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眼中的章草大师王蘧常：首先是一位专攻子经史文的学者

        今年农历五月初六（2015年6月21日）是现代国学名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115周年诞辰。他的书法尤以章草驰名海内外。其实，王蘧常首先是一位孜孜以求专攻子、经、史、文的学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约请王蘧常先生子女撰文，回忆他们心中的父亲。

        

        今年农历五月初六，是我们父亲（王蘧常先生）的115周年诞辰。父亲于1989年10月25日去世，至今也已有26年。但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却丝毫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

        （一）

        现在不少年轻人知道父亲王蘧常的名字，是因他的书法、他的章草。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孜孜以求专攻子、经、史、文的学者，一位谆谆教诲乐育英才的教授。他只爱学术和读书，常说“有书万事足”；他也自认为只会教书，一生所愿就在教书育才。这一志愿可以说在青年时代就已确定。

        他中学尚未毕业，因病休学了两年。等病好后，年龄已大。我们的祖父和伯父就开始考虑让他报考大学。此时正值杭州法政大学招生，祖父便要他去投考。他心里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勉强赴试。据他自己回忆：“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风波之险恶。”

        “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吾父吾兄已备尝之矣，我能继其覆辙乎？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今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甚幸甚。” 那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是伯父的故交，因此祖父叫伯父走访，询问是否录取。校长便出示父亲的考卷，边笑边说：“从来试卷，无此奇文！余将成全令弟。”伯父大出意外，然也只能苦笑而已。

        1919年秋，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无锡国专）。唐文治先生曾奉清帝之命随亲王载振出使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并考察教育、文化事业。离英后又赴比利时、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谒见总统、国王，并作考察。可知唐老先生见多识广，明世界之潮流，非一般耆宿硕儒所能望其项背。他在母丧后援例丁忧辞官。后于1907年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任职十四年，成绩卓著。

        1920年，因目疾日深而辞职。他创办无锡国学馆，得其同年当时大总统徐世昌襄助，馆生毕业待遇出路优厚，名额二十四人，不拘年龄。父亲当时顾虑录取不易；即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祖父便正色说：“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耶？毋自误！”不得已，遂赴考。不料与试者多达一千五百余人，且多年大头发斑白者，不觉为之气短。试题两个：一是於缉熙敬止论；二为顾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试申其义。父亲一考而成，及发榜，得录取。

        自此，父亲成为唐文治先生的学生。父亲认为他在无锡国专时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

        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教书育才生涯。

        父亲30岁被聘任大夏大学国学系教授，以后又先后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之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交通大学中文科教授（解放后还曾任中文科主任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院副院长及复旦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教授。

        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唐文治先生因年迈体衰，无锡国专实际上的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父亲一人肩负。父亲为不辜负唐校长之重托，并向数百名学生负责，殚精竭虑为办好学校而苦斗。他深知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故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请周予同先生讲授经学通论，周谷城先生讲授中西通史，蔡尚思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唐庆诒先生讲授中西文学批评，郝昺衡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胡士莹先生讲授词学研究，王佩诤先生讲授曲学研究，张世禄先生讲授音韵学，胡曲园先生讲授中西哲学史和逻辑学，朱大可先生讲授基本文选，童书业先生讲授古史研究，鲍鼎授先生讲授说文选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

        只要看一下这份名单，就可以知道父亲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一时名流。有时为了请到一位名师，父亲不惜亲自登门造访，虽至再至三而不厌。至于经费拮据，则更是伤脑筋的事。往往到学期终了前一月，教职员工薪水还无着落；父亲便不得不奔走于富家巨绅和私人银行之间，募捐借贷，以渡难关。有时经费筹措不到，父亲不愿惊扰唐校长，自己却急得连续几天夜不成寐而神色异常。有意思的是，父亲当年聘请的国专教师，许多后来都到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文科各专业的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

        在考入无锡国专之前，父亲还曾先后问业于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大儒沈曾植先生、梁启超先生和康有为先生，他们都为父亲后来的学术发展乃至书法风格的形成指明了一条“毋走常蹊”的道路。

        沈曾植先生为父亲的外族叔祖父，号寐叟，父亲称“四公”，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国学大师和近代杰出的书法家。父亲十八岁那一年，寐叟先生自上海回故乡嘉兴。他与祖父经常来往。父亲早就听说沈老的盛名，对他敬仰如泰斗，从此经常荟集疑难问题及治学之法向老人请教。沈曾植先生的谆谆教导，父亲终身不忘，其后纂秦史、学章草、作文作诗，多渊源于此。父亲对先生一直眷念不忘，曾竭尽心力编写《沈寐叟先生年谱》，数易其稿，最后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祖父又命父亲问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有天下大名，与祖父同年，祖父极称其“为学日新不已，真足顽廉懦立”。父亲多次向他请教子学与史学。父亲认为他几十年后为学生讲儒学，“犹无以易此也”。梁启超先生又为论先秦诸子，必先明流派。他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及《先秦诸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甚至“他日立志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也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父亲对梁启超先生一直十分敬重。1958年，正值戊戌变法60周年，父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抱病编著《梁启超诗文选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与感激的心情。

        父亲与康有为先生的首次会面是在沈寐叟先生的沪寓。当时，父亲才19岁。他带了临写的《爨龙颜》碑文去请沈老教正。正好以戊戌变法扬名于世的康有为先生也在座。当他得知父亲带了书法习作“请四公批改”时，便对沈老说：“四兄，让我来代劳吧。”

        南海先生（因康是广东南海人，所以世称南海先生）看了父亲的习作，连连叫好，一口气批了四十八个圈。他又回头对沈老说：“咄咄逼人门弟子。”沈老听了，脸色一沉，便说：“休要长了少年人的骄气。”原来南海先生引了宋代赵庚夫题曾几《茶山集》的诗句，将沈老比作曾几，而把父亲比作陆游；而且诗中“咄咄逼人”四字又是卫夫人形容王羲之的话，这是又把父亲比作王羲之了。因此，沈老觉得过分，便发话阻止了。

        南海先生对父亲实在厚爱，后来又邀父亲到他在上海愚园路的住宅“游存庐”去玩。他让父亲看了许多他收藏的法书名帖、金石鼎彝，使父亲长了不少见识。父亲告辞时，南海先生还一直送到门口。父亲始终尊南海为师。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南海先生遗作展览，请父亲为此题词。父亲书联以颂：“尊碑广艺舟，金鍼天授，纲举目张十七日；大同称宝典，玉音神会，薪尽火传三千年”。       

        （二）

        在庆祝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诞”的活动中，有一副贺联写道，“门墙万丈仰弥高，弟子三千尽俊豪”，十分贴切地描述了父亲一生耕耘教苑、硕果磊磊的成就。他的学生中有的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更多的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专家。在那次活动中，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朱物华教授和时任校长翁史烈教授都亲临祝贺。

        父亲专攻国学，所以他的著述也主要集中于子、经、史、文方面。

        父亲的第一本著作《严几道年谱》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父亲十五岁时即开始读严几道先生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十分喜欢。遇不解之处，则翻字典注其旁；又观其他译本，如《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等。年龄稍长，又读严先生所译《法意》、《原富》诸书，毅然草创其年谱。粗具首尾，即呈正于张菊生先生。

        张菊生（元济）先生，著名出版家，与我们祖父为清光绪己丑科乡试同年中举，时称年兄弟。父亲幼时即闻祖父对他讲述张菊生先生的德行，十九岁随祖父拜张菊生先生（父亲称其为年丈）于上海极司非尔路寓所。此后，当年丈见父亲所呈《严几道年谱》稿，不但许可，而且将严几道先生的后人及弟子介绍给父亲，使父亲所得颇多。经收集补充，《年谱》稿居然成巨册，然后精简删减其十之三四，誊清后又呈正于菊生年丈。隔数天，又往请教。年丈说：一书之成，辛勤乃至此乎？我当为汝付印。于是，《严几道年谱》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菊生年丈又启发父亲作老师沈寐叟（曾植）先生的年谱。寐叟先生著述丰富，但多未发刊，且多散失，搜集资料之难，更甚于《严几道年谱》，历时也较长。其初稿曾登于商务印书馆所办的《东方杂志》中，引起海内学者的广泛兴趣，多人予以纠正与补充。最后，又呈正于菊生年丈，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年谱后来又在台湾再版。

        自1925年至1926年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父亲即讲授诸子研究的课程。从1927年春开始，父亲对诸子学说作了系统研究。次年，他又为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讲授先秦诸子学术。课程结束后，他对所编讲稿作了整理，并呈梁启超先生教正。梁先生复信嘉勉，并为书稿定名为《诸子学派要诠》。此书并附《先秦诸子书答问》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前所述编注《梁启超诗文选注》外，1965年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父亲又开始辑注顾亭林诗集。父亲十分钦佩顾亭林的气节，以此作为自己的榜样。他后来在《顾亭林诗集汇注》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炎武身处危境，值文網峻严之日，却敢于奋笔直书”，“三百年后读之，尤令人神往，对他肃然起敬！”

        顾亭林于抗清斗争的低潮岁月中，提出了“保天下”的重要主张，后人把它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响亮的口号。父亲对此推崇备至，并以此为一生自勉的座右铭。父亲认为这一主张是将“忠于一姓”扩大到忠于国家民族，且从上层看到了山野之民的力量。父亲说顾氏“这一口号遗响所及，在近代历史上不仅震荡了辛亥革命，而且激励了抗日战争，即在将来，也必会有深远的影响”。

        父亲辑注顾亭林诗集，初着手即广集史料，又收罗顾氏诗集至十余种版本、钞本。他认为以此诠释诗句，能比较确切。在辑注过程中，他也遇到有的诗句意思隐讳，百思难解；或所言时事无史料可徵；或旧注误诠而不符诗旨。他甚至为了一两句诗就要苦思数日，认为 “我注其诗，当为其负责，不让一字一典放过”。父亲勘正旧注数百条，补注旧缺数百条。汇注顾亭林诗集，父亲还请老朋友、过去的学生与同事吴丕绩先生担任标校工作。

        到1966年上半年，《顾亭林诗集汇注》杀青，交稿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逐渐卷来，此书当然便不可能如期出版了，直至1983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刊登了父亲所撰的《荀子新传》，估计是父亲在1979年至1980年所写。据父亲的研究生李定生先生回忆：“《荀子新传》和《史记·荀子列传》相比，有天壤之别。《新传》不但正《史记》之误，而且完整地记述了荀子行事履历及思想。”他又说，“这样的‘新传’，只知历史，不深荀子哲学，对荀子书没有研究的写不出；只知哲学，而不知历史者也写不出来。”

        说到父亲的著述，不得不提秦史。父亲幼时就喜欢听祖父讲述历史故事，常常听得入神。后来进入高小，每次历史考试都得满分。进入中学，听祝靖远先生讲授历史课，开始读马骕《绎史》。

        父亲在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之次年，偶然在常州一书摊上购得《尚史》，由此萌发了纂夏商周三代史之初志。经过刻意努力，关于夏朝，粗成“夏礼可征稿”二卷；关于商朝，先后撰成世纪、本纪若干卷、人表一卷及典墳志一卷等。其中，商史世纪本纪、汤本纪及典坟志先后发表于无锡国专年刊及大夏大学年刊上。王国维先生很赞赏父亲的著述，在他老朋友孙德谦先生（精研经史，历任大夏等大学教授，曾为父亲秦史稿作序）面前称父亲为“王三代”。

        正当父亲兴致勃勃地纂写三代史时，却有一人出来反对，而且不是别人，正是祖父。祖父说：“三代史体大，非汝才所能胜。”祖父劝父亲还是纂秦史：秦结三代之局，而其史自古无专著，汝能为之；明二千年建制所由，补十七史断代之缺，亦盛业也。父亲深感“知子莫若父”，决心遵照祖父吩咐去努力，这便是父亲数十年矢志不移纂秦史稿之发端。

        父亲打算先撰长编。他想起倪端著《六艺之一录》时发动亲属相助，便在暑期中找出数十种古籍，分给弟妹及侄儿、侄女阅读，要求他们不论理解与否，凡遇“秦”字即抄录。不出二月，便得抄本十余册。摘录虽然芜杂，然而经过父亲细心剪榛摘秀，收集到丰富的史实素材。在此基础上，父亲写成长编及纪传文若干卷。不料军阀混战频仍，长编初本竟毁于兵燹，而纪传又丢失于迁徙途中。幸而长编尚存清本，父亲又据此补写纪传，并不灰心。

        此后，父亲虽忙于在校授课或教务管理，仍不忘秦史稿之成，时断时续。父亲积多年心血写出秦史稿，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又难逃厄运。工宣队带了学生红卫兵来我家“除四旧”，竟把秦史稿的绝大部分撕成碎片，只有第一册因置于一个壁橱中而得幸免。父亲收集残片，心如刀绞，如抚病子，且几乎完全灰心。

        直到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后，父亲感到国家开始勃然有生气。便又拿出劫后余存的秦史残稿，举炳烛之光，次第补苴。那时父亲已年近八旬，仍以驽马十驾自励，相信“杀青终有日也”。然而，父亲毕竟已年届耄耋，且多病，精力日衰；母亲的病又使他心忧，这些因素使他纂写秦史的进展日渐放慢。

        到1987年母亲病逝之前，他成稿五十余卷，其中“纪”有六卷，“传”有三十五卷，“表”与“考”共十余卷。至此，“纪”和“传”已经完全，“表”与“考”尚有几卷未完成，尤其是“考”，尚缺六卷。母亲去世后，父亲的心情一直很坏，对秦史稿未再有大的增补。

        父亲去世以后，他的朋友、学生和我们子女都想逐步整理、出版秦史稿，以完成他的遗愿。以后我们先后请父亲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无锡国专的学生齐心合力，历经数年终于将父亲的手稿整理、誊清、校核完毕。2000年6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举行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时任系主任吴晓明教授宣布，复旦大学哲学系将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父亲的遗著《秦史》。到2000年12月，《秦史》终于正式出版。

        父亲的为学、为人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也为许多人所怀念。2012年，父亲的家乡——嘉兴市政府还专门开设了“王蘧常学术馆”。他一生不求名，不求利，“不惑于外诱，不惧于外扰”，淡泊以专攻学问，宁静以乐于育人。他宽容厚道，又坚持大义；博古通今，又虚怀若谷。仅以书法为例，即使他的书法已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已为海内外众多学者、书家所极力推崇，他却还自认为“实属溢誉”；他甚至在重看自己若干年前的作品时还一度产生自责心情，不是嫌以前写得不好，就是觉得若干年来进步不大。

        他的学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生前就回忆，“王蘧常先生被日本学界称做‘当代王羲之’，可是直到逝世，他也不肯听别人叫他大师，那才真是大师的修养。”从不自满，总是时时自我鞭策，在独辟之蹊径上不断探索、攀登，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本文系节选，原文标题为《我们的父亲王蘧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