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周锡瑞：问学章开沅先生

        【编者按】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开沅先生九十寿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文集收录章门弟子以及学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取四篇发表。

        我个人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始于1969年。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有关中国历史的严谨研究因此停滞，而美国学者则根本无法来中国大陆学习。如同其他西方学者，我的研究只能在香港和台湾进行。通过阅读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资料及索引，我发现很多资料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同时，也发现了由一批满怀热情的中国学者开展的中国近代史的扎实学术研究。因此，1979年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幕一拉开，第一拨中外学者的交流就上演了。我成为了第一批来华进行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这也是我和章开沅教授在1980年见面的缘起。

        那年抵达武汉之时，正值春节假期，自然是一个不方便安排接待的时候。然而，章先生无论是与我见面，还是讨论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大学如何恢复正常的工作，都十分亲切，毫不见外。当时，章先生和林增平教授合编的《辛亥革命史》即将完工，他本人对辛亥革命这个主题的驾驭程度远超我的想象，不禁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刚入门的学生。

        在汉期间，我还了解到，他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看过我的拙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原版（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并慷慨地推荐到中华书局，使其得以翻译出版。后来，他又为该书的中文版慷慨提笔作序。可见，我个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能够为中国读者所知，实际上得益于章先生的大力引荐。我对此永怀感激之情。

        我对于章开沅先生个人事业的另一次重要理解和认识是在1987年中山县举办的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国际会议上。相比1979至1980年我首次来华访问，当时的中国学术氛围生机勃勃，与会学者可以更加公开地讨论和辩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有一次晚宴上，章先生建议我见见他的两位研究生。当天晚上，两位年轻人就来到我入住的酒店房间，他们就是马敏和桑兵。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那天晚上讨论的细节了，不过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并就如何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了广泛讨论，包括研究哪些课题，如何提出问题，哪些是重要问题，使用什么研究方法等等。

        那次讨论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章开沅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未成立历史文化学院）营造的严肃和认真的学术氛围。两位年青学者的研究结论都是通过对史料的严密考查和对史料内容及意义的透彻诠释而得出来的。显然，他在鼓励他的学生了解欧美和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研究内容，使他们在透析尽可能宽广的领域和方法之后，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正是通过那次长谈，以及后来多次和章先生的其他高足接触，使我明白了并更加清晰认识到：通过章先生的指导及个人示范，他培育和培养了一批学者。这些学者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我学术生涯的头二十年，我没有机会带博士生。在俄勒冈大学，学校既没有足够的研究生经费，也没有相应的图书馆资源来开展中国史研究生项目。直到1990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我才得以和我的同事毕克伟（Paul Pickowicz）一起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经过一年多的规划和筹备，我们在1991年和1992年间迎来了第一批博士生。但是，说实话，我们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带博士生。特别是如何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这门课，我们无从下手。虽然我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但是那个大纲已经完全过时了。万幸的是，正在那年，章开沅先生来美国访学。在他结束了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后，我们有幸邀请他到圣地亚哥分校协助我们建立新开设的研究生专业。

        我第一次给博士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当然，那次是我和章先生联合授课的。他给我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指出新近出版了哪些史料、哪些书目和索引可供使用，以及可以参考哪些工具书。我们的学生有机会请教章开沅先生，他也就学生们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专业、中肯和细致入微的建议，并指导他们如何开展研究。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如果没有章开沅先生的慷慨支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项目就不可能取得它所获得的成功。

        就我个人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圣地亚哥分校的那一年，章开沅先生除了是我的学术长者，他和他的夫人还成了我们一家的挚友。当时，我事务缠身，对于这位高级访问学者招待不周自是不言而喻。不过，我们利用午餐和晚餐的等机会多次见面。每次交流，我都被他的睿智所打动。章先生言语不多，但每次谈话都是思想缜密，句句真言，很有分量。即便他不赞同你的观点，也不会直接反驳，而是很礼貌地建议你从问题的其它角度再去思考。

        鉴于他在中国漫长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想象他经历过的挫折和困难。可是在他身上，你丝毫看不到半分的埋怨和不满。最重要的是，他总是面向未来。无论道路如何崎岖坎坷，他总是坚信未来可期，充满光亮。

        最近几年，我有几次机会回到华中师范大学访问，现在还受聘成为中国近代史所兼职教授。在华师，我又看到章开沅先生身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和能量。现在，他经常来办公室会见访客，撰写文章；还一口答应为我的新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作序。序言洋洋洒洒，言辞周密而亲切。他对于华中师大，近代史所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挚爱与执着丝毫没有因为岁月消减分毫。无论是作为学者、教授和个人，章先生都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