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企业︱西迁的“红牡丹”：大后方如何造就工业传奇

悲壮西迁：从江汉之滨到黄土高坡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鉴于淞沪会战的惨烈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7年底便开始着手武汉地区厂矿的西迁工作。然而抗战初期的武汉棉纺织工业盈利剧增，正是赚钱的大好时机，资本家对于停工拆迁都持消极态度，乃至拖延抵制。申四福五在荣德生的授意下，最初计划将厂房机器出租给美商，借以得到庇护，既能躲过日军魔爪，又能避免被政府强令拆迁。不过，这一计划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断然拒绝。

1938年6月安庆沦陷，武汉保卫战打响，战火日益逼近武汉，各大工厂纷纷开始西迁。此时武汉的厂内高管，多力主西迁，李国伟早在1938年4月就亲自前往重庆考察，选定了长江南岸的猫背沱地区准备建厂。但上海的荣德生和其他股东，仍持反对态度。几经磋商，荣德生勉强同意将申四福五一部分老旧机器拆下运到重庆开工。6月初，申新的旧纱锭2300余枚，旧布机80台被拆卸装船，通过宜昌转运至重庆，在战火逼近之时，终于迈出了拆迁的第一步。

申四福五厂区最终实现完全西迁，宋美龄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底，日军进犯至湖北境内，武汉形势危急，上海方面却仍然犹豫不决。申四福五武汉高管不得不想方设法促成工厂停工搬迁。

8月4日，厂里来了一大群参观者，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的路易•艾黎等人。宋美龄此行，是申四厂长章剑慧的妹妹章映芬直接促成的。参观工厂后，宋美龄称赞了申新的规模和技术，同时坚决表示该厂必须西迁。她早前接受了路易•艾黎的建议，支持将包括申新在内的武汉几大棉纺织工厂迁往西北地区。宋美龄对章剑慧表示，川江航运已经拥挤不堪，建议申新迁往陕西宝鸡，政府可以帮助协调火车运输。

        

宋美龄和路易•艾黎的到访，改变了申四福五的历史，由此其西迁的主方向从重庆变成了宝鸡。几天后，工厂全部停工，开始拆卸机器。至八月底，申四福五开始分水陆两路西迁。除了部分设备运往重庆外，其余主要设备均通过铁路运往宝鸡。此外，厂方留下了两万枚新纱锭和三百多台布机，存放在汉口的外商堆栈中，这批最精良的设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被日军劫掠，下落不明。

宝鸡位于关中平原最西侧，是当时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李国伟早年曾在陇海铁路任职，通过旧关系，他获得了交通上的便利。启程之前，工厂遣散了汉口的绝大部分员工，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厂西迁。但厂内许多爱国职工不愿拿遣散费，自发要求随厂西迁，最终共有二百多人到达宝鸡，一百多人到达重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自行前往的，许多上不了轮船、火车的工友，甚至从汉口、重庆等地步行前往。

当时的宝鸡，还只是黄土高坡下的一个贫瘠闭塞的小县城，尚没有通电。抵达之后，申四福五选择在县城东边的斗鸡台车站附近建厂，此地又称十里铺，南临陇海铁路，北依黄土高原，土地相对平整空旷，交通又较为便利，适宜建设占地面积大的纺织厂。

        

申四福五的机器到达宝鸡后，小小的斗鸡台车站从未装卸过这些重型机械设备，缺乏搬运装卸的机械，许多设备直接从火车上滚下来，造成了很大损失。初到之时，厂区一片荒原，几乎没有建筑，工人只得在空地用机器箱子垒成围墙，用布料和铁板搭建棚屋，临时居住生活。夜间厂区时有野兽出没，工人不得不向附近军队借来枪支自卫。

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和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对于申四福五宝鸡建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设法调拨了资金和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1939年，宝鸡的工厂终于开工建设，并于当年底初步投产4000枚纱锭。当时，申四福五仍未建成发电厂，只得暂时以各种木炭机、汽车发动机、蒸汽火车机头等作为动力。

战时之花：名流瞩目的抗战工业奇迹

从1939年开始，西安、宝鸡一带逐渐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1940年1月，西安大华纱厂遭日机轰炸，全厂被焚毁一空，其中申四宝鸡厂租赁给大华的一部分机器设备，也完全被毁。面对血的教训，李国伟、章剑慧等人想到利用黄土高原便于开挖窑洞的特点，在申四宝鸡厂北侧的长乐塬下开挖窑洞车间，将机器进洞。

这一想法得到了陇海铁路局工程处吴凤瑞工程师和“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的支持，从1940年1月开始，申四窑洞工场工程开始实施。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宝鸡申新四厂窑洞工场于1941年2月竣工，1941年4月正式开工，厂方将其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在古老的黄土高原下，数万枚纱锭在连片的窑洞中开始转动，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除了窑洞工场，申四的发电厂建筑也十分独特。申新四厂千辛万苦从汉口抢运出一台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在当时的宝鸡这是十分难得的发电设备。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发电厂被设计成一座类似陵墓状的建筑，坚固敦实。发电厂车间以厚实的拱券支撑，墙壁厚度增加到正常设计标准的三倍以上，屋顶更覆盖了厚达两米多的黄土层作为隐蔽和防震层。

        

发电厂落成仪式上，国民政府派出了于右任、林继庸等人组成的西北工业考察团前来祝贺。1941年1月，宝鸡申新发电厂建成发电，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工厂发电站，除了供应厂区工业用电，还向宝鸡城区供电，点亮了这座西北边陲小城。

整个抗战时期，申四福五在十里铺地区陆续新建了一系列建筑，至抗战胜利时，在宝鸡已建造了64万平方英尺建筑面积的各类建筑，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业小镇。除了工厂厂房和仓库外，还有总办公大楼、乐农别墅、各类职员住宅等，这些办公和住宅建筑风格统一，外观简洁明快，统一采用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外立面皆为清水砖墙，建筑拐角处多以圆角装饰。1943年办公楼竣工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题赠“增饰崇丽”四字，而大楼正门上方的“福新申新大楼”匾额，则由吴稚晖手书。

        

申四福五在宝鸡的建设发展成就斐然，吸引了中外各界的目光，前来参观的中外宾客络绎不绝。裕大华纺织集团的石凤翔、苏汰馀，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厂长陈荣贵等实业家，蒋纬国、陈立夫、白崇禧等军政要员，以及社会名流杜月笙，华侨领袖陈嘉庚，著名作家林语堂等人，都曾参观过这里。

宝鸡申新接待的外事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42年英国议会访华团参观工厂。当年11月29日，访华团在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经济部长翁文灏、西北国军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等中方要员陪同下，来到宝鸡申福新参观。考察团参观了整个厂区各车间，所到之处生产井井有条，无人围观张望，给英国议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给宝鸡申四福五进行了一次极佳的国际宣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还专门传令嘉奖。

大后方的工业传奇，如何经历时代浪潮？

始建于一战后的申四福五两厂，在抗战前只是荣家茂福申新企业系统中一个普通的分支。淞沪会战爆发前，荣家已经建成茂新4个厂，福新8个厂，申新9个厂的庞大规模，申四福五在其中并不起眼。然而抗战爆发，荣家企业遭受极大损失，它成了唯一没有被日军直接破坏劫夺，并搬迁至后方的荣家企业。

西迁之初，申四福五分别在宝鸡和重庆两地建设分厂，随后，又在天水开设了福五分厂，在成都开设了申四分厂和建成面粉厂，在重庆成立了渝新纺织公司。此外，申四福五极力扩展企业生产领域，在宝鸡建成了申四铁工厂、宏文造纸厂，在重庆建成了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厂，在陕西开挖宝兴煤矿等等。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申四福五从战前单纯的粉纱联营，发展成为涉足棉毛纺织、印染、造纸、机器制造、发电、煤矿等行业的企业集群。

1941年，李国伟在宝鸡将当时旗下的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福新第五面分公司、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公司、建成机制面粉公司和宝兴煤矿联合组成“五公司总管理处”。后来经过调整，五公司变为申四、福五、建成、渝新、宏文，形成了脱离上海总公司的独立企业群，成为荣家企业三大分支之一。

抗战胜利后，申四福五一面恢复汉口老厂的生产，一面进一步扩展企业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原申四福五在各地的工厂先后公私合营，不再作为整体，“五公司总管理处”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年申四福五留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工业遗产，大多都在城市建设和发展浪潮中消失了。2008年，位于汉口宗关的原申新第四纺织厂旧址内的老建被完全拆除。而与之毗邻的福新五厂旧址，在文史专家和工厂后人的呼吁下，大部分仍被拆除，仅保留下一栋老车间，成为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史上一大憾事。目前，仅有申四宝鸡厂旧址保存相对完好。

        

申四宝鸡厂，解放后先后更名为新秦纺织公司、陕西国棉十二厂，今天名为陕西大荣纺织公司，仍在原址继续生产。车间内还有一台1938年从汉口运来并使用至今的英国进口弹花机，机器外壳上铸有“1921”字样，这是1921年申四最初建厂时购进的最早一批设备。

        

在厂区周边，现今仍保存了当年申四福五和五公司总管理处办公大楼、长乐塬上的乐农别墅和其他部分职员住宅，以及长乐塬下申新四厂的窑洞工场。笔者曾进入洞内实地查看，虽然当年的机器设备早已搬走，但身处这些青砖砌起的高大洞穴中，仍不难想象当年机器轰鸣的景象。

这些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风吹雨打的工业奇迹，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无声见证者。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已经出现局部渗水和裂痕的抗战工业遗产，至今尚未被列为任何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得到修缮和保护。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面对这些曾经在后方顽强支撑民族抗战的工业遗产，今人在肃然起敬的同时，或许也应该为它们的保护付出一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