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治｜数字媒体时代，民族主义的变化与转型

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曾在其代表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对民族主义做出过一个经典论断：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合理性在于它给特定的人群提供了情感上的稳定联系，借此人们获得了生存上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特定人群对彼此也有了一种特定的认同感。我们也可以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把本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理念和价值观。一般认为，民族主义至少有四种类型：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

曾经，数字和互联网技术被视为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但近年来，借由互联网形成的所谓“新型”数字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更加快速和便捷，从而能在更大程度上维持和加深社会公民之间的联系。当威胁到本民族生存发展的事件发生时，公民倾向于以网络为主要表达渠道发表意见，通过网络互动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社会认同，对负面事件做出集体化、情绪化的反击。这种情况在数字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

然而，数字民族主义真的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吗？嵌入数字媒体的当代民族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与数字技术有关？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与人文学科学院的萨宾娜·米尔奇（Sabina Mihelj）和卡迪夫大学新闻传媒与文化学院的凯瑟·吉米尼兹·马丁内兹（César Jiménez‐Martínez）共同撰写了学术论文《数字民族主义：了解数字媒体在“新”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Digital nationalism: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in the rise of ‘new’ nationalism, 2020年12月30日发表于学术期刊Nations and Nationalism)，研究和探讨了上述问题。

萨宾娜·米尔奇（Sabina Mihelj）和凯瑟·吉米尼兹·马丁内兹（César Jiménez‐Martínez）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新近兴起的数字民族主义只是在内容和表象上经历“更新”，以重新适应新的数字和网络时代。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扩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交媒体的分享性特征、审查机制的不健全和事实核查规程的缺失让个体和团体更易于表达极端主义观点，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从未消失，只是纳入了数字媒体作为新的逻辑载体，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塑造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并事实上强化了互联网上的民族国家边界。

萨宾娜·米尔奇（Sabina Mihelj）和凯瑟·吉米尼兹·马丁内兹（César Jiménez‐Martínez）提出，数字媒体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对当今民族主义施加影响，即互联网领域的架构、算法的偏见以及国家数字生态系统的形成。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演化是互联网领域的架构影响当代民族主义具有说服力的实例之一。最早的顶层域名是根据网站的功能来分类的，如gov、com、edu等。当域名系统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后，“国家级”域名如uk、cn等加入顶层域名行列，网民在浏览网站时会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主义的认知和区分。另一种数字媒体影响民族主义的机制是算法偏见。任何搜索引擎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商业、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过滤器，为人们提供经过筛选的特定信息。互联网架构和算法偏见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国家数字生态系统。由于商业和法律原因，用户不能轻易地从搜索引擎、网站、APP等一个版本切换到另一个版本，相对清晰的数字国界由此在网络上形成。不同国家的数字生态系统差异巨大，对其他国家数字生态系统和跨国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也大不相同。当今的数字平台并未超越民族国家，反而维持了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

萨宾娜·米尔奇（Sabina Mihelj）和凯瑟·吉米尼兹·马丁内兹（César Jiménez‐Martínez）进一步提出，由于以上三种机制的作用，当代民族主义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参与化与多样化、碎片化和两极化、商品化与商业化。

新兴数字技术的参与式设计、易用性和相对低成本扩展了公民参与公共传播的渠道，使得当今民族主义呈现出表达多样化的特征。同时，这也导致了媒体制作者和媒体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削弱了国家维持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国家叙事被取代，因为并不是所有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也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它会参与内容审核和选择过程，很多用户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发布内容。数字平台最终呈现的内容实际上是国家、用户、平台之间相互影响、博弈的结果。

与此同时，数字通信技术的应用也造成了当今民族主义的碎片化和两极化。人们对于数字媒体提供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在互联网环境中变得更加突出。受众更倾向于接受与其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相似的信息来源，进而导致公共领域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同时，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碎片化、去中心化，让公民个人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数字媒体中民族主义言论和思想更加极端，更具排他性。

商品化和商业化并不是数字通信技术的本意，只是数字平台追求盈利的后果。商品化构成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数字平台（如谷歌、亚马逊和脸书）注入社会互动的一个关键机制。平台将在线和离线对象的活动、情感和想法皆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挖掘其价值，并投入商业活动，赚取利润。具体到民族主义，资本重视的不是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的政治表达，而是其潜在商业价值。越是情绪化、极端化的民族主义表达越容易在网络上吸引关注，转发率更高，进而可以用来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民族品牌可以商业化，民族身份被包装成某种商品，民族优越感可以被拿来消费，这使得利用民族主义达到商业目的的行为变得难以预测。

文章最后，两位作者建议，民族主义学者、媒体与公共传播学者需要就数字民族主义的研究保持持续对话，并提出四个具体建议：第一，未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关注最具排他性和攻击性的民族主义现象，而应该考察数字媒体对民族主义不同种类变体的影响。第二，对于数字民族主义的研究应同时注意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滋生和其背后的动因。第三，重视研究数字媒体用户如何以民族国家的格局建构公共传播环境。第四，重视纵向的历史考察，以研究媒体和民族主义的互动。

应当看到，数字民族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维度。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也为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提供了平台。新兴的数字媒体正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中介，并促进民族主义的变化与转型。当前，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正呈现回潮趋势。脱离欧盟、退出英联邦、回归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等呼声此起彼伏。这就需要人们理性分辨这背后潜藏的种族主义等极端主义取向，对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生态及时进行治理，避免更严重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