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的改革与反改革：改革会导致俄国走上西方之路吗

        在十九世纪的六位俄国沙皇中，有着“解放者沙皇”之称的亚历山大二世算得上是一位思想开明、见识远大的君主了。但“解放者沙皇”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组合。它暗示了沙皇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很快就面临的困境：保守派认为他作为一个“解放者”，走得太快太远以至于会危及罗曼诺夫王朝；社会上的进步舆论认为，农奴制废除后，农民赤贫依旧，城市贫富差别拉大，这一切罪恶的源头就在于沙皇的存在。于是，亚历山大二世面临的问题就是：“开始改革是危险的，但是停止改革会更加危险。”

        俄国当代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1936- ）2005年推出的《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位改革者的坎坷一生。全书虽为传记，但实际上分四个部分讲述了沙皇的家谱、沙皇的改革与停滞、地下俄罗斯的情况，相当于一部缩略版的十九世纪俄国史。拉津斯基在俄国属于知名畅销书作家，其所写传记虽然学术性不强，但有不少八卦，读起来兴致斐然。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情史

        一般读者总是对名人绯闻喜闻乐见。亚历山大二世婚前婚后的情史，也是该传记谈得较多的部分。1839年5月，还是皇储的亚历山大二世访问英国。那时维多利亚女王年方二十，“长着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她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喜欢皇太子，他落落大方，易于相处。……他如此坦诚，如此年轻和可爱，面色和蔼开朗，笑容甜蜜，身材魁梧，外表充满阳刚之气。”他们一起看戏，跳舞，闲聊，亚历山大还把自己的小狗卡兹比克送给了女王。只是尼古拉一世不愿辛苦培养起来的继承人成为英国女王的丈夫，所以才棒打鸳鸯，一道命令将其召回俄国。历史无法假设。假如亚历山大取代了阿尔伯特亲王做了女王的丈夫，英国是否还会出现维多利亚盛世？俄国还会不会出现农奴制及司法制度等改革？但从中可确定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性格比较软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要知道，他见到女王之前已把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的公主作为未婚妻向父亲汇报了。

        1867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赴巴黎参加博览会期间，午夜时分带着十万法郎走上巴黎街头与情人幽会去了。这位情人出身于俄国名门，与沙皇差三十一岁，十三年后的1880年7月6日，皇后去世后的第四十天，沙皇与她秘密结婚。但婚礼遭到了宫廷内外的极力反对，有的宫廷女官甚至以辞职来表示不满。但这回一向优柔寡断的沙皇表现得极为坚定，对她及她生的三个孩子宠爱有加。在1880年的9月，还特地赠予妻子三百三十多万卢布，并嘱咐皇太子必须好好照顾她和她的孩子们。

青年时代的亚历山大二世

改革与反改革

        当然，亚历山大二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情人。作为沙皇，使亚历山大二世流芳百世的是他即位后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及随之而来的反改革。这也是本传记重点要讲述的地方。

        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把一向自诩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打得落花流水，彻底暴露出后者外强中干的本质。急于改革的沙皇在1856年3月的贵族聚会上宣称：“我决定行动了，先生们。如果我们不从上给农奴以自由，他们就会从下夺取自由。”但沙皇犹豫不决的性格使得这件事一直拖延到1861年2月才正式实施。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行改革所仰仗的力量还是沙皇的绝对权威，而这恰恰是他父亲尼古拉一世确立的。用保守的力量去推动改革，这为今后保守派的反击留下了伏笔。

        宫廷保守派对改革的反对在历史上渊源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以皇太子阿列克赛为代表的反改革派。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上又有斯拉夫派为维护俄国文化特色、反对改革而呼吁。亚历山大二世提出废除农奴制，推动司法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农奴主的利益。很多尼古拉一世时代的贵族元老已习惯于“正教、专制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俄国走上西方的道路，终结独裁统治。

        反改革派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皇太子的导师К. П. 波别多诺斯采夫（他也担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导师），在他的熏陶下，以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采取的政策与其父背道而驰。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似乎被冷冻住了，一切革命、改良都无从谈起。沙皇的侍从将军奥列格·里希特说：“我看到的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多年以后，鲁迅先生提出了“铁屋子”的比喻，并且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压迫与反抗，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芬兰赫尔辛基的亚历山大二世铜像       

俄国革命者的故事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时代，革命者往往是一种反改革的力量，他们与宫廷保守派一起以不同的方式阻止沙皇的自由主义改革。只不过随着二十世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者在官方史学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反抗的象征。这本传记也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了俄国革命者的故事，只不过与我们平时所了解的革命事迹大相径庭，颇有消解神话的意味。

        比如，1869年初，革命女杰査苏利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他在瓦西里岛上散步时捡到一马车上扔出的纸条，要求捡到者送交査氏。纸条是涅恰耶夫扔的，通知同伴他已被关押于彼得保罗要塞，请设法营救。听起来很刺激、很传奇，可惜这都是涅恰耶夫编的，为了打造受难者的形象。时隔不久，他就带着革命者光环到瑞士拜见革命前辈巴枯宁了。他对巴枯宁吹嘘说已在俄国建立革命委员会，成员无数，就等着国外的支持和命令了。涅恰耶夫还提供了三百个成员的名单请巴枯宁邮寄禁书以核实其真伪。结果这三百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大多因收到禁书被警察逮捕，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涅恰耶夫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会被逼着成为革命者，而不至于沦落成庸俗的市民阶层。吹牛一辈子的巴枯宁没见过比他更能吹的人，不幸中计，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受打击。这种做法在“伊凡诺夫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后来还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小说《群魔》中去了。

        1879年4月2日早8点后，亚历山大二世出门散步，遇到一个青年。沙皇不由扭头多看了他一眼，结果看到对准他的枪口，六十岁的沙皇吓得走之字形狂奔起来。对方共开了五枪，仅最后一枪打中腿部。5月28日，刺客亚·索洛维约夫被处以绞刑。次日，革命党的宣战传单在首都流传，官方则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予以反制。时隔不久，民意党人再度发起刺杀行动，有一次甚至将沙皇随行列车炸飞了，车上还载着从雅尔塔带回来的水果。结果，有一阵子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长达六百多公里的铁路两边站满了警戒士兵。但民意党人派木匠哈尔图林混入冬宫，偷偷在地下室里积攒了数百磅炸药，趁沙皇家庭聚会之际炸毁冬宫餐厅，五十多名卫兵被炸死。先是不能散步了，然后不敢坐火车了，接着连皇宫也不安全了。亚历山大二世哀叹：他们为何像野兽一样对我穷追不舍？

        民意党人要什么？他们的宣言里说：“我们再次向亚历山大二世宣布，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他把权力归还给人民，并将社会改造的权力交给一个全国制宪会议。”沙皇对此的反应是设立最高行政委员会，任命亚美尼亚裔的洛里斯-梅利柯夫伯爵担任主席。他呼吁社会与政府团结起来与恐怖分子作斗争，甚至亲自与几家主要报刊的编辑面谈，请他们不要给民众火上浇油。对于大学生，洛里斯-梅利柯夫也采取怀柔政策，允许集会、办俱乐部和阅览室等等。一时之间，俄国安静下来了，沙皇也开始着手推动国务委员会的立法工作。这时候感到紧张的是民意党人。包括热利亚波夫在内的核心人物纷纷被捕，民众对他们越来越不感兴趣。以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为首的几个民意党人在1881年3月1日做了最后一搏，终于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使得整个俄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大逆转，官方和社会陷入彻底的对立之中。

        沙皇之死，第三厅难辞其咎。第三厅在十九世纪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可怕的名词，有点像后来苏联的卢比扬卡或上海的76号特工总部。从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建立到亚历山大二世1880年撤销，第三厅的历任长官多数声名不佳：А. Х. 本肯多夫，П. А. 舒瓦洛夫等，都以反动、凶残著称（这里面也不排除受迫害文人的夸张渲染）。不过拉津斯基告诉我们，第三厅其实没那么可怕。它的第六任长官 Н. В. 梅岑索夫被人在家门口刺死，身边只有一位陪同的老朋友拿着雨伞跟刺客搏斗；继任者А. Р. 德林泰恩在朋友家看到革命派杂志说写得很好，唯印刷略差，次日就有革命党信件置于他办公桌，说感谢夸奖，一定改进印刷。未几，德林泰恩也遭到刺杀。

        出人意料的是，刺杀者并非革命党，而是听说自己的未婚妻崇拜暗杀梅岑索夫的举动，因此醋意大发，决定以刺杀新的第三厅长官来夺回美人芳心。对年轻人而言，革命与爱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难怪二十世纪初的安德列·别雷在他那本著名的《彼得堡》里，谈到象征革命的“红色斗篷”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流传，弄得人心惶惶，究其实不过是主人公情场失意后的任性之作，与革命没太大关系。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周镜译 ，《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   

历史作家拉津斯基

        拉津斯基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的知名作家，出身书香门第，1958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因创作了剧本《关于爱情的104页》而一下成名，此后一直在戏剧影视方面发展。苏联解体后，拉津斯基转变创作方向，开始以俄国历史人物或事件为对象，创作了包括斯大林、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等人在内的名人传记作品，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影响很大。从整体来看，他的作品多半属于一般的历史普及读物，简单易懂，其中不乏令人思考的亮点，但有些地方也谈不上严肃。

        比如在这本《亚历山大二世》中，作者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鹅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便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想是要让小说中的阿廖沙去成为一个革命者，甚至弑君者。“这是生活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回避：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分子——当时最优秀的青年——正在转变成恐怖分子和弑君者。那是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最后十年的悲剧性结局。”但从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阿廖沙成为革命分子只是一个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打算塑造的是一个真理追寻者的形象。阿廖沙或许会成为革命者，但其用意肯定不是如拉津斯基在这里所说的那么简单化。

        拉津斯基在文末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窃以为这也是这本传记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在暗杀和镇压之间，“或许会有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在于宽恕。第一个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在狱中不断给沙皇写信，不停祈祷，请求沙皇的宽恕，“像男人与男人之间，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那样”，但是他死了。当有人暗杀洛里斯-梅利柯夫未遂时，作家迦尔洵曾请求伯爵宽恕刺客，结果刺客被处死，迦尔洵后来也发疯了。大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曾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他宽恕那些弑君者，新沙皇的回应是：“神经病。”在那些被处死的弑君者中，年仅十九岁的雷萨科夫在狱中忏悔，说要“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恐怖主义”，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再八卦一句，年近八旬的拉津斯基因2013年在一起事故中撞死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姑娘，最近被法院宣判赔偿两百万卢布。所以，我估计老先生还得再写点传记出来挣点稿费，否则怎么对得住比他小二十四岁的第三任妻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