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

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是参与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中国参与全球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参与，通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着重于外循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世界与供应链的中心节点。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由引进和出口为主，转型为引进和走出去并行，出口与进口均衡，内外循环结合未来，将进一步成为对外投资和进口最大的国家。这种转型意味着，中国由接受现行治理规则到参与国际治理规则的转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无法承担“当头”的角色，但无论从自身发展需要来讲，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来说，中国都能够在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干预主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推动世界市场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不搞贸易保护主义，拒打贸易战，在多边层面充分利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推动积极变革的共识。

对于美国的政治对抗，中国不可能躲避，但中国不会与美国发起全面对抗。一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抉择，中国不会走大国争霸对抗的老路。尽管针对美国的政治打压，中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应对，但是依旧会以积极的战略推动国际环境的改善，凝聚和平发展的共识，推动世界走开放合作的道路，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市场营运的路不会被堵死，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市场最为重要的构成，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中国从世界市场中排挤出去。

推动基于开放与合作的国际议程与行动。此前，中国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设立，这些本质上是推动新型发展合作，与其他国家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改善综合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作为新型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能合作建设产业园，让当地产业发展起来。产能合作是一个新事物，不同于发展援助，也不同于市场化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建设产业链，培育和提升能力，建设产业园，与当地的发展规划相对接。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人称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实也不为过，只要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就不难理解。因此，尽管参与全球化也带来不少问题，如环境问题、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问题、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等，但这些问题不能靠逆全球化来解决，需要通过积极调整与改革来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情况下，中国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影响非常严重，工厂不能正常开工生产，多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遭遇断崖式阻断。鉴于中国是地区和世界连接的供应链中心，影响立即传导到外部，导致与中国相联系的供应链中断。疫情稍缓后，中国立即开始采取复工复供的措施，尽力把中断的产业链恢复起来。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各国采取了隔离措施，导致经济社会活动减速，对外需求聚减，加上交通和其他管制措施，除用于疫情防控的产品外，外部对中国产品订单大幅度削减，有的甚至中断，这使得中国复产、复供的努力受阻，这也使中国人深切体会到，全球化的反向影响如此严重，依靠供应链生存的企业如此脆弱。

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蔓延的情况下，外部对中国的责难增多，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节点作用严重质疑，舆论的导向似乎偏向于对中国的批评。在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成为“政治时髦”，他们把很多自身的问题“甩锅”中国。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提出了不少极端的口号，不仅把疫情的扩散归罪于中国，而且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中国挂钩，要求中断对中国的依赖，要求企业撤离中国，阻止中国向本国投资等。特别是在美国，与中国脱钩似乎成为解决其问题的“钥匙”。

鉴于外资、外贸、对外投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我们需要冷静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判断。关于撤资，由于中国的经营成本提高，部分外资撤出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了，这是一种正常的调整。其实，中国的许多企业也把一些生产转移出去，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调整。东亚地区作为世界供应链中心，区内的供应链是一种动态发展结构，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别使得企业可以在区域空间内进行调整。但是，外资不会完全撤出中国，中国作为最大的区域市场，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一方面，部分外资撤离与转移有助于中国本身进行产业升级，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空间和机会。如许多中间产品生产，本土企业可以填补外资转移后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身需求市场的扩大，许多以外需为主要依托的生产企业，也可以转为面向国内市场。当然，也应该看到，基于美国政治打压所产生的断供、脱钩，在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变化会比较明显。对此，需要做好应对。

中国最需要的是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动员国内的自我创造能力，尽快建立起新的增长动力和结构。中国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内需市场，应该增加内需市场动力，实现内外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经济结构的动力机制，充分利用新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

全球化正在并继续发生重要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都处在变局之中。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借船出海”。在新的全球化发展中，中国自己造了船；在网络全球化的发展中，中国在不少领域走在前面。应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在许多方面，中国将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领航者。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就是构建新动力和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经济本身能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一个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制的发动机。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容、联动倡议能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通力合作，真正形成一种有向心力、有大作为的行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要有合力。但各国都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打算，形成对接与协调并不容易，市场竞争也会改变共建的环境。第三个挑战是政治因素的干扰，要处理好现在的一些新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很多，朝鲜半岛、南海问题、中美战略对抗、中日利益竞争等，还有一些国家国内的局势、地区的冲突、极端势力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把握好，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干扰合作共建的环境，甚至中断进程。

总的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少，但事在人为。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非常关键，有了这个前提，无论是在地区还是世界上，还是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的。

文章摘自《世界大势》

作者：张蕴岭 等著

定价：59.8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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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男，1945 年5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教授是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是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东亚展望小组成员，中国-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亚欧合作专家组亚洲代表成员，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组长，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可行性研究专家组成员，中韩联合专家委员会中方主席，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德意志银行亚太地区顾问等。

张蕴岭主要代表著作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与亚洲区域主义》（英文）、《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与世界：新变化、新认识与新定位》《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