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奇生：中共的抗战重新成为研究热点

        近日，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思彦（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等学者就“抗日战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座谈。

        学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近年来重新成为研究热点，以更加学术的态度研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将揭示历史更多纷繁复杂的面相。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抗日战争这一段，可能是目前官方话语、民间声音和专业史学这三者最为纠结的，也是最容易扭曲的一段。

        民间对这段历史非常有兴趣。从网上看，老百姓对其他时段的关注很少有超过抗战的。主流话语现在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都淡化了，唯独对抗战很重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民间兴趣和官方声音有所不同，尤其是许多“国粉”，并不太关心中共的抗战。

        近二十多年来专业史学有关抗战的研究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数量其实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近数年间，有关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根据地又呈现新的研究热潮。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进一步挖掘资料，包括大量地方与基层档案，更加深入细致地研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揭示出更多纷繁复杂的面相。

中共动员农民，必须依靠土地改革吗？

        我在跟学生讨论论文以及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老”问题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比如减租减息，是个老问题。过去我们讲，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中共政策从激进走向温和。从土地革命转向减租减息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征。既如此，中共在华北农村推行减租减息应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但仔细看材料的话，在具体操作层面仍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减租减息相较于之前的土地革命确实温和了很多，但问题是，华北地区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对于华北的地主来说，要减他的租、减他的息，他还是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减租减息政策最初推行的时候阻力很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后来没办法，还是只能采取斗争的方式，揪斗一批地主典型，把地主的威风斗下去，地主才服服帖帖同意减租减息。

        过去我们强调土地问题对中共动员农民的重要性，但其动员机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27年以前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但是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900多万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可见，农民能否发动起来，土地问题未必是唯一因素。我们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知湖南早期农民运动的关键，恰恰不是土地，而是斗争，或者说是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通过急风骤雨般的斗争，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被“斗”的只是少数地主，但其示范性、仪式性的效应，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一般农民其实并没有从运动中得到多大实际好处，但他们恐惧失去，或恐惧成为革命的对象，怕被打入“另册”，用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话讲，“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其内在机制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1946年以后的土改与国共内战的关系，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过去学界强调翻身农民为了对共产党报恩，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土改中获得的果实，而积极主动参加中共军队。近年来，开始有人对土改与农民参军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翻身农民参军，主要缘于中共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如青年学者齐小林在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参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中共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任务顺利完成的有利保障。另一位青年学者王友明也认为，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细密动员实现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来自“翻身农民”，多少来自国军俘虏（解放军将俘虏转化过来的战士称作“解放战士”）。若能对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断土改与中共武力的直接关联性。刘统教授曾对此有过研究。

        我最近看到的一套内部资料中有关国军俘虏的记录非常详细，如西北野战军在1947－1948年间所补充的兵源，几乎全部来自国军的俘虏兵，以至于彭德怀不无得意地说：“当前主要兵源补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败胡宗南”。另据华东军区的报告，战争第一年，华东军区补充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部队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有些部队以翻身农民同别的部队换“解放战士”。

        淮海战役中，对俘虏是即俘、即查、即教、即补、即战。俘虏过来后只要个把钟头，即可变为解放军的作战成员送上前线。淮海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投入42万人，战役中伤亡失踪10万余人，但到战役结束后全军增加到46万人。这就是说，在连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补充兵员达14万之多。这些兵员几乎全是国民党军的俘虏。

        不可否认，土改为新政权的建立赢得了民心，但不宜过分夸大土改对中共兵源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内战中，数百万翻身农民为中共军队作后勤。仅淮海战役就有543万民夫“支前”。在传统革命史的叙述中，民夫“支前”被强调为土改后翻身农民自觉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为革命作奉献。而据最近黄道炫教授的研究，中共发动民夫“支前”其实遭遇种种困难，并非一呼百应，更多地还是依赖中共基层组织卓有成效、细致入微的组织动员。恰恰是这些方面，体现着中共作为一个独特政党的真正力量所在。

征兵难，为何中共的战争动员更有效？

        最近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仍有新体会。比如毛讲中共的政治工作，有三条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三条原则早已耳熟能详。但毛接着还说，这三条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态度就是两个字：“尊重”。尊重士兵，尊重百姓，尊重俘虏的人格。仔细斟酌，“尊重”确是中共政治工作的精髓。要知平民、士兵、俘虏处于社会的底层，常常是受欺负、受虐待的对象，尊重其人格，就会改变与提升他们对军队的情感、效忠、凝聚力。我们记住了毛讲的三条原则，却往往忽略了“态度”。

        与此相关的，还有征兵问题。一个前现代国家，没有户籍、地籍的严谨管理制度，无论国、共，征兵、征粮都是难题。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征兵就很失败，最终沦为“抓壮丁”，而且效率极低。1941年，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国军的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与逃亡者十之八九。我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报告，还表示怀疑。因为十之八九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从国军将领的日记中发现有相似记载，完全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抗战初期，中共同样面临征兵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和中共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共的武装体制是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体制，上层是正规军，中层是地方武装，底层是民兵、游击队。这个金字塔设计非常有合理性。老百姓不乐意当兵，但让其当民兵，保卫家乡，不离开土地，不脱离生产，阻力就小多了。对中共来说，民兵大体能自给自养，不会加重财政负担。等经历一定阶段，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兵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了，并受到了初步的军事训练，必要时可升级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是半正规化的军队，财政主要由地方负担。需要时地方武装可升级为正规军。精兵简政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正规军也可转换为地方武装。这样的金字塔多层级体系不仅缓解了征兵的阻力，也减轻了财政压力。

        抗战结束时，中共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各60多万，民兵超过200万。蒋介石只盯着中共正规军，要限制其数量。两党一直在讨价还价。中共最终接受了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整军方案。中共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方案，周恩来私下说了实话，因为蒋介石不知悉也没有限制中共的“人民武装”。当国共内战一起，中共武装力量迅速膨胀，令蒋介石深感意外。

        抗战时期，中共的“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令日本军队穷于应付。当时日本陆军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以对苏军的常规战斗为中心的，在组织、训练上都不具备反游击战的经验与能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难以适应中共的游击战。日军认为遭遇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独特之处是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敌我战线也不明确。

        这些年来我们做的抗战史研究，主要是“抗战时期史”。有关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铺天盖地，但恰恰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大大滞后。专业史家很少有人研究战争史、军事史。这可能因为研究者是文人书生，对战争外行，也缺乏兴趣。

        而民间，恰恰有一批发烧友对军事史、战争史极有兴趣。前几年有一位叫余戈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1944年的松山战役，研究极为细致，也极为技术化，当时三联书店让我审稿，在我看来非常枯燥，实在没有阅读快感。当时我和三联的人说，这本书虽然我读不下去，但是这类书太少了，你们可以出。出版社开始也有些犹豫，说这类书谁看啊。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以后非常畅销（《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者也一举成名，去年又出了第二本（《1944：腾冲之围》），仍然畅销！可见确有一大批发烧友，对战争军事非常感兴趣。

        不仅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内战、外战几乎没有间断。专业史家若不研究战争，无疑是一大缺失。日本学者也感慨，他们的战争史研究做得很不够。但仍比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要出色得多。

        

应从中日战争的视角来研究抗日战争史

        过去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其实也是“片面抗战”。战争本是一场敌我双方步步推进的互动博弈。战争中的一方往往是知己而不大知彼，在对敌方的战略与策略茫然无知或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要作出准确的预判与应对，并非易事。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都会根据对方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直到双方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前，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的结局。与战争的参与者不同，历史学者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可以综合战争双方所留下的资料，对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互动具有全盘了解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的研究长期局限于“抗日”战争史，只研究中国一方是怎么“抗”的，而对日本一方是怎么“侵”的，却缺乏切实的探讨，对日本一方的认知，仍停留于战时中方对日方简单乃至错误的判断。我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如同电视直播排球赛事时，镜头只对着一边，讲解员也只看一边讲解，势必让看的人一头雾水。当年这场战争从中国的角度叫“抗日战争”，而今天的研究者却不能仅研究“抗”战，必须着眼于“中日战争”的视角。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我和日本中央大学的深町英夫教授正在合编一本书，拟将日本学界有关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日本学者笔下的二战史》，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