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陌陌的时代，同性恋是如何寻找伴侣的

        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没有陌陌，没有杰克帝，古代的同性恋是如何找伴侣的？他们会因为通讯手段匮乏而找不到伴侣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今日的同性恋一样，大脑中天生一部高灵敏度GAY雷达，拥有在十米开外嗅探出前面的人是否是同性恋的技能？

        在近代以前，我国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情保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用来形容同性之爱的“龙阳之兴”、“断袖之癖”，从词面来看都属于中性词而非贬义词，甚至于男风最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贵族的同性之恋常常见诸史册，诗人、剧作家们更是将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同性恋情的诗歌。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春秋时代，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钟鼓齐鸣。摇船者是位越人，趁乐声刚停，便抱双桨用越语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听不懂，叫人翻译成楚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句告白，也伴随着电影《夜宴》的改编而广为人知。子皙明白歌意之后大为感动，当场深情拥抱这位年轻船夫，并且将自己的锦被披在他的身上云云。

        船夫以一届平民，甚至可能身份更为卑微的贱民，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因一首歌与贵族交欢尽意，而描写这样一个故事的《越人歌》穿越数千年传唱至今，可见社会对同性恋情的暧昧态度。

        但越人的境遇毕竟不是每个同性恋都能遇到的。在通信技术发达的当下，同性恋可以通过各种社交软件结交“志同道合”的伴侣；但在信息相对匮乏、同性恋依然是非主流的年代，古人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伴侣呢？现存的古代文学作品就如同被冻结在琥珀中的昆虫，通过对这些“昆虫”的分析和观察，就大致可以了解，古代的同志想要找对象，跟自己的身份、地位、从事职业有极大的关系。

电影《夜宴》中引用《越人歌》

君臣知遇：贵族的另类“时尚”

        历史上有记载的同性恋最多的就是王侯贵族。他们有着不同于寻常人的权势和财富，也更容易获得超乎寻常的恋情。但他们陷于身份的囹圄中，只能在朝夕相处的亲近臣属中悄悄寻觅。身为黄头郎近侍的邓通、太子舍人董贤、汉武帝同窗的韩嫣、公主之子富平侯张放等，无一不是皇帝的身边近人。他们年轻且颜值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小鲜肉”。对于这些君主、诸侯、大贵族的同性恋情，正史中的记载往往是寥寥几笔，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想象的空间。

        例如，明王骥德杂剧《男王后》，就是基于陈文帝与韩子高恋情的历史记载创作的。《陈书•韩子高转》记载：“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贱。侯景之乱，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为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于淮渚附部伍寄我欲还乡。文帝见而问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子高本名蛮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谨，勤于侍奉，恒执备身刀及传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会意旨。及长，稍习骑射，颇有胆决，愿为将帅。及平杜龛，配以士卒。文帝甚宠爱之，未尝离于左右。文帝尝梦见骑马登山，路危欲堕，子高推捧而升。”与历史记载不同的是，杂剧《男王后》中塑造的韩子高一改陈文帝左膀右臂的青年将帅形象，而是以一身裙钗示人，并增添不少韩子高与陈文帝的同性情爱剧情，塑造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男王后”，令人印象深刻。

陈文帝

主仆豢养：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主仆豢养是古代男同性恋寻找伴侣的一种常见方式。魏晋南北朝及明清末期文人雅士莫不以豢养娈童为时尚，梁简文帝萧纲的《娈童诗》大量使用描述女子美丽的词眼，表示娈童更比女子美妙。而阮籍的《咏怀诗十七》也将帝王的同性之爱予以热情的赞美和歌颂。

        相较之下，明清时期文学作品对主仆豢养这种方式则缺乏好感。《红楼梦》借薛蟠的契弟金荣之口将男同性恋性行为形容做“贴烧饼”，而在第二十一回中贾琏因离开凤姐十分难熬，于是在小厮之中“找了清秀的来出火”，把娈童作为泄欲的工具。

空闺密友：妻妾关系掩盖下的女同性恋

        不同于男人的社交活动频繁，可以通过主动寻找男宠、豢养娈童、认契兄弟等方式来找到伴侣，古代女子社交活动较少，鲜有机会抛头露面，所以女同性恋们寻找伴侣则更为低调和隐蔽，罕见于史册。

        记录了"金屋藏娇"的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中曾描述汉武帝的陈阿娇皇后与巫女楚服“女而男淫”，“寝居”、“相爱”，是罕见的蛛丝马迹。倒是邻国朝鲜，史官将文宗大王的世子嫔奉氏因与宫人同性恋被废为庶人记入了史册。可见在古代，深宫之中的寂寞宫人与失宠妃嫔之间相互温暖的同性恋情不足为奇。

        女同性恋情不像男女通奸那样足以动摇男权社会，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述往往凄美而含蓄，相较于男同性恋更容易得到同情和包容。

        古代文学作品中最知名的女同性恋形象，莫过于明末清初剧作家李渔创作的《怜香伴》中的崔笺云和曹语花。崔笺云随丈夫进庙烧香偶遇乡绅小姐曹语花。曹语花美貌与体香异于常人，是标准的“小鲜花”，而崔笺云诗才与谋略并重，二人以诗会友渐生情愫。为图长相厮守，崔笺云设局让曹语花嫁给自己的丈夫。当然，作为戏剧的要求，这种符合封建士大夫娥皇、女英理想型的剧情也一定要经历风雨坎坷和撒狗血，所以曹父的强烈反对和从中作梗是为对二女恋情最严峻的考验，最终在皇帝的赐婚下以二女侍一夫的形式使她们的恋情得以成全。

        与崔笺云和曹语花的相遇几乎相同，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封三娘》篇中，封三娘在盂兰盆会上结识了范十一娘，“把臂欢笑，词致温婉，于是大相爱悦，依恋不舍。”后封三娘攀墙来窥，随后二人“偕归同榻，快与倾怀”。此后封三娘因故离开十一娘，十一娘伏床悲惋，如失伉俪，可谓情深意切。封三娘因为身份差距加上人妖殊途等原因不能陪伴十一娘，选择给十一娘安排合适夫婿的方式，来表达对十一娘的一片深情。而十一娘为留住封三娘居然使出让丈夫奸污三娘的损招，意欲以类似崔笺云的方式达到相爱相守的目的。

关锦鹏导演的昆曲《怜香伴》（剧照），系2010年为纪念李渔诞辰400周年纪念而创作。

环境导向：传说中的性别比例失调

        古代相当一部分同性恋寻找伴侣的方式，受制于环境和职业的封闭性，只能吃“窝边草”。

        明人沈德符为当时社会为何会出现男色之靡总结了几个原因。他在《敝帚斋馀谈》中写道：“按院之身辞闺阁，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如罪囚久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至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遂出此。”官员被禁止狎妓，又未有家眷随行，外出坐馆的塾师、牢狱之中的囚犯、西北戍卒，皆因环境之中缺乏异性而求诸同性。在《红楼梦》中很容易被忽略的戏子藕官与菂官亦是如此，因戏生爱的恋情受制于环境并与职业有关。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贾家买来十二个唱戏的优伶，扮小生的藕官和扮小旦的菂官因戏生情。菂官死后，藕官每逢清明节在大观园为她烧纸，有一次被夏婆子抓住，幸亏宝玉救了她。图片出自《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      

        总体而言，先秦直至明朝前期文学作品中的同性恋形象，大多来自社会上层的诗词。诗词作者往往以自身感受抒发情怀，也大都会使用较为隐晦或含蓄的手法来刻画同性恋，或表达对同性恋人的欣赏，并且对冲破身份樊笼的同性恋情持中立或歌颂的态度。

        而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晚期，小说、话本、戏剧等市民文化的繁荣，让同性恋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底层文学作品中。其中不但出现了传诵至今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同性恋之间的交往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予以展现。这期间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人物性格更为鲜明张扬，敢于反抗权威，并且对于欲望的描写也更为原始直白。所以，在这股浪潮的波涛下，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市民阶层发出声音的方式之一。

        所以，古人寻找同性伴侣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可思议，有实力的可以做“光源氏计划”把少年养成自己的恋人，偶遇喜欢的人可以直接问“能事我乎”，雅致点的写首诗来告白，最不济可以在同事里发展——你怎么知道他或者她不是也正在偷偷地喜欢你呢？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目光流转之时，君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