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希黛儿谈《花神的女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究之旅

【编者按】植物学盛行于18、19世纪的欧洲，远航探险将异国标本从世界遥远的角落带回欧洲，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广泛兴趣。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植物学被看作一门“适合”女性的科学，被社会中上层当作培养女孩子女性气质的方式之一，在当时的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下备受推崇。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女性的植物学实践如何展开、又受到何种压制？性别如何影响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史的书写？

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安·希黛儿（Ann Shteir）的专著《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是书写女性与博物学文化的经典著作，其中文版在今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安·希黛儿曾在约克大学阿特金森（Atkinson）学院执教多年，为该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花神的女儿》是其代表性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了相关领域的诸多学者。希黛儿也因为本书获得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特邀博物学史研究者姜虹对安·希黛儿教授就该书进行了一次访谈。姜虹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译有《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和《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2021）。她深受希黛儿教授的影响而走上“女性与博物学”的研究道路，在访谈中就植物学史、女性主义、当代女性科学家的境遇等问题与之展开了交流。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安·希黛儿著，姜虹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姜虹：您在《花神的女儿》致谢中提到，《1800年以前的英国植物学和园艺学文献》作者布兰奇·亨里（Blanche Henrey）对您进入女性与植物学这个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启发。能否聊聊当时的情形？尤其是您最初进入到这个领域时的一些状况。

希黛儿：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具体的研究课题是18、19世纪欧洲关于自然的语言文学。其中让我尤为感兴趣的，一是17世纪的机械隐喻，即把自然比喻成机械一样的钟表；二是18、19世纪将自然比喻成一株植物，会经历不同的生长阶段。在这样的兴趣引导下，我开始去了解18世纪的植物学，以及关于时间变迁的哲学思想如何转变成后来的演化理论。在1973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18世纪一位德国诗人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他的诗歌《阿尔卑斯山》（Die Alpen）有大量植物学注脚。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将女性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不断搜寻英国女性创作的植物学文本，以及关于女性的植物学兴趣的材料。通过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档案馆，我对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女性的植物学普及写作有了一些了解，也逐渐意识到那个时期植物学文化有着丰富的面向。布兰奇·亨里曾邀请我一起喝茶，亲切地鼓励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去探索这些女性，以及她们的生活和作品，兴许就会发现些什么。我最早研究的女性之一是韦克菲尔德·普丽西拉（Wakefield Priscilla），她是一位贵格会作家，写作的主题包括植物学、博物学，以及她所称的“心智培养”主题。特别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她的一位后代，让我接触到不少重要的书信和家族档案。

韦克菲尔德·普丽西拉肖像画

姜虹：您作为欧洲文学和文化史研究学者，想必对女性的文学作品非常了解，这对文学和植物学文化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时，植物学上一些专业知识，如分类学、拉丁名、植物鉴定等，会不会带来不少的挑战，处理植物学文献、生物插图和标本等历史材料可能也会比文学作品困难。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的？

希黛儿：自从接受比较文学训练开始，我就习惯了去关注不同文学、语言和历史等领域的诸多话题。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去探索各种超出我学术训练的主题，例如18世纪中期德国文学或19世纪英国科学史等。任何跨学科研究都会面临相似的挑战，你对某个领域的了解总是要比其他领域更多。相对不熟悉的领域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或者恶补相关知识去解决，但依然有些困难超出了我的预想。例如，我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的植物学图书室里发现了19世纪早期阿格尼丝·伊比森（Agnes Ibbetson）的手稿，她通过长期的实验提出了植物发育的相关理论（希黛儿对伊比森的研究见《花神的女儿》第五章）。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对伊比森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请教了一位植物学家，然而她以当代植物学的思维否定了伊比森的理论，认为伊比森所处的历史背景无关紧要。尽管我也想从那个时代植物生理学的一些争论中去解读伊比森的植物学贡献，但让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去研究一位从未引起关注的植物学家。我希望向读者或之后的学者介绍伊比森的植物学工作和她所处的环境，可以让其他人从各自的视角去做更深入的研究。让我欣慰的是，英国目前有一位生物学背景的学者正在对伊比森的有关材料进行植物学的专业解读。

阿格尼丝·伊比森于1809—813年发表在《自然哲学、化学和艺术杂志》上的文章插图

姜虹：在您的研究中，“Flora”（花神，植物志）是一个内涵丰富、非常奇妙的词儿，您曾追溯了花神的图像学渊源，以及它在植物学文化中的重要性（可参考作者论文“Iconographies of Flora: The Goddess of Flower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otany”, in Figuring it out: Scien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eds. Ann B. Shteir and Bernard Lightman. Hanover and New Hampshire: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6, 3-27.）。在《花神的女儿》中，这个词一语双关，巧妙地传达了这本书的主题。“花神的女儿”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标题，引起了读者对植物学文化强烈的好奇心。您能否谈谈最初是如何触及到植物学之外的花神故事？在我们之前的邮件交流中，您也提到您主编的论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与植物》（Flora’s Fieldworkers: Wo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标题中也用到了这个词，您再次用它作为书名是基于怎样的考虑？除了《花神的女儿》、花神图像学论文以及这部即将出版的论文集，您对“Flora”还有什么有趣的研究吗，有没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和读者分享？

希黛儿：如何描述自然？为何自然通常会被刻画成女性形象？毋庸置疑的是，在历史上的众多文化语境中，女性与自然被广泛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这样的图像比比皆是，负载着复杂、有趣的含义。我在图书馆探索女性与植物学的材料时，发现古罗马花神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大量的植物学著作和花卉手册标题页或扉页插图中，这些图像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很希望搞清楚这个神话人物不同的呈现方式。《花神的女儿》讲述了在18、19世纪的英国，众多女性如何通过家庭纽带和家庭生活进入到植物学的世界：她们和朋友、家人一起采集标本，在家庭的氛围中学习植物学，成为父亲、丈夫或兄长的植物学助手，编写植物学普及读物，她们在写作时还喜欢营造一种家庭的氛围。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园》扉页插图

后来，我对另一个话题产生了兴趣，那就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背景中，北美加拿大殖民地的女性如何参与到植物学？我和一位加拿大植物学家合作，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19世纪20、30年代四位女性植物学家，她们在旅居加拿大殖民地期间，与“植物学朋友们”一起采集植物，学习植物学（Ann Shteir and Jacques Cayouette, “Collecting with ‘botanical friends’: Four Women in Colonial Quebec and Newfoundland”, Scientia Canadensis: Canad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019, 41(1): 1-30）。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当时的信件来重构她们的历史，我很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更深入了解关于19世纪加拿大殖民地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为了激发更多学者参与到该主题的研究中，我在2017年组织了关于此话题的一个国际工作坊，名字叫“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男性与植物：新资源和新视角”（Women, 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 New Resources, New Perspectives）。这次工作坊的论文汇集成论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与植物》，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完成了编辑工作，预计此文集将在明年出版。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是，在19世纪植物学逐渐成为加拿大一门科学学科期间，女性以丰富多彩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植物学中，如采集、绘图、教学、写作等。对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让我不断去思考应该如何书写植物学史，而编撰这部文集让我发现，加拿大植物学田野工作的历史可以提供更广泛和包容的视野。

姜虹：我发现《花神的女儿》中有些女性的故事相对简短，如亨丽埃塔·莫里亚蒂、哈丽雅特·博福特和帕金斯夫人，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物更边缘化，难以重构她们的故事？关于每位人物所能获取的材料是否决定了您写作时的选择，如是否纳入书中，以及篇幅长短的分配等？能否分享一下您收集研究材料的故事？除了文本，还有哪些重要的材料比较重要？

希黛儿：这本书耗费了十余年，我主要是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图书馆、档案馆从事这项研究。在此之前，没有学者将书中大部分女性的信息及其作品汇集起来，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材料。当时电子资源也没有发展起来，对每位人物分配的篇幅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能找到的材料。对女性和女性史研究感兴趣的学者都应该充分意识到，我们想找的材料常常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获取：她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她们的作品可能因为“无关紧要”没有被留存下来，历史学家可能会觉得她们的故事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等等。例如，书中那位制作蜡花的爱玛·皮奇，她也培训别人做蜡花，还编写了一本DIY手册。我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做研究时，无意中发现了馆藏目录记录了一套19世纪40年代蜡花制作工具，然后征得博物馆准许，前往库房深处，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木箱。木箱里不仅有工具，还有当年制作的花瓣、花梗样品。那一刻，历史突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博物馆馆长见到此情景，也跟我一样兴奋不已。

爱玛·皮奇的《皇家蜡花制作手册》扉页插图

姜虹：女性是如何与自然、植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联对植物学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导致了植物学的女性化色彩？

希黛儿：在西方欧洲文化中的历史中存在一种关于性别的二元划分，将女性与“自然”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男性与“文化”和思想联系在一起。花神弗洛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自然崇拜，以及女性与繁殖、植物、春天、丰饶、复苏等概念的联想。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这些联想预设了对女性的“天然”属性——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预设还演变成了性别化的社会规范，规约着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女性的阴柔之美。将女性与自然、植物联系在一起可能出于女性的力量和权力考虑，但在18、19世纪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这种联想更具有传统意味，更多是考虑女性和植物一样美丽而优雅。欧洲启蒙思想提倡将博物学和一些新兴科学纳入教育体系，女性与植物的文化联系为她们参与基础性的入门植物学活动铺平了道路。自18世纪60年代起，植物学深受小女孩、成年女性和母亲们的欢迎，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学著作被改写成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教业余读者鉴别和分类植物。然而，深受女性欢迎的植物学到19世纪20年代时候却开始被质疑，认为不适合男孩子学习，因为他们不想去学姐妹们学的东西，19世纪早期的一些文本材料里对这一点有非常详细的论述。

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弗洛拉、赛瑞斯和丘比特

姜虹：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他是主张植物学去女性化的职业植物学家代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希黛儿：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也是一部性别与科学的历史。女性与植物的关联塑造了她们进入植物学的方式，也影响了19世纪英国及其大学、研究机构中植物学如何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这就是本书中约翰·林德利所处的历史背景。在他看来，19世纪30年代，植物学作为“一门职业，体现了人类严谨的思想”，需要与休闲、大众、观赏性的植物学活动相区别，而后者恰恰被认为是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方式。他力图为植物学学生创立一套“现代化”的课程，培养他所认同的职业植物学家。“科学的阳刚之气”成为科学史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俄赛里斯》（Osiris）这本科学史杂志在2015年第一期的专题就是这个。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

约翰·林德利肖像，1848年

姜虹：我曾经问过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您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是”。您对女性和植物学的研究是否影响您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这项研究对您的学术生涯或个人生活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它对您本人或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其他影响？

希黛儿：事实上，是我的女性主义观念和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将我引向了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而不是反过来。我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进入知识界，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核心是探寻历史中的女性，将女性置于故事的中心，为女性及其故事发声。我曾考虑过为18世纪男性作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win）写一部知识分子传记，因为他在作品中将文学和植物学结合在一起。但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还是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我在女性和女性史研究上所受过的学术训练。历史不仅对重构过去的知识非常重要，也影响着将来的实践活动。这样的信念塑造了我作为大学教授的研究工作和职业生涯，我也很幸运地参与了约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创立，成为创立之初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部的主任。

伊丽莎·格林德尔的《植物之美》 封面（卡耐基-麦隆大学亨特植物学文献研究所藏）

姜虹：《花神的女儿》常常被当成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在出版后启发了众多的学者，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是因为这部书走上了现在的研究道路。在这本书之后涌现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对本书提到的女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后来的研究中，哪位学者或者说研究成果给您的印象最深？后来的这些研究反过来又对您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启发？能不能简单介绍下您目前的研究？

希黛儿：自己的研究能对女性、性别、历史和科学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所启发，我当然感到非常欣慰。我的研究主要是勾勒了1760-1860年这个世纪英国“植物学文化”中女性植物学活动的图景，重点是女性普及作家为女性、儿童和大众读者撰写的植物学。对这段历史的重构意味着需要用传记、社会史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去理解女性如何塑造了有关植物的历史。如果通过地方性的历史档案和植物学的通信集等材料就会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大有可为。我很高兴可以向图书馆员和档案员提出问题，他们经常会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所在的机构有这么多有趣的藏品。我也常常觉得大众杂志是非常不错的研究材料，乐此不疲地在里面寻找关于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女性及其相关故事；还有就是对历史信件的利用，不管是《花神的女儿》还是我前两年发表的加拿大殖民地女性植物学家的研究都与信件提供的材料密不可分。邱园首任园主任威廉·胡克的通信集让我发现了19世纪早期加拿大殖民地四位热衷植物学的女性，以及玛丽·布伦顿（Mary Brenton），对这位女性的详细研究我将放在即将出版的论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中。

在学者们大量的研究中，我对英国或英殖民地之外女性参与植物学的研究感到尤为兴奋，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女性植物学实践的研究视野。

姜虹：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对现在的科学界有什么样的现实观照？相比植物学中女性被边缘化的现象，现在的女性科学家或学者是否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希黛儿：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当然也是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子集。关于“女性”与“阴柔”、“男性”与“阳刚”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历史上科学的实践和规范，也影响了现在的科学。这段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有助于解释（但并不能通过解释去消除）公众为何将“科学家”设想成男性形象，以及为什么所谓的“硬”科学（如物理学，或者基于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要比“软”科学（如基于田野的一些研究）有更大的价值和权威性。科学中的性别问题，对身处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姜虹：《花神的女儿》中文版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您希望这本书能为中国读者和学者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希黛儿：我很感激你将这本书译介到中国，很遗憾我读不了中文，但我可以看出四川人民出版社非常用心地在做这本书，设计得很漂亮，装帧、纸张、印刷也非常棒。希望它能给中国读者和学者带去一点点启发，能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女性与植物学这个领域，期待学者们能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

安·希黛儿与《花神的女儿》新书合照

姜虹：在现实的学术界中，如何平衡母亲角色和科研工作是年轻女学者们经常面临的问题，对她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或建议可以跟她们分享？

希黛儿：我自己是一位教师、学者和母亲，《花神的女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给我自己的女儿——“女性主义花神”。“平衡”往往很能实现，而且即使达到平衡，也从来都不是稳定状态。要达到所谓的平衡，工作单位需要变得更加灵活，父亲和母亲需要为自己和家庭之需设定职责分工。理想情况下，已经当了母亲的年轻科学家和学者可以通过伴侣、家庭、儿童保育机构和育儿假政策等获得更多的支持，但往往没有什么措施是完美的。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热爱的工作及其带来的成就感其实也是我们带给孩子的礼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