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

男风之盛

        不论中西，史料对同性恋的记载，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决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不但与姐姐赫拉有不伦之恋，还化为雄鹰，将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掳到奥林匹斯山欢爱。而同时期的中国先秦时代，也诞生了“龙阳之好”、“分桃之爱”等脍炙人口的同性恋故事。

        西汉是同性恋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段，因为刘氏皇室似乎有着遗传性的同性恋取向，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闳孺，文帝有邓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赏，武帝有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有张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张放，哀帝有董贤……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士林放浪，男风从皇室蔓延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公元3世纪）以后，男风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贵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南朝士大夫为了同性之恋，不惜与妻子离婚。

        

        唐宋时同性恋风气略有收敛，但晚明以降男风又复炽，据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自武宗朝之后，明代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以狎优伶、养娈童、玩男妓为时髦生活，群起效尤。时人谢肇淛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说，男人狎男人，法无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对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风便流行起来了。

        明清时期的名士还视男风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如晚明文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坦然将“好娈童”列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清代的郑板桥也在《板桥自叙》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完全没有“出柜”的心理压力。

        ——你可以说这些明清时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荡，换一个立场，也可以说他们生活糜乱。

有容乃大

        从风流名士敢于公然炫耀自己的龙阳之癖，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的宽容。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将同性恋当成罪，并明确提出“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中国社会则从未有过类似的观念与立法。当欧洲人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时，传统中国也从未发生过对同性恋者的迫害。

        检索中国历代立法，可以发现古代政府对同性恋行为的干预非常有限。北宋时，京城等地出现了出卖男色的行当，“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但宋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对这一色情业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人说：“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政和年间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

        但南宋时，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说：“吴俗此风（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禁男娼”跟“禁同性恋”并非同一回事，正如“找小姐”跟“男女恋爱”不可相提并论。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明政府才在《大明例附解·附录》中规定：“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但这一立法与其说是针对同性恋行为，不如说是针对污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鸡奸行为。惟清朝乾隆年间颁行天下的《大清律例》明确对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作出惩罚：“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但跟同时代的欧洲社会相比，这样的处罚可谓“薄惩”，须知法国直到18世纪中晚期，还使用火刑对付同性恋。

        民间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袁枚在《子不语·双花庙》中讲述了一个耽美的同性恋故事：“雍正间，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风姿。春日戏场观戏，觉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将骂而殴之。回面，则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己，意乃释然，转以手摸其阴。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读书而未入泮者也。两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馆，燕饮盟誓。此后出必同车，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乌之雌雄也。”

        后来二人因为抗拒城中恶棍王秃儿强奸，双双被杀。因为“两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偶有祈祷，无不立应，因之香火颇盛。”邑人给遇难的同性恋者立庙纪念，这是中世纪欧洲人难以想象的。        

并无同性婚姻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恋一直宽容相待，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也没有一个同性恋者会挑战传统婚姻制度，宣布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可以成婚。

        明末清初李渔撰写的情色小说《无声戏》中，有一篇《男孟母教合三迁》讲到闽南地区的“契兄弟”风俗：“要晓得福建的南风（男风），与女人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醮。若是处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礼兼行，一样的明婚正娶；若还拘管不严，被人尝了新去，就叫做败柳残花，虽然不是弃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随风逐浪，弃取由人，就开不得雀屏，选不得佳婿了。”看起来似乎彼时的福建地区已出现了“同性婚姻”，但这其实是同性恋者李渔的虚构而已。

        

        明清之际闽南一带的“契兄弟”风俗与其说是“同性婚姻”，不如是说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晚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得很清楚：“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当时当地的民间社会，应该是承认“契兄弟”的同性民事结合的，因此方有“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但是，这“契兄弟”既无婚姻之名，也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获得许可。

        清代康熙年间，通州倒是曾经出现一起“同性婚姻”，但这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另类婚姻，在知情者报官之后便被政府取缔了：“有通州渔户张二娶男子王四魁为妇，伉俪二十五年矣。王抱义子养之，长为娶妇。妇归，语其父母，告官事乃发觉。解送刑部，问拟流徒。”可见在传统中国，民间或有同性之间的民事结合，但官府绝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认可“同性婚姻”。

        婚姻为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人生大礼，古人相信，婚姻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结合，为婚姻的天经地义。今天的婚姻定义，当然已越来越倾向于是“两个人基于自愿的民事结合”，基本上不再有“合二姓之好”的宏大叙事，也跟“以继后世”的人口繁衍义务脱了钩，但尽管如此，婚姻仍然跟一般的民事结合不一样：首先，婚姻受到伦理的约束，近亲结婚、不伦之恋、多边婚姻都不会被文明社会接受；许多人也认为“同性婚姻”挑战了家庭伦理。其次，婚姻是一项既继承了古老传统、又经立法确认的国家制度，对既有婚姻制度的革命性改变，牵涉太多人的认同与否，仓促的改变必将制造社会撕裂。

        中国传统社会在对待同性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是：宽容同性恋的行为（男风基本上被视为是个人的审美偏好，跟社会公德、个人品格没有关系），也容许同性恋者的民事结合（如明清时期的闽南“契兄弟”之俗）；同时，同性恋者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国家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