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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到解放军:一批红色军队历史照片首次曝光
【编者按】
20世纪上半叶,战乱纷扰,但仍有一批摄影师用镜头记录着历史细节。《红色影像》记录了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反映红色军队的数百幅影像作品,集中了红色影像里的经典之作。当时,以沙飞为首的青年摄影师,抱持着理想主义精神,经历了红军时期、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拍摄了农村和红色军队生活与作战画面。经过搜集整理,在万余张的旧底片中,《红色影像》挑选出了近300张,有很多珍贵的照片都是首次曝光。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徐焰的推荐序《留住辉煌的历史瞬间》,以及几张历史照片。
如今新一代人读书时注重“图文并茂”,适应新时代的这一需求就必须调整出版业,珍贵的老照片在此领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部门、出版社等机构,都将过去拍下的镜头视为展示历史记录的最佳资料,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图像。此次后浪出版公司出版了《红色影像》这部历史相册,向读者展示了堪称时代绝版的历史照片。通过阅读,人们仿佛身临其境,回到了昔日的烽火年代。
历史是逝去的光阴,无法重现,也无法再生。老照片恰好是对历史面貌最真实的回眸,又是对事件原貌最朴素的再现,还是对时代变迁最自然的温故。古代的人缺少光学技术,若想留下自身形象和所处时代的面貌,便只能借助于画笔,虽然有些效果,却毕竟难以达到完全逼真。自19世纪上半叶照相技术问世后,留住历史瞬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通过浏览摄影者留下的一张张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欧洲、北美的工业革命是如何改变了世界,能目睹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日俄战争乃至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场景。可以说,自19世纪中期至今,讲历史就离不开照片,老照片就是鲜活的历史!
回顾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摄影工作者,他们不仅是使用照相机的拍摄者,同时又是勇敢地冲在第一线的宣传战士。旧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和国家贫弱,照相器材和冲洗影印设备都依赖进口,摄影业很不发达,当年的革命者仍然设法找到相机,记录斗争的画面,并洗印出来鼓舞军民的斗志。在红军时期,身为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便曾亲自用相机照相,由于根据地内没有冲洗条件,还要派交通员冒生命危险将胶卷送到敌占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地革命斗争中留下的照片很少却格外珍贵。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苏区时,拍摄下的多卷胶片成为记录红军生活场面最多的资料,而且还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那个时期唯一的纪录电影胶片。
中央红军长征时,有“情报之王”之称、时任政治保卫局长的李克农是唯一身背照相机的人,途中拍摄的几个胶卷到陕北后却无法冲洗。他担任八路军代表到国民党统治区后,将其带去准备洗印出来,可惜在特务查抄办事处时遗失。我过去同一些党史界的前辈谈到此事时,都深深感到遗憾。如果这些胶卷不丢失,如今记录中国革命的画卷上肯定会增加许多极其宝贵的真实场景。
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照相器材不易得到,现场拍摄到好的画面更难而又难。1938年,在国内拍摄过多部电影、已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吴印咸来到延安,八路军随即成立了电影团,由他担任摄影队长。吴印咸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拍摄《南泥湾》纪录片时同我父亲相识,日本投降后他们又一同去接收长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由于上一辈的关系,我在少年时代便曾拜访过这位前辈,1994年在他去世前还最后去看望过。毛泽东在延安室内讲演的众多照片,大都出自于吴印咸之手,拍摄水平之高让今天的人还感到佩服。
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徐肖冰1938年摄于延安。我曾问过这位多年间兼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会长的前辈,在没有电灯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拍那些照片时有闪光灯吗?老人笑着说:“那个时候哪里有闪光灯,全靠根据室内光抓拍。我拍摄时快门按一秒手都不会抖,洗出来看着也不虚。”懂拍照的人听到这种能力,不能不感到格外敬佩。
吴印咸还去过抗日作战前线,拍下了国内摄影界知名的照片《白求恩大夫》。据他讲,这是在八路军火线医疗所抢拍的作品,此时耳边就能听到不远处日军的隆隆炮声。在后浪这次出版的摄影集中,也收录了吴印咸这位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摄影宗师的作品。今天我们看着这些珍贵的照片,不仅能学习其中表现的革命斗争史,也能感受到当年拍摄者忘我的奋斗精神。
作为一个业余的摄影和美术爱好者,我由衷地祝贺后浪出版公司的这部影集面世,希望广大读者喜欢它,也希望这些珍贵影像中表现出的精神能如同万里长途赛跑中的接力棒,将一程一程地传给为实现民族利益而奋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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