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密使：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的潜艇交流

让丘吉尔后悔一生的决定

潜艇作为一种隐秘的技术性兵器，在两次大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深藏水下的隐秘性，潜艇在一战前一度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被普遍呼吁禁止使用。

1913年末，“英国近代海军之父”约翰·费舍尔勋爵曾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备忘录，认为德国人会用潜艇破袭战的方式对英国进行海上封锁。但以海军大臣丘吉尔为首的海军部成员未予重视，他们认为，按照国际法规定，如果对商船进行攻击，必须提前对商船进行检查，确认是否载有违禁品，俘获商船船员并将其带回本国港口，才可击沉商船。但这对潜艇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会牺牲潜艇的行踪，而且潜艇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战俘。如果进行破袭战的话，容易引起道德上的愤怒，还会引发同中立国之间的战争。

日后英国为这个幼稚决定付出了惨痛代价。潜艇在海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尤其是二战期间的德国海军，更以潜艇为主力，在大西洋上进行了广泛的破交作战，几乎将英国绞杀在补给线上。

二战后期，除了作为水下的秘密破坏力量，轴心国潜艇还承担了一项特殊的、常常为人忽略的任务——来往于亚欧大陆两端，充当信使。

日德陆空交通线的覆灭

1940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其中规定三国战争中需要相互援助，但这点在实践上困难重重，因为日本与德、意两国几乎位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相互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渠道并不通畅。

在苏联尚未参战前，德、意与日本之间的人员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借道苏联完成的，即日军经“满洲国”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莫斯科，然后经由莫斯科到达欧洲的德国占领区。

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便是通过这条路线访问了德、意两国。松冈洋右此行的目的在于确认苏德开战的可能性，并完成日苏邦交的调整。于是松冈乘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抵达柏林和罗马。在返程途中，松冈洋右与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松冈此行的目的可以说基本完成了。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这导致了日本与欧洲盟国之间的苏联陆路交通几乎中断，例外只有1943年3月，日本信使由苏联经土耳其抵达德国。期间德军在苏联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甚至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与此同时，日本向英美宣战，并消灭了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德意两国与日本之间迫切希望协调作战，以便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于是，开辟欧日之间空中交通线路的任务便由远航经验丰富的意大利空军来付诸实施。这项任务在意大利空军中被命名为“G”计划。

1942年6月29日，由穆斯塔克利中校驾驶的SM.75GA型飞机，携带了大量的德意与日本方面的外交和作战文件，经由德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机场——这是当时轴心国控制的最东端的机场，穿越苏联领空，于6月30日晚上10点到达由日军控制的包头机场，并在次日飞抵东京，7月16日，穆斯塔克利驾驶飞机返航，最终降落在敖德萨机场。

因为东京方面对穆斯塔克利机组出人意料的冷淡态度，使得这次开辟空中通道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这条航线也仅仅用了一次。1943年，日本终于开始尝试使用远程飞机运载外交信使，但飞出不久便消失在苏门答腊外海。开辟空中通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这样，日本与德意之间的交通路线只剩下海上一途。面对盟军的海上封锁，他们只能尝试少量舰船的偷运。而且由于苏伊士运河为盟军控制，德日之间只剩下一条时间与人力成本都相当高的海上航线，即从德国占领下的比斯开湾港口出发，经由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途经印度洋，到达日本控制的南洋地区。

随着德日海军水面有生力量的丧失殆尽，这一任务不得不倚重潜艇来完成。

        

轴心国都通过潜艇运输了哪些宝贝

战争期间，德日之间的潜艇交流，由德国前往日本的行动被日方称为“柳输送”，运输物资以新式武器及其图纸、工业制成品、技术资料为主；而从日本前往德国的行动被称为“反柳输送”，物资则以日本急需的热带作物制成品、工矿产品为主。担当运输任务的主要是日本潜艇，因为日本海军拥有较多大型潜艇，运输量也更大。

1942年4月11日，由日本海军中佐远藤信夫指挥的伊－30潜艇从日本海军基地吴港出发，搭载着3300磅云母、1542磅虫漆，以及九一式航空鱼雷的图纸和一架E14YI水上飞机等物资，经新加坡、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于8月5日成功抵达法国洛里昂港，成为在“柳”输送中第一艘到达欧洲的日本潜艇。

这趟旅途可谓是精彩纷呈，4月20日到达马来西亚槟榔屿，然后随大部队前往东非执行破交任务，并在马达加斯加重创了一艘英国战列舰，并击沉了一艘英国油船，之后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前往欧洲。途中甚至被南非空军的巡逻机发现，但潜艇迅速下潜，摆脱了被击沉的命运。

伊－30潜艇抵达欧洲后受到德国海军高层的热烈欢迎，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上将、日本驻德国海军武官横井忠雄大佐等都到洛里昂来迎接伊－30的到达，艇长远藤信夫中佐还被希特勒授予铁十字勋章，而伊－30也由德国专家做了局部改装。当随潜艇运抵欧洲的E14YI水上飞机在试飞的时候，德军媒体为之振奋不已，“一支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已经开始在法国的基地并肩作战”。

8月22日，伊－30潜艇装载一套完整的地面防空雷达图纸、大量黄金、弹药和卡尔·蔡司光学仪器，以及价值1亿日元的工业钻石和50部“恩尼格码”机，返航日本，最终于10月13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离开新加坡返回吴港基地时，伊－30因触碰了水雷而沉没，其所搭载的物资中，雷达图纸因海水浸泡而损毁，大部分“恩尼格码”机也已损坏。尽管如此，舆论普遍认为伊－30的欧洲之行大获成功。

1943年5月10日，隶属于德国海军的U-511号潜艇从法国洛里昂出发，搭载着大量水银、铅、铝，以及鱼雷发动机和ME-163型战机图纸等，于8月7日抵达吴港，成为到达日本的第一艘德国潜艇。后来U-511被移交给日本海军，被命名为吕—500，作为研究之用。

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潜艇分级命名中，以大中小型划分命名为“伊”、“吕”、“波”三型。其中“伊”型潜艇的标准排水量为1000吨以上；“吕”型潜艇标准排水量多为1000吨以下，500吨以上，但也有例外，如上文提到的吕—500；“波”型潜艇标准排水量则多为500吨以下。而“伊”型潜艇中还包含了大量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以上的大型潜艇。这种潜艇因排水量巨大，续航距离和时间超长，可运载货物的空间也较同时期德国潜艇更多，所以“伊”型潜艇成了执行“柳输送”的主力。

1943年6月1日，载有酸素鱼雷及其发射装置、最新水上侦察机和大量热带工作产品的伊－8潜艇从吴港出发，于8月31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随伊－8潜艇抵达的还有赴德国准备接收新型潜艇的一队艇员。10月5日，载有大量德军技术装备和光学器材的伊－8潜艇开始返航，且于12月21日返回吴港。这艘潜艇也幸运地成为在“柳输送”中唯一一艘安全往返的潜艇。

“柳输送”一直持续到德国投降时的1945年5月，最后一艘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U-234在大西洋上向美军投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只有三艘日本潜艇成功到达德国，只有一艘德国潜艇和一艘意大利潜艇到达日本，损失的潜艇数量很多。虽然数据并不好看，但德日双方以潜艇交流的方式进行了不少的关键物资和人员交换，其中包括双方急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关键性武器装备的设计图纸、样品，最后执行任务的U-234上甚至载有大量准备输送给日本的浓缩铀。

盟军方面自然知道“柳输送”对轴心国集团的重要性，故花了极大精力来寻找执行任务的双方潜艇，其中以击沉伊－52潜艇一事最为著名。

1944年3月16日，载有2吨黄金及大量战略物资的伊－52潜艇离开日本佐世保，前往法国洛林，6月23日午夜在佛得角群岛外海同前来接应的U-530潜艇汇合。但盟军完全破译了日德海军的通信密码，并对伊－52潜艇的行踪进行了长时间监视。日德潜艇汇合之后几个小时便遭到了盟军反潜舰队的猛烈攻击，伊－52潜艇很快沉没，U-530潜艇则侥幸逃过一劫。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日德潜艇帮了大忙

“柳输送”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德日之间的人员交换。伊－30潜艇返回日本时，便将日本海军此前派往德国学习雷达技术的铃木亲六等人带回日本；唯一成功往返的伊－8潜艇在去程时不但带有前往德国接收新型潜艇的一队艇员，还有赴德国进行技术调查的西原市郎中佐等，回程时则搭载了卸任驻德海军武官横井忠雄，以及德国派往日本的陆军武官和技术员等。

在参与“柳输送”任务的所有潜艇乘客中，最著名的当属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印度独立运动激进领袖钱德拉·鲍斯。

20世纪后，印度独立运动从王公领导的武装战争转化为由国大党领导的相对和平的民族独立自治运动。后来因为斗争方式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国大党分裂为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温和派，和以钱德拉·鲍斯为首的，坚持武装斗争的激进派。

钱德拉·鲍斯曾经筹建了印度的青年学生组织——国民志愿军，并且成为其最高指挥官。他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反抗英国殖民者，从而使印度彻底独立。1938年鲍斯当选国大党主席，提倡激进路线，而这与甘地等温和派产生了激烈矛盾，最终鲍斯同国大党决裂。他又在1941年从加尔各答越狱逃亡莫斯科，请求苏联的支持未果后转往德国。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电邀鲍斯返回亚洲，并决定利用鲍斯来进攻印度。1943年，鲍斯与其助手哈比·哈桑少校搭乘U-180潜艇从德国基尔启航，随之启程的还有给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的大量机密文件，以及德国新式潜艇图纸和大量新式弹药样品等。4月25日U-180抵达马达加斯加海域，与前来接应的日本海军伊－29潜艇会合。鲍斯和哈比·哈桑换乘日本潜艇于5月6日抵达印尼，十天后抵达东京。

后来鲍斯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与“印度国民军”，并配合日军对印度因帕尔的进攻，但最终以惨败收场。1945年8月，鲍斯逃亡东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台北，只活了49岁。身为印度人的鲍斯，最终竟被日本佛教僧侣收尸，葬于东京莲花寺。而另一位长期流亡日本的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拉希·比赫里·鲍斯则在1945年1月也病死于东京。

拉希·比赫里·鲍斯曾经策划了旁遮普和北印度的总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并在日本箱根会见了孙中山。后受孙中山的委托，头山满等人将拉希·比赫里·鲍斯掩藏起来，避免日本政府在英国政府施压下对以拉希·比赫里·鲍斯为首的流亡印度革命家们的驱逐，他还寻得了一位日本妻子，东京居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巧合的是，他与另一位鲍斯差不多同时客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