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企业︱“红牡丹”牌面粉：走向世界的民国制造

“面粉大王”的华中基地：福五诞生记

提起荣氏兄弟，这几乎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家喻户晓的名字。荣宗敬、荣德生这对来自江苏无锡的兄弟，于清末光绪年间在家乡开办“茂新面粉厂”，开始涉足机制面粉工业，随后又创办了振新纱厂，初步形成了日后荣家企业最核心的粉纱联营模式。

        

民国成立伊始，荣氏兄弟就将业务扩展到了上海，在苏州河畔创建了福新第一面粉厂。1913年又在上海创办了福新二厂。一战爆发后的数年间，欧洲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刚刚从封建帝制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出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春天。荣家企业在此时大举扩张，迅速崛起。

        

一战头两年里，福新一、二厂先后以本厂余利在各自厂区的隔壁增设福新三厂和四厂。荣家又积极租办和兼并其他面粉厂，分别在无锡、上海成立了茂新二厂、福新六厂。一战结束时，荣氏兄弟建成中国最大的面粉工业帝国，人称“面粉大王”。

因为一战使外国输华棉纱棉布数量迅速减少，相较于面粉工业的迅速扩张，面粉袋的生产陷入紧缺，荣氏兄弟于是大举进军棉纺织业。1915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纱厂后，在上海成立了申新第一纺织厂。随后，又在上海和无锡分别创办申新二厂和三厂。到1920年代初期，荣家已经建成地跨无锡、上海两地的“茂、福、申新”粉纱企业帝国。

        

粉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荣氏兄弟野心勃勃，他们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1918年，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长江中游的汉口，打算在华中地区的最大城市建立荣家面粉帝国的新基地——福新面粉五厂。而福五建设和经营的重任，落在了一个刚刚进入荣家不久的年轻人李国伟身上。

李国伟，1893年出生在无锡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从震旦大学退学。随后，他考上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通大学）的免费生，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陇海铁路工程局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无锡商会会长华艺三的介绍，李国伟与荣德生的嫡长女荣慕蕴结婚。这场婚姻不仅改变了李国伟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荣家企业的发展历程。

        

李国伟的出身，虽无法与家境显赫的荣家相比。不过，荣德生对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寄予厚望，他曾如此评价自己的长婿：“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1918年福新第五面粉厂开始建设，在荣家人的劝说下，李国伟辞掉了陇海铁路的工作，在1919年与荣慕蕴搬来汉口，全心投入福新五厂的工作。

汉水边的“红牡丹”：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

明中叶以来，汉口因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成为了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河南南部等地粮食的中转集散地。除了稻米之外，小麦也是重要商品粮，每年约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这里集散。然而，清末民初的汉口面粉工业却并不发达。1918年以前，当地仅有三家小面粉厂，总日产量5400袋。于是，每年集聚于此的大量小麦，只得运往长江下游，供应无锡、上海等地的面粉厂。福新五厂的建成投产，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福五选址汉口城区西郊的宗关地区，这里南临汉水，东面有铁路直达京汉铁路，交通十分方便。工程师出身的李国伟，对厂区建设坚持高标准，先后建成两栋面粉车间，均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整个厂区建筑高大雄伟，装饰美观，成为附近的地标建筑群。福五还自建了发电厂，供应全厂电力需求。

        

1931年汉口地图中的宗关工业区，襄河即汉江

        

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

投产当年，福五日产量为6000包，成为当时汉口最大的机制面粉厂。1925年，福五扩建了新厂房，订购了一套美国粉机，全厂开工，日产面粉11200包，产能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福五诞生在中国面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可谓“生逢其时”。它在汉口创办的“牡丹牌”商标——依面粉品质高低，分为绿牡丹、红牡丹等不同档次，因为品质精良，赢得了广阔的市场销路。据记载，福新五厂投产后，其所产牡丹牌面粉“不数月而畅销于此省各埠及湘、赣等省。”不仅如此，产品还远销海外，“由洋商购运牡丹牌粉数十万包，前往英、荷等国接济，销路益形畅旺。”（《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这朵汉水边绽放的中国红牡丹，一时成为了中国优质面粉的代名词。

水火涅槃：申四福五的艰难前行路

在福五面粉畅销的大好形势下，工厂一度出现了面粉袋供应不足的情况。当时，全国棉纺织工业发展方兴未艾，棉纱市场十分活跃，因此荣家决定在汉口增建纺纱厂。1921年，在福新五厂北侧的空地上，申新第四纺织厂开工建设，次年建成投产后又屡有扩充，1937年申新四厂有纱锭50000枚，布机875台，还设有印染部，达到抗战前夕的历史最大规模。

        

尽管福五获得了巨大盈利，但申四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却充满了坎坷。申四投产时，一战已结束数年，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棉纺织工业重新受到挤压。加上受到洪涝灾害、资金匮乏、工潮起伏等因素的影响，申四投产后连年亏损，必须依靠福五的盈利来维持。荣家和李国伟随后对申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技术力量，革新企业管理制度，使申四经营状况有了改善。

1931年，长江流域遭遇空前大水灾，武汉三镇堤防全部失守，繁华市区变成一片泽国。不过，由于厂方积极应对，处置有方，紧邻汉江边的申四福五厂区成为水中孤岛，得以幸免。从7月开始，厂方出资加高巩固周边堤防，并修筑了保护厂区的新堤。8月中旬，水灾最严重时，纱厂一度停工并转移原料，地面的机器则用木桩架高后，悬挂在木梁上。当时，厂内阴沟一度翻水，情况危急，厂区悬赏奖励码头工人紧急筑堤围堵，平息了险情。最终，申四福五躲过了这场特大洪水，成为1931年夏武汉极少数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工厂。

        

1933年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全厂放假检修，发电厂亦停工断电。在申四车间检修的工人使用火烛照明，不慎引燃绳索。由于厂内几乎无人，而车间内堆满了易燃的棉花、纱线，整个纱厂车间也都为砖木结构，屋顶的油毡亦为易燃物，致使火势迅速蔓延，不可控制。短短一个多小时内，除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清花车间外，申新四厂的全部厂房建筑都在这场大火中焚毁无余，机器也几乎损失殆尽。申新四厂自创建以来，遭遇到了一次空前的灭顶之灾。

火灾后的申四何去何从？不少上海股东认为，该厂原本就亏损严重，应该放弃，但以李国伟为首的高级职员，坚决主张复厂，并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复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了荣宗敬的支持。

申四早前在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投保了140万元火险。中国保险公司是一家1931年才开业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不过250万元，一次性赔付如此高额的理赔款，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该公司坚守信用，火灾发生后，经过调查和公证，如数赔偿了140万元理赔款，此事轰动一时，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史上一桩佳话。

        

事后申新四厂在《申报》等大报纸上刊登了“申新纺织公司汉口第四厂鸣谢中国保险公司赔款迅速”的广告，对中国保险公司如约理赔表示感谢和称赞，为该公司做了很好的宣传。此后，中国保险公司也声名鹊起，客户纷至沓来，业务量大增，并接到了许多保险大单，如1935年梅兰芳、胡蝶率团赴苏联访问的团体保险，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保险等。

        

浴火重生的申新四厂，面貌焕然一新。新建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不仅防火，也改善了采光和通风，还购置了采用独立马达工作的新机器。申四雇用大量年轻女工，开办养成工训练班，在国内纺织企业中率先大规模培训技术工人。除了改进生产技术，申四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工厂实施科学文明的管理，兴办各种福利设施，如员工消费合作社、储蓄所、职工医院、子弟学校等等，工人对工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经过数年努力，申四走出火灾的阴影，生产力完全恢复。此时全面抗战爆发，在短短数月内，华北、华东陷入战火，特别是东部棉纺织工业重镇遭到日军毁灭性破坏，荣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工厂也遭到空前浩劫。而地处内陆的申四福五成为荣家唯一没有遭到日军直接破坏的工厂。由于华东陷于战事，武汉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空前繁荣，申四在1937年获得了巨大利润，不仅一举还清了之前的欠债，还创造了丰厚的盈余。然而，面对步步紧逼的战火，事业蒸蒸日上的汉口申四福五，又走到了历史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