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成都）科学城的“科技创新策源地”逻辑

以下文章来源于城市进化论 ，作者唐陵

城市进化论

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

6月7日，西部（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在成都正式揭牌，这是之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件大事。

科学城是城市世界名片的标签，意味着它要卷入全球市场，吸引全球最顶尖、最前沿的科技创新要素。

业内人士提到，西部（成都）科学城正式揭牌后，将会有更多的科研装置建成、更多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入驻，更多鼓励创新的服务政策出台，从而形成更为庞大的基础平台和科研创新环境。

这意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了更大的融合创新机遇，可以更加有力地融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发展的进程中。

西部（成都）科学城 黄尚斐 摄

揭牌聚合高端要素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已成为最大共识。

过往，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一度占据城市经济学的主流。一座城市发展比较优势最大的产业，把一两个产业做好就非常有竞争力。

但比较优势也会迈入“马尔萨斯陷阱”——区域低端要素无法向高端要素跃升，比较优势导致低端要素过密投入，城市边际生产收益递减。

这便是踟蹰于低端产业分工的城市化内卷。比如曾经有煤炭等化石能源禀赋的资源城市，因资源衰竭而衰败。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型破坏”，科技创新突破低端要素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完成新一轮产业变革。

天府实验室 黄尚斐 摄

6月7日，西部（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在成都正式揭牌，重中之重便是集合全球高端要素。

城市经济呈现一种非均衡分布，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以先发优势率先集聚了科技硬核。经济体非均衡分布到均衡是必由过程，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会主动寻找边际回报率更高的区域。

一个区域的产权制度、基础设施逐渐完善，降低科技创新经济行为的制度费用，曾经的次发达地区便有了竞争力。

经济学家林毅夫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他提出后发优势观点——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方式稳步前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便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一个点串起一片面”，成渝两地更大范围汇聚高端创新要素、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引领带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

“西部(成都)科学城的正式揭牌是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科技领域的里程碑事件。在西部（成都）科学城正式揭牌后，将会有更多的科研装置建成、更多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入驻，更多鼓励创新的服务政策出台，从而形成更为庞大的基础平台和科研创新环境。”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鲁宗相表示，对于在天府新区的科研院所来说，这意味着科研氛围更加浓厚，发展优势更加突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有了更大的融合创新机遇，更加有力地融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发展的进程中来。”

西部（成都）科学城和天府实验室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它也将向国际知名科学城的目标迈进。

“产研学”的分工逻辑

科技创新有广袤的外延，并没有一把统一的尺子去衡量它的标准。科创本身仍有基础科学和应用创新之分。以经济学角度，基础科学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感，公共品的外部性令创新主体缺乏正向激励。

应用创新的投资回报周期越短，风险偏好随时间边际递减，吸引市场主体参加。但关键问题在于，一昧的应用创新缺乏迂回生产的长周期链条，低端创新仍会陷入科技领域的“重复造轮子”。

独角兽岛 周勇良 摄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说：“发展像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目的并非直接为经济和技术服务。”基础科学要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它必然要拒绝功利主义的做法。但距离市场遥远，基础科学需要直面创新效用的挑战。

市场的逻辑在于越细分，越能通过不同主体的有效分工解决价值分配问题。在一个高度活跃的市场，基础科学激励应用技术，而应用技术通过商业化应用反向反馈。政府、高校、企业需要机制进行有效分工协作，避免因基础科学公共特性造成的短视。

政产企学研融合是一个挑战，西部（成都）科学城创新机制解决难题。市场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在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将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所以在西部（成都）科学城的“一核四区”布局中，“一核”成都科学城引聚大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比如中科系、中核系、中物系等国家级科研院所20余家。如今，包括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等“高校圈”已投运。

成都超算中心

成都超算中心从去年建成并投入运行也说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体系的完善之处。市场的繁荣证实了这一逻辑，经历科研机构、企业等验证。

“建议充分发挥校地合作新型科研机构在突破传统科研体例、盘活人才队伍、鼓励交叉融合等方面的优势，创立引智孵化的新型创新策源地。”

鲁宗相表示，实现“外来人才+就地人才”双融合，原创成果与就地资源深度融合，在重点、优势领域力求突破，建设多元化的科技创新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许强也曾提出，“只有在西部科学城构建了完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为入驻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提供‘软硬兼备’的‘全套服务’，才能真正激发创新活力，释放集群放大效应，大力提升两地西部科学城的竞争优势。”

所以，西部（成都）科学城的市场机会仍然在数字经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等新兴高端领域。现有的新兴产业链集群已经涵盖人工智能+、区块链、6G等新经济，着眼于电子信息、高端制造、航空航天、科技服务业。

英特尔、AMD、思科、谷歌、苹果等公司在硅谷聚集并崛起，背后有企业、研究机构等多个主体的深入融合和相互影响。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加拿大卡尔顿莫不如是。

经济逻辑和城市发展逻辑可以复制，西部（成都）科学城有同样且超越的或然性，上述新兴产业链领域也有极大可能诞生影响全球产业的龙头企业。

公园城市的“营城”逻辑

兴隆湖

如果对比深圳，深圳“创新市场”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率先培育期、体系建设期、规模与外延拓展期。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科技创新部主任吕岚春表示：

“在率先培育期中，深圳的民营企业作为‘创新市场’的需求者，不断引进和学习国外技术，产生了一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市场’主体；

在体系建设期里，通过引进高校研究院、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等，逐步将新知识、新技术的交易重点引致到发明专利为主的创新产品，‘应用研究创新市场’供需双方快速增加；

而在规模与外延拓展期中，通过建高校、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群等方式，‘基础研究创新市场’进入发展期，新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提升。”

在吕岚春看来，从创新资源导入角度看，天府新区处在不断导入、培育创新资源的高速发展期，“新区目前发展态势喜人，后发优势明显。”

“率先培育期、体系建设期、规模拓展期”的“三期协同”叠加效应逐步显现，新经济创新主体不断增多，校院地合作机构体系化发展，天府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集群等规模化创新资源不断集聚，为天府新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相信接下来，天府新区一定能基于成都科学城这个西部(成都)科学城最核心的区域，集聚更多国内顶尖高等院校、创新公司、研发机构等力量，加快创新资源与产业集聚，更加高质量、高速度地打造创新策源地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对于天府新区的未来，鲁宗相已是十分看好。既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有优美的城市天际线，这一切，鲁宗相看在眼中。

2014年10月2日，天府新区获批为国家级新区时，四处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如今，天府新区城市组团布局，人才纷至沓来，已是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核心区。

短短几年时间，业已成为中国西南对话世界的科技窗口。

原标题：《西部（成都）科学城的“科技创新策源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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