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语境里很热的拉美文学，都是被西方筛选过的

“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  

        编者按：上月，李克强总理率团访问了拉美四国，而且，此次访问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行程——“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包括莫言、铁凝、格非等知名小说家在内的作家代表团也应邀到波哥大随总理一同出席了在波哥大举行的这一的“高端对话”。这似乎是中拉文学交流史中的第一次。因此，此次总理拉美之行也被一些媒体描述为“文学外交”。

        拉美文学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甚至社会思潮？华南师大文学院教授滕威长期研究和关注拉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变迁的关系，来看看她的解读。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陈彦瑾(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现任教于广东警官学院)：据我所知，你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是国内最早将中拉文学关系学术化和思想史化的专著。记得最早接触拉美文学就是十年前在你的课堂上。你是在怎样的语境中开始中拉文学关系的研究的？

        滕威(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华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当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之后被保送到北大西语系世界文学专业，跟随当时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长的西班牙语专业的“王牌”教授赵振江老师读硕士。按照赵老师的要求，我跟西语专业大一本科生一起从头学习语言，学了两年之后我也能说两句了。后来为了追随戴锦华教授，我又考回了北大中文系，有幸成为戴老师第一届博士生中的二分之一。当时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是西班牙语圈里搞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圈里搞西班牙语的。事实上，这句玩笑话的确描述了我当时的学术状态。因为老师们那时都特别鼓励我能在比较文学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即中国与西班牙语文学关系、交流与译介历史的研究。

        我做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堂吉诃德》的汉译史”，虽然在我之前也有西语界的前辈写过类似的文章，但大言不惭地讲，我认为自己在史料扒梳方面还是下了更多的功夫，而且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不是哪个译本更好，而是为什么在某一特定语境下，某种译本成为读者最多的译本，以及“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在译介过程中的变迁等等。本来我的博士论文想以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汉译史为题，后来觉得这个题目有些博大而宽泛，不太适于博士论文这种要突出问题意识、集中论述的写作。于是，在戴老师、赵老师还有洪子诚、车槿山、孟繁华等诸位先生的帮助下，我将题目范围缩小至拉丁美洲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

        陈：其实在你之前，也有当代文学的论者讨论过“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类问题。但是你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这类研究。

        滕：是的，早在1960年，《世界文学》杂志就发表过周而复先生的短文《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交》。20世纪90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莫言的对比，诸如此类的研究当时大陆已经不鲜见。而且我知道一些台湾学者也在做“魔幻现实主义在台湾”这样的题目。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研究还是有独特的价值。首先，我关注的不只是译介行为、或译本优劣，也不是为翻译家立传，更不是单纯对比中拉作家作品；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描述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是最低诉求，更重要的是，去揭示拉美文学汉译历史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因为翻译是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于其中的。我并不将拉美文学的翻译看作是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的产物，我同样会关注译者、读者这类群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是我同翻译研究学者或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同之处。

        第二点，由于我个人“阴差阳错”获得了刚才提到的那种特殊的学术训练，所以与西语学者比起来，我更关注“拉丁美洲”作为曾经的“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浮/沉于当代中国的世界视野与想象中，也就是说我会更加借重思想史、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方法；而相对于当代文学的学者，毕竟我还有些外语的优势，因此我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中译本基础之上的，而是广泛地阅读了英/西文文献。很欣慰的是，当年洪子诚、赵振江等诸位分别来自当代文学和西语系的先生们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写明，“该论文具有填补学术史空白的意义”，“一致认为是一篇较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今天很多老师在当代文学史的课上也会推荐你前面提到的那本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著作《“边境之南”》。

加西亚·马尔克斯

        陈：好像你去年应邀去哈佛燕京访学，也是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

        滕：是的。而且在哈佛燕京学社和纽约大学的美国比较文学年会分别做过报告之后，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他们的研究五花八门，比如“拉美文学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在拉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球化”，还有什么“康有为在墨西哥”等等，但我们有非常相近的知识谱系和问题意识，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会通过网络互动，讨论问题。        

        陈：为什么你一直强调拉美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呢？是不是在此前没有拉美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

        滕：目前我看到的最早专门介绍拉美文学的文章是发表于1921年2月《小说月报》上的《巴西文学家的一本小说》，作者是茅盾。目前所知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拉美文学作品是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io）的名作《女王玛勃的面绸》，发表于1921年11月。但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拉美文学只是零星地被译介到中国，而且几乎全部是通过转译完成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拉美文学才第一次以整体面貌进入中国文学视野。这表现在杂志上开始出现拉美文学专辑，出版了各种拉美文学丛书、拉美文学史，并逐步确立了本土的拉美文学经典序列。因此，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当代。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拉美（文学）”与“当代中国”这一论题自身蕴含的丰富的问题性开启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讨空间。

        作为“亚非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文学无疑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但它更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中国第一次规模性地翻译拉美文学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驱动的，而且西班牙语这一专业起初就是因国家政治需要而开设的。因此，拉美文学翻译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翻译与政治之间复杂的连接与互动。比如说，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在学校中开设西班牙语专业，并组织译介拉美文学，尤其古巴革命胜利后，受其影响，中国同拉美大陆的联系突然密切起来，因此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增设西班牙语专业，扩大招生，同时掀起第一个拉美文学翻译高潮。

1951年，宋庆龄与智利诗人聂鲁达在一起饮酒

        但风云突变，1965年起，由于中苏分裂引发国际共运大论战，拉美左翼内部分裂为亲苏派和亲华派，我国同亲苏派断绝来往，因此亲苏派拉美作家也就被列入了“黑名单”。最典型的就是聂鲁达。1950年代他还是周总理口中的“中拉友好之春第一燕”，1965年之后，他就在中国被批判了，甚至连去世的时候《参考消息》都是引用西方右翼媒体充满讽刺的言论进行报道的，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到了“文革”期间，只有一本拉美文学汉译作品公开出版。

        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曾经在50－70年代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却经历了和其他“亚非拉革命文学”不一样的命运。拉美文学不仅没有被遗忘，被扫进故纸堆，反而继续被大量译介。更有趣的问题是，在一个以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大叙事和奋斗目标的时代里，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这不能不说有些“怪诞”。

博尔赫斯在1990年代的中国独领风骚

        在我的观察中，“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现代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尤其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探索深受“拉美文学热”的影响。

        进入1990年代，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似乎应该占据的社会边缘位置。由于中国的日益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的制约，日渐委顿。多数1980年代耳熟能详的拉美作家渐次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博尔赫斯却在199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尚，受到文化市场追捧。

        《博尔赫斯文集》、《博尔赫斯全集》以及各种传记、访谈录不断被翻译出版。我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是，在中国“慢热”的博尔赫斯成为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景观的一个本土版本。新世纪以来，因为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伯特·波拉尼奥在西方掀起的热潮、获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授权的全新译本的推出以及他的离世等一些“偶然”因素，拉美文学总会间歇性地成为相应时刻的热点。总之，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有趣的同构关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访问中国。  高剑平 澎湃资料

        陈：你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印象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好像巴尔加斯·略萨访问中国的时候，很多媒体都热炒他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而且明显不同于八十年代，这次风向明显偏略萨。

        滕：直白地说，新世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的流行，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他一生不变的左翼立场即使偶尔被提起，也会被当作一个不可思议的“污点”。与这个倔老头相比，风度翩翩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先生的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更符合当下的主流趣味。大家都知道的是，巴尔加斯·略萨先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又曾经对后者老拳相向，造成二人绝交。

        哈佛大学的何塞·拉巴萨教授曾经对我说，当年二人大打出手的时候，他在现场。他说，“最根本的分歧是政治的”。所以根本不是我们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桃色八卦，这就像我们也一贯这样想象周氏兄弟的决裂。

        陈：说到周氏兄弟，你以前给我们上“翻译研究”课的时候，强调过五四一代精通外语的知识分子却热衷于翻译“非西方文学”。还记得你举过茅盾的例子，只懂英语，却翻译了大量的波兰、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俄国等当时被视为“弱小民族”的文学。你也提到过，从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变化可以看出本土视野中异域形象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同时反映出本土自我想像的迁移。那么是不是拉美文学译介在中国的“兴衰”，也与我们的世界视野和自我想象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滕：一点没错。那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更注重的是世界图景的完整以及不同民族现代化的不同规划与途径。这一传统到1950年代还存在。新中国的世界文学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非拉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革命文学。当时本土外国文学的等级次序是：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文学、其他国家文学；其中其他国家文学包括亚非拉等地区被压迫民族反映民族解放运动的文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反帝反殖民的进步和无产阶级文学。当时外语的语言等级次序也并非今天的“英、法、德、日、俄”为大语种，其他为小语种；而是“英、法、俄、西、阿”五种语言最重要。

        但是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以来，西方成为我们世界视野的中心。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奖、西方文学评论、西方的文学史写作成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先在视野，必得经过西方的筛选，在西方获得承认，才能在中国引起热烈的反响。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清晰地呈现了第三世界在中国世界视野中的在场与缺席。

        我有时候向一些出版人推荐拉美作家，总会被问该作家得没得过西语世界之外的奖，或者换个词儿说某种“世界性”的奖。我很好奇，我们常年追踪布克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它们也不过是区域性的文学奖，为什么就比塞万提斯文学奖、加列戈斯文学奖更“普世”呢？而这种世界视野的转变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空间划分已显得过时，因为“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当中，反之亦然。第二世界几乎无处可寻。资本似乎面对着一个流畅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切都被“非政治化了”，只要资本流动、市场开放、有利可图似乎其他东西都可以搁置。戴锦华老师很喜欢引用拉康的一个说法，“被压抑者将从未来回返”。但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语境内再度热起来、可能会更热的拉美文学，并非曾经的“被压抑者”。

        今天能回来的都是被资本认可或重新包装过的，拉美曾经具有的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另类现代化的实践及其文化仍然“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