延安，他与“红色牧师”董健吾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次论坛中，董健吾先生的儿子董云飞向听众讲述了斯诺与他父亲的一段故事。

        

        斯诺1928年来华，一直进行新闻报道。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斯诺始终坚守在一线采访，他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也目睹了上海4万多工人举行的反日大罢工，以及中国军民的对日作战。斯诺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反映中国民生凋敝的现状，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斯诺能够深入苏区，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董健吾。

        董健吾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1936年3月，他曾受上海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委托，突破艰难险阻，进入陕甘红区，为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目标，完成了“信使”的任务。回到上海复命后，宋庆龄对其工作称赞之余，又要求他继续战斗——再次赶往西安，护送斯诺进入苏区。

        宋庆龄说，此事非董莫属。为什么呢？董云飞先生说，“一是父亲谙熟英语，便于与斯诺交流；再是二上陕北，人事方面驾轻就熟，便宜联络；三是此时中共与张学良已化敌为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张学良掌控的防线，进入苏区已不是什么问题。于是，父亲不顾劳累，再次临危受命。”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对董健吾有这样的描述：“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个身材高大、胖的有点圆滚滚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名字，并且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如何将斯诺送入陕北苏区？董健吾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多次访晤张学良，筹划具体、细致、万无一失的路径和护送方法。董云飞先生说，在商谈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时，董健吾曾提议用飞机，这是他们曾用过的老办法，但是张学良并不认可。“张学良对我父亲说，上次我冒了‘通共’的罪名，用飞机送你到肤施，我不怕，那时只有这一条路。而这次不一样，你想过吗？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是美、蒋派来的，一旦他见到美国老乡到苏区去，如果二个美国人交谈起来，无意间泄露了机密，不但护送计划前功尽弃，还要出大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考虑到天气等原因，他们决定用军用卡车将斯诺送往延安。

        经过这一行，斯诺与董健吾成为挚友。然而，护送任务完成后，董健吾与斯诺再没见过。在斯诺的认知中，他只知“王牧师”，却不知“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多年以后的1960年，斯诺来到新中国。他想要亲眼目睹从窑洞走到中南海的新中国领导人，如何建设、发展中国，并想看看老朋友。在中南海，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时斯诺就问毛主席，帮助他进入苏区的‘王牧师’现在在哪里？老朋友了，他想见见我父亲。当时，毛主席楞了一下——党内并没有王牧师，后来才查明，原来‘王牧师’就是董健吾，而这时斯诺已经离开中国了。”

 

        1970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又提出要见“王牧师”。邓颖超就代表总理与上海社调部联系，当时董健吾已经病重。“邓颖超即嘱咐社调部大力抢救，哪怕是让斯诺见上一面也好。也是因为这事，我父亲当时还特别受到医院的照顾，但最终抢救了三天，依然无效，父亲与世长辞。”次年，斯诺去世，可以说，没能再见到“王牧师”成了斯诺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