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犹太复国运动？文化界班头睁眼说瞎话

        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最近再版了。对于这样一本由一位作家凭想象撰写的著作在我国引起如此关注，是颇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上年纪的读者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还没有淡忘，都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实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对此并不认同，他以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为俄国革命编写了这样一个剧本：

        一个叫做托洛茨基的人，娶了一个富翁的女儿，获得一大笔资产，这成了他以后的活动的资本。托洛茨基的财务赞助人是某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得知俄国即将爆发革命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托洛茨基回国，同时命令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支持和服从他。于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得以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按：应是“彼得堡”。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为历史著作应当具备的严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组织托洛茨基在欧洲旅行讲演，以提高他的威望。“他们”为未来的革命培养自己的领袖并慷慨地资助托洛茨基的司令部和活动。1916年托洛茨基被法国驱逐，老板们把他们的宠儿介绍给美国的同行，托洛茨基开始在美国出版《新世界报》，当然用的是他同族的银行家的钱。另一个反对列宁的人布哈林也开始同托洛茨基合作。（按：《新世界报》是俄罗斯人布哈林在美国创办的，犹太人托洛茨基是在这以后抵达美国的，所以创办这份报用的不是托洛茨基的钱，与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无关）。俄国二月革命后，“他们”立即命令托洛茨基“迅速返回俄国，掌握革命领导权，以便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途中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亲自出面请求，托洛茨基才得以获释。作者认为，“这有力地表明，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主子是同一些人。”（ 按：这就是说，克伦斯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到底是哪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并领导了托洛茨基，卡尔波夫始终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清楚。我们只能说，这是作家的想象或者虚构！）

布尔什维克党成了犹太党？

        为了替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论提供论证，卡尔波夫连列宁也搭上了，他把列宁取道德国回国同托洛茨基取道美国回国相提并论，书中竟然出现这样的说法：

        “有人指责列宁勾结德国军方，说他和他的同志返回俄国是为了从后方瓦解沙皇的国家和军队，从而保证德国人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同样可以这样有把握地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代理人，因为1917年他从美国归国，而在美国时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资金。托洛茨基与列宁以及后来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包括贯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按：二月革命之后是有人指控列宁，但是还没有见到有人提出托洛茨基拿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钱回国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指控！托洛茨基受到指控被关进监狱也不是因为拿了外国人的钱。说托洛茨基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资金”，“历史学家”卡尔波夫应当说出他的根据来！）

        “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按：这时候应叫“彼得格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同德国打仗，所以把带有德国味的“彼得堡”改名为纯俄语的“彼得格勒”）组建了自己的党，“但不久他（托洛茨基）确信布尔什维克控制了革命形势，便忘掉了多年同列宁的分歧，申请加入俄共（布）。”（按：所谓托洛茨基组建的“党”是一个叫做“区联派”的小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回彼得格勒之前已经存在，托洛茨基加入了这个派，而不是组建了这个派。托洛茨基的区联派不是“申请加入”，而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的，当时不叫“俄共[布]”，而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合并是在1917年7-8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远远没有能够控制局势，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逃避临时政府的搜捕而转入地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入狱。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因为他是区联派的领袖，且在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彼得格勒颇有声望，最重要的是那时他的基本主张与列宁是一致的。这同什么“血统相同的人”即犹太人的支持不相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组织，叫“崩得”，托洛茨基与之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不是犹太党！）

布列斯特和约问题

       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发严重的分歧。卡尔波夫是这样叙述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来到布列斯特，他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关于无论如何都要签订和约的指示（按：托洛茨基率团和谈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没有明确的指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的多数是反对媾和的，如果有指示的话，也是反对媾和的。托洛茨基出发之前列宁的意见是尽量拖延谈判，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在谈判初期的做法得到列宁的肯定。分歧发生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坚持“不战不和”的立场）。

卡尔波夫说，最后“列宁带领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被迫签订了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按：大作家在这里是信口开河了，列宁没有去布列斯特，更没有“带领代表团”去签订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托洛茨基还是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公开承认错误，并保证与列宁无保留地合作”（按：这是斯大林时期的思维，一个人既然“犯了错误”，自然应当被撤职，还要公开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但列宁时期的逻辑不是这样的。托洛茨基不是被撤职，而是主动辞职的，列宁还多次表示挽留。人们也没有看到他“承认错误”的声明。恰恰在这以后，托洛茨基担任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军人民委员。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是在“统一血统的弟兄们的支持”下得到的。如果像卡尔波夫所说的，“他对战略战术问题一窍不通”，那就很难理解，列宁和俄共中央怎么会把事关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军事重担交给这样一个“草包”，而苏俄红军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草包”的领导下取得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事实是刚刚组建的红军绝大多数是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知道怎么打仗，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为改变这种状态，托洛茨基提出使用沙俄的军事专家的主张，为防备这些专家倒戈，托洛茨基又提出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制度，监督那些军事专家。在那些转向苏维埃的旧军事专家的指挥下，红军学会了作战。托洛茨基这一做法，保证了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反对使用军事专家的恰恰是斯大林这位后来的大元帅！关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才能，高尔基曾经记录了列宁的一段评价：“你说，还有谁能够在一年内组建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且赢得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什么都有。所以会出现奇迹。”）。

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

        “1935-1938年的法庭审判揭露并证实卡普兰行刺列宁和杀害沙皇全家都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进行的。”（按：事实是，这两件公案迄今为止仍然是悬案，俄国史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而1930年代的那三次大审讯完全是捏造的冤假错案，则几乎是一致的看法。）卡尔波夫还把矛头对准也是犹太人的斯维尔德洛夫，认为他受了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书中写道，“要是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没有毒害斯维尔德洛夫的话，那么斯维尔德洛夫留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和杰出的组织家。”1918年9月2日，为报复对列宁的行刺，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俄国的军官、神父、官员、作家纷纷被杀害。只能把执行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从俄国土地上清洗俄罗斯人，肉体上消灭、处决哥萨克人的行为称作种族灭绝。”（按：对红色恐怖到底如何评价，可以暂且不论，但是把红色恐怖同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倒是卡尔波夫的一大发明。）

        “总之，托洛茨基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革命前和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之后）都是反对派分子，都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确切些说是为夺取俄罗斯而斗争。托洛茨基的整个活动清楚地显示了他直接听命于豢养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财政上和政治上的主人。而且连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由其犹太骨干实施）也是和犹太复国主义控制俄罗斯的意图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二者之间可以画上一个大大的等号。”（按：这样，在卡尔波夫笔下，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也成了由“犹太骨干”实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

        卡尔波夫引丘吉尔1919年11月5日在下议院的讲话为证：“没有必要夸大犹太国际主义无神论者在缔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真正参加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如此，主要的鼓舞力量和动力来自犹太族的领袖们。在苏维埃机关中犹太人多得出奇。在肃反委员会实施的恐怖体制中犹太人（某些情况下还有女犹太人）起了主要作用……”（按：资产阶级人士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但是难道可以把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鼓舞者归之于“犹太族的领袖们”？）

        书中所透露出的反犹情绪太多了，卡尔波夫不得不声明：“有必要指出，我从来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严格区分反犹太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按：他当然知道，反犹太主义是种族歧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的。但是如果把反犹太主义改称反犹太复国主义，那就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反犹太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错误理论和实践造成的后果。”）

用犹太复国主义解释苏俄党内斗争

        关于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卡尔波夫同样用犹太复国主义来解释。“犹太复国主义向包括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政党和政治运动派去了密使，当时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和改造中都加入了可以明显觉察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腔调，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带有这种性质。”（按：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密使”，卡尔波夫同样指不出名字来！）

        “由于列宁患病，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按：完全不符合事实。列宁卧病期间和去世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政治局的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联合起来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实上，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能够“主宰”政治局。）

        “根据列宁时代确立的传统，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主持。”（按：错误。列宁生前政治局确实是由列宁主持的，但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那时，如果列宁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代为主持政治局会议，加米涅夫从来没有担任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没有资料说明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由加米涅夫主持。可见并不存在这种传统。）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卡尔波夫写道：由于托洛茨基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斯大林就成了与党的领袖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虽然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有声望”。“1月26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史称‘宣誓’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成了独特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和斯大林毕生的个人誓言。”（按：托洛茨基没有赶回来参加葬礼，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他没有看到，“王位空缺”的时刻是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卡尔波夫关于斯大林“宣誓”的评价是后来炒作的结果，我国年长一些的人也许还记得苏联影片《宣誓》，正是这部影片给斯大林画上列宁接班人的光环。查1924年1月27日的《真理报》，上面刊发了关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会的消息，依次报道了大会各人讲话的摘要：加里宁（主席）、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最后是加米涅夫的讲话全文。斯大林的讲话只用几句话一带而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直到1月30日，才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各人讲话全文公布。可以看出，这时候斯大林还不是“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斯大林的誓言共六条，这里不准备全面评论这些誓言得到信守的程度，至少最后一条所说的“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并没有做到，他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

        列宁是国际主义者，当时参加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外国人，其中有人还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担任了要害部门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列宁周围的领导人中有不少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当时最高层次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且地位都在斯大林之上。列宁同他们合作共事得很好。

托洛茨基的“犹太敏感症”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是非常注意自己的犹太出身的，担心自己的出身被敌人用来损害革命事业，在承担要职时主动提醒列宁注意这一点，以免授人以柄，此事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曾多次谈及。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要托洛茨基领导内务部门。托洛茨基提出异议，他写道：“在列举的许多理由中，我提到了民族因素：如果让敌人抓住我是犹太人这一点作为补充武器，这是否值得？列宁几乎生气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国际革命，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半开玩笑的争吵。‘革命倒是伟大的，’但我回答说，‘但傻瓜还是不少。’‘但是我们总不能向傻瓜看齐吧。’‘我们倒不是向他们看齐，但有时候难免要向愚蠢做一点让步，我们何必一开始就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托洛茨基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接着说：“如果说在1917年及以后，我有时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作为拒绝某些任命的理由，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98-299页）

        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他写道：“革命胜利的第二天，我以种族因素等为理由，拒绝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军事方面，这个问题似乎比民事管理问题引起更多的纠葛。结果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诚然，白军企图在红军里利用反犹主义进行鼓动，但一无所成。在白卫报刊上可以找到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在开始对我施加政治迫害后，我的犹太籍问题才起作用。反犹主义是和反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展开的。两者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的反动。”（同上书，315-316页）

斯大林有没有反犹情绪？

        不过，反犹主义活动始终是悄悄进行的，只是没有明目张胆地打出这面旗帜。

        斯大林本人有没有反犹情绪？卡尔波夫竭力为他申辩。他的一个论据就是“斯大林的许多战友娶了犹太人为妻，他要是反犹主义者的话，凭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禁止他们这样做”（按：斯大林倒是没有禁止他们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斯大林也还未必拥有“禁止”的权力。不过后来却有权拆散他们——例如，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犹太人]、加里宁的妻子洛尔别格[犹太人]都被斯大林关进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里宁、曾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犹太人妻子。至于加米涅夫的妻子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妹妹]的命运，那就不必说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反犹行为？）。

        众所周知，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大搞强迫命令，使用暴力措施。卡尔波夫是怎样为斯大林开脱的呢？他写道：“反对派分子除了组织大规模暴动外，还在农民中开展挑起不满的广泛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镇压富农，而且还镇压中农和贫农。”“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全国各地的居民实行了种族灭绝。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被投进监狱和劳改营。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的人至今提起集体化仍极为气愤，而这应该由反对派分子负责。”（按：卡尔波夫这里承认了集体化期间曾经实行过“种族灭绝”，引起民众的气愤，但认为不应当由总书记斯大林负责，而应当由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存在的反对派负责。或者退一步——“在实施集体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犯下的错误应当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担。”不过，要知道，在斯大林进行全盘集体化的时候，托洛茨基已经被驱逐出国。集体化的“成绩”肯定与他无关，已经不在国内的托洛茨基怎么能为斯大林分担错误呢？）

        可以总结一下卡尔波夫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说法：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和派遣犹太人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托洛茨基不负众望，不仅打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在苏维埃政权中爬到第二把手的位置，纠集一帮犹太人如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把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列宁让一帮犹太复国主义者进入党的政治局，篡夺党政大权，多亏斯大林明察秋毫，看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拯救了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乃是一场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斯大林确实同各种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像卡尔波夫所描绘的那种斗争，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敢认同，至少在《斯大林全集》中是找不到此类言论的。

        但是卡尔波夫还是高度评价了所谓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认为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明白了以‘世界革命’为旗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并且敢与之作斗争”，“斯大林拯救了国家，打退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他的这一胜利可以与战胜1941-1945年德国入侵的胜利等量齐观”（按：我们见过托洛茨基犯有“N宗罪”的指责，但卡尔波夫加之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罪，则是头一回听说；我们见过歌颂斯大林伟大功绩的各种说法，但是歌颂斯大林“战胜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功绩”，并且认为其意义等同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还是第一次。读者应当感谢这位大作家的“伟大发现”！卡尔波夫更伟大的发现是把十月革命后列宁推行的“世界革命”变成“以‘世界革命’为旗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

文化界班头睁眼说瞎话 

       这样一部“崭新”的俄国革命史、苏维埃国家史，读者能够相信吗？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在我国曾被大吹大擂地说成“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描写斯大林的作品”。最近《大元帅斯大林》再版了。有人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郑重推荐《大元帅斯大林》一书”。想来他也在“郑重推荐”卡尔波夫这一奇特的十月革命观！

        卡尔波夫在斯大林时期曾遭逮捕的一段插曲成了他客观公正书写历史的一个“证据”。卡尔波夫确实坐过斯大林的监狱，但是不要忘记他不久得到了平反，不仅如此，他还担任了苏联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不要轻视这个职位，这是文化界的班头，是“在册权贵”。他享受了一个“在册权贵”所应享受的一切，他享受了一般文人所无法享受的特权！评价一本书的好坏不能依据作者本身的经历，而应当考察作品本身的优劣，作为一本史书，更应当考察所举事实是否有根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洛夫对此书有一个说法：“卡尔波夫在《大元帅》中对斯大林及其全部活动的颂扬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但是任何称号都不能为这位眼睁睁地说谎，不惜伪造文件的作者开脱。”（达尼洛夫《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社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