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工人的歌与血

        一名叫许多的工人歌手演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 不怕牺牲\异乡的月亮总睁着眼睛\野草般的我们生来就倔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散开\之后是满天的星星”

        这首歌有别于其他那些或轻松尖刻或沉重悲伤的调子，召唤出了某些令人熟悉的意象并赋予了新的情绪。许多，原名许国健，1970年代生人。高中毕业后前往北京打工，后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习摇滚。他在地铁卖唱时遇到了一些特别的工友，与他们一同前往工地为工人歌唱。许多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那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

        2014年9月，90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深圳龙华坠楼身亡。他曾在富士康做过三年流水线工人，9月26日，他再度与富士康签订了为期3年劳动合同；9月30日，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媒体很快发觉，他是一名优秀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描写工作的无意义、病痛以及死亡：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如果许立志是许国健，有一群和他意气相投的文艺青年，他们会不会把诗歌谱成曲，唱给那些和他们相同命运的人？那么，许立志是不是不会选择死亡？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好问题，毕竟关于死亡，我们有太多不可言说更不可假设之处。

        但在2015年6月，一部关于工人文艺的电影上映：《我的诗篇》。其中出现了许多的歌，也出现了许立志的诗，他们的命运被并置了。

许立志：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PART1

        从2012年起，诗评人秦晓宇逐渐发现，在当代中国诗坛存在着一个来自底层的民间诗人群体，其数量达上万人之多。这些本业为水手、工人、小商贩的诗人，已通过互联网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和交往圈子，并有民间出版物流通。作为诗歌评论家，秦晓宇一直以来的工作是挖掘那些有价值的诗歌，再通过评论和编纂让这些诗歌广为人知。互联网时代，他在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个人创作中，由一个民间诗人的博客链接到另外一个，寻找值得被传颂的诗句，这个过程让人想起早年那些行走在田间地头的民谣收集者。

        2013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以“当代中文诗歌”为主题，作为评委的秦晓宇选译了20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介绍到国际。他发现，其中获得诗歌节网络选票最多的一首诗《纸上还乡》，来自一位蓝领打工者郭金牛。“富士康十三连跳”后，富士康龙华工厂安装了大量防跳网，郭金牛是承担此项目的建筑工人。在这件工作之余，他写下了悼亡富士康工友的诗篇《纸上还乡》：“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打动读者的不仅是这首诗歌的技巧，更是其带有冲击力的经验。这是秦晓宇日后在谈及工人诗歌艺术价值时经常提起的一点。在他看来，当代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致的语言游戏，一种“从书架到文本”的写作，只向少数的知音开放。然而在拣选这些来自底层打工者的诗歌时，秦晓宇却一再其中饱满的生活经验深深触动：“你读很多成名已久的诗人的作品时，会觉得技巧精美，但很少再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虽然被打动不能被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我在编辑工人诗歌时，确实数次有几欲落泪的感觉。”

        中国工业建设在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展开以代工工厂为主体。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将大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青壮年劳动力吸纳至沿海工厂，其人身依附关系也随着世界市场的周期变化而在不同工厂间不断流动。他们在数量上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多数，也是生活境况上真正的底层。从这个数亿人的庞大群体之中，诞生出了这样一批对文学语言成熟自觉，同时具备自身语言个性的当代工人诗人，他们的写作与自身命运中最迫切的痛感紧密相连。作为为数不多的、依然孜孜于向公众传播诗歌之美的人，秦晓宇甚至认为，他们的写作对于中国现有的诗歌文化构成了突破，它将构成通向时代真相的“诗性证词” ：

        “工人诗人们在中国的现实深处摸爬滚打，必然有很多的困境、遭遇、磨难，感触良多。因为他们写诗，他们就会思考自己的处境，由自己处境慢慢也会思考自己周围这个群体的命运，也会观察底层中国。只要他写作，而且追求更好的写作，那么慢慢的、他的写作就会在血肉经验的基础上，有一种诗性证词的价值，那可能就会和许多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诗歌写法拉开距离。”

        诗歌和这个社会互相漠视已久，秦晓宇由此找到了一个联系彼此的可能性：“诗歌本身是有能量的，只是没有被引爆出来。”他以海子的诗歌举例：“在艺术品质的杰出之外，海子的诗歌有种自觉的文学追求：朴素易懂和感人的品质。”海子为与他生活相关的乡亲和底层人写作，他曾为自己诗歌做出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阐释：“为底层的生存作证是诗的责任，是我的良知。”

        以诗歌为业的秦晓宇同时笃信修辞本身：“古典诗歌可以证明诗歌能量是存在的。权力与资本的确可以呼风唤雨，跟这种明火执仗的能量相比，诗歌是一种微妙的温柔敦厚的能量，它更深地作用于你的心灵。”底层的证言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那些通过社会报道和田野调查呈现的大白话，与工人自身通过反思和提炼后呈现的修辞，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可构成一个更为丰富和完整的底层形象：他们并非人们想象中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贫困的群体：“你去看看许立志的藏书你立刻会被震惊，许立志读《佩德罗·巴拉莫》，读伍尔夫、卡夫卡、福克纳的书，可以说是颇具水准的文学阅读。”

        诗性本身是人性尊严的一种证明，相较那些揭示生活运转真相的精密理论，诗歌的表述本身有一种巨大的超越性。秦晓宇坚持认为：“真正的诗意可以跨越阶层、国别，一个优秀的中国工人诗人的作品，完全可以让一个西方资本家潸然泪下。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是要冲破隔阂的。”

主创人员与工人诗人一同参加电影首映礼

        或许正印证了他的观点，2014年3月，以书写中国财富群体闻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当期《读书》杂志读到了秦晓宇关于鹿特丹诗歌节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并被其中“蓝领诗人”这个概念所打动，他联系了秦晓宇。

        作为一名有着事件敏感和强大组织能力的老牌媒体人，吴晓波很快从“工人诗歌”中发觉了其潜藏的社会能量。他在相关文章中数次提及这次阅读带给他的感受：“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秦晓宇如是评价这位日后策划出一整个“我的诗篇“计划的合作伙伴“：吴晓波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毛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对工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他在80年代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是一个诗歌非常热的时代，他自然也有一些隐蔽的诗歌情怀。“

        吴晓波向秦晓宇建议，编一部记录三十年以来工人诗歌创作的诗歌总集。但仅依靠出版是不够的，对于正在进行“众筹学堂“等网络传播实验的吴晓波来说，工人诗歌中丰富的社会议题，是其突破传统出版渠道，进入更广泛的媒介传播议程的基础。

        吴晓波为工人诗歌的传播设计了诸多项目，比如拍摄工人诗人和公众人物阅读诗歌的视频放在网上。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诞生了一个想法，展现工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其中朗诵自己富含经验的诗句，这样的视觉呈现将引起更大的震撼。这个想法继而延伸为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工人生活的状态的长篇纪录片，导演吴飞跃和制片人蔡庆增成为这个计划的担纲者。

        吴飞跃原本是一名电视纪录片导演，在“第一财经频道”工作时，曾与吴晓波合作拍摄《激荡三十年》系列电视片。在电视台的运作体制中，较之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纪录片是相对边缘的影视内容，其播放渠道和资金都十分受限。体制之外的独立纪录片，更面临着全方位的生存困境：即使是那些处于行业金字塔的最顶端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也很难通过电影节等渠道争取到足够的拍摄资金。

        吴飞跃与蔡庆增经营着一家独立的商业纪录片工作室，通过拍摄网络微视频积累了一些资源。对于他们来说，《我的诗篇》拍摄计划同时是寻求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纪录片运营模式的契机。影片共需400余万资金，他们是拍摄者也是最早的出资人。制片人蔡庆增如是描述影片启动时的心态：“大家的共识是，这是个冒险的事儿，收益会很小。但一方面我们觉得选题很好，做好了会有很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打动了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完成后，导演吴飞跃在上映前期回忆其拍摄过程，感慨这一次走向现场的拍摄让他与团队成员、工人诗人“真的成为了生死之交，建立起了深刻的信任和感情。以前是我采访你，然后我走了，之后我们不会再联系了，这一次我们与他们之间是有很深刻的接触的。也许是诗歌的力量，让我们走近他们，他们也给了我们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这次拍摄同样给了他一个反观自身经验的机会：“我是福建晋江人，农村出来的，家乡有很多服装业的民营工厂，工人和我的距离算是不远不近。有次在义乌，我们带着小骄傲的心情去参观圣诞球全球生产第二大工厂。结果一推门，就看到一排排的女工在给小球上颜色——那里密不透风、气味刺鼻，所有女工一直重复一个动作，我当时就很崩溃。”

        2014年9月30日，90后诗人许立志避开了早已挂起诸多防跳网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宿舍，自龙华镇商业大楼顶层坠楼身亡。与之前那些无声消逝的生命不同，许立志充斥着苦与血的诗句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11月初，《我的诗篇》临时增加了一个计划：通过网络为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众筹出版经费。这一原计划筹资6万元的出版计划后筹资到近14万元。

        2015年1月，在拍摄出预告片后，《我的诗篇》电影开始通过京东网发起众筹，并向爱奇艺售出独家网络版权，这两个部分共募集到40余万资金。

        2014年底，秦晓宇联络到正在筹备打工春晚的许多，希望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举办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许多后来回忆这个过程时称：“对知识分子，我还是保持一贯的警惕，一是看他们的立场是否真正和工人站在一起，二是看他们是否真的知行合一在做事。然后我们也会用发展的眼光来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晓宇的判断，我觉得他没有诗歌本位主义，他通过工人的诗歌在谈阶级矛盾、社会的不公，他也有着一股子干事的劲，和许立志的家人一起艰难地维权，去各地工人诗人的生活现场纪录等，所以我们答应了在皮村新工人剧场来做第一场‘我的诗篇’的朗诵会。”

        2015年2月，“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在皮村举行，同时通过互联网完成了全程视频直播。这次线下活动被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文汇报、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新华每日电讯等数十家媒体报道，这是该项目在许立志诗歌众筹之后，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主流媒体视野。继而从2015年3月起，开始有数家公司找到《我的诗篇》剧组商谈合作。最终剧组与一家做贵金属交易的公司“银天下”达成合作，原本该公司希望以公益方式进入，了解此一项目的性质后，改为以“联合发起人”身份注资。

        至此，《我的诗篇》的拍摄资金有了保障。制片人蔡庆增强调，整个募款过程“是一个实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详细的计划。我们只是不断推进内容制作，并通过媒体吸引到被工人诗歌打动的合作者。”

        媒体是整个计划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五一劳动节前后，工人诗歌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达到高峰。在网络媒体层面，创作组联合网易、凤凰网、腾讯等门户网站，“民谣与诗”等微信大号，以及新工人艺术团、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等相关实体机构，发起“一五一诗”互联网读诗行动。该活动网络总点击量近1000万。而更令人意外的是，两位央视新闻频道制作人员在网络上看到工人诗歌的相关报道后，特地前往上海与吴飞跃等人见面，并由他推荐诗人，形成了专题报道。4月28日，习近平在五一劳动节讲话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5月1日至3日，片中的几位工人诗人登上了五一劳动节期间的《新闻联播》。

        随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批评与争议开始浮出水面。五月，天津大剧院院长通过创作组邀请打工诗人们前往天津，采取一些实验性的舞台形式组织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却因无人问津一再延后。举办后，《新京报》连续发出数篇文章，质疑商业化运作是否异化和消解了工人诗歌本具有的反抗意义。秦晓宇与数名工人诗人撰文，并通过“我的诗篇”公众号和澎湃新闻网站进行反驳。“新工人艺术团”成员许多也加入了讨论：“我作为诗会的一个演出者，在诗会中通过民谣的演唱，完成了我的一个主体性的表达，因为诗会没有阉割我作品的内容表达。同样我也相信，诗会中的工人通过朗诵也完成了他们一次主体性的表达、发声，而且从观众们大多数的反馈来看，观众被震撼到的也是来自这血脉贲张的诗歌内容以及它背后工人的生活、反思。这是这场诗会第一位的东西及意义，这一点本身就是工人的美学。”这名打工者出身，常年在工棚向工友们演唱自己原创歌曲的工人艺术工作者，曾多次谈起他对于“工人美学”的标准：粗糙本身并不是问题，甚至它可能是构成这种美学的一部分；重点在于表达的内容是工人的自觉。

        秦晓宇亦曾谈起工人的自觉，其中涉及他对于工人苦难诉说的理解：“总的来说，工人的诗歌世界很丰富。每一个诗人都会有一些各方面的写作：真正的欢乐和宁静、对事物的客观处理，也有艰难苦恨与沉痛。但我觉得，如果我有意无意对于他们的苦难强调的多了，就会像鲁迅说的‘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让真正的工人群体的处境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反思。以及他们自己的自觉——自觉就能引起改变。许立志在书写时，他对自己的生活就是有反抗的。你越搏斗，就说明你生命的质量更高，虽然未必更快乐。诗人会让你觉得，没有尊严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他的思路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他的拍档吴飞跃。作为一位来自农村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个人奋斗成功的导演，吴飞跃曾对工人诗人这个题材带有另一种心气和想象。他不赞同表现太多工人生活的灰色一面，因为那会带来不必要的怜悯。他更希望能以平等的视角去看清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哪怕是苦中作乐。“于是我们在老秦找的诗歌以外，又去找一些不同色彩的诗歌。但整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想象中的那种色彩斑斓并不存在，主基调是灰色的，我们能找到的亮色的比例很小。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明确化。”

        “我们能坐在这里，是牺牲掉了很多人的。”吴飞跃最后说。

        2015年6月，《我的诗篇》制作完成，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向社会公映。这部影片摘取了上海电影节首次为纪录片单元设置的金爵奖，这个过程也同样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这意味着这部电影将走向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无论对电影本身有何种评价，观众们都承认自己被工人们的诗歌打动了。正如秦晓宇所说：“人是表达的动物，你不可能只过自己的生活，而不表达自己的生活。”在工人诗歌走向前台的过程中，他们所表达出的自觉意义正面临着不同意义主体的争夺。

首映礼上的工人诗句：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

PART 2

        在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秦晓宇提供对诗歌及其延伸意象的理解，吴飞跃负责将它们具象为镜头语言。他们共拍摄了十几位工人诗人，并最终拣选出六位：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奖者、却难以找到一份长期工作的打工者乌鸟鸟；服装厂熨烫工、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四川妹子邬霞；走出大凉山、在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深处工作了三十年的煤矿矿工老井；以及出生于1990年、已经自杀离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围绕着他们各自诗歌所描述的情绪与意象，六位劳动者的生命故事在影片中渐次展开；并在108分钟的时长中，由荒诞与温情并存的暖色调逐渐转向压抑与死亡。

        整部影片以乌鸟鸟朗诵自己的创作《大雪压境狂想曲》开场——

        天上的造雪工厂。机械的

        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

        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

        超负荷的劳作，致使她们吐起了白沫

        泄漏的雪花

        成吨成吨地飘落。我的祖国顷时惟余莽莽

        三十个省的微笑，顷时被压成了哭泣

        国境线被压坏了，军队昼夜抢修

        天地间，唯工人白茫茫的脑袋

        斜露于风雪外。

        火把和手电筒厂，加班生产

        庙宇尽毁，神的腰，也被压断了

        而信誓旦旦的信徒们，早已逃之夭夭

        坟墓都露馅了。安逸的鬼们

        都被挤压到人间

        搂抱着自己的墓碑和灵柩，赏着雪

        灾难的地球，正往下雪的那边

        慢慢慢慢慢慢地倾斜

        较之《铁西区》末尾那场覆盖一切衰败的暗淡大雪，乌鸟鸟所描绘的大雪充满暴力感，是一场意图撕裂一切的灾难。他选择用这种“荒诞和闹剧”般的笔调，来书写吸纳他命运的、某种暴风雪般的巨大破坏性力量。

        操着蹩脚的粤西普通话、戴着硕大黑框眼镜的乌鸟鸟，在片中的形象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他抱着自己的诗歌向人才市场的HR们朗诵，希望找到一个内刊编辑的职位，结果自然只是给对方一个对年轻人进行现实主义人生教育的机会。然而就像一切善良的民间故事，这个有点儿“呆气”的年轻人也收获了他的爱情与家庭，最后为女儿握起了杀猪刀。

        这种以荒诞反抗命运的基调，在邬霞那里则转变为以坚韧反抗命运。这个被导演们称为“底层的珍珠”的女诗人身上，几乎集中了传统苦难叙事中关于底层女性的一切美德：面对美展现出少女般的喜悦，面对灾变以母性的温柔泰然处之——“我有一个隐秘的花园/任何人都无法摧毁”（邬霞《邬霞》）“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邬霞《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或许是为了中和这种柔性的女性气质，她在打工诗人朗诵会上读了另一位女性诗人郑小琼的创作《跪着的讨薪者》：“给我们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

吉克阿优：打工七年首次回家过彝年 

      吉克阿优的故事则关乎着女性之外的另外一个弱势群体：少数族群。关于这位大凉山彝族工人的镜头大都围绕着他的故乡，而他在其中以一个传统消逝的见证者的形象出现。凉山彝人作为世界工厂体系中最后的姗姗来迟者，却并未能享受任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安全与文明，而是不断上演着资本积累过程中最黑暗的故事。凉山彝区存在大量社会溃败后产生的吸毒和艾滋问题，并不断在沿海各厂爆发童工丑闻。吉克阿优说，带着他外出打工的本村工头，在村子里叫他“亲戚”，走到外省叫他“老乡”，再走远些叫他“朋友”，到了广东就叫他民工了。在庞大的打工者江湖中，彝族工人沿族群边界构成了由本族工头管理的内部组织，工头同时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剥削者。

        在这个意义上，吉克阿优所书写的那些关于传统彝族社区的神秘意象，也就不仅仅是温柔的乡愁。这个“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的年轻人，在外出打工后曾一度身陷传销组织，这是几乎已是为经济所苦、又被财富神话所吸引的年轻打工者们的共同命运——在影片拍摄期间，他收到另一位亲戚从传销组织中发来的求救短信，并最终在诗人之间私人关系网络的帮助下脱困。寨子里，阿优年轻的妹妹们带着怯意和好奇询问他打工之后的生活，然而阿优也未能告诉她们，外面的宇宙是什么形状。

        《意思》陈年喜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

        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

        我们都是爆破工

        走到一起不是义气相投

        也并非什么缘分

        我们每天

        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

        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

        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

        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

        有一回

        我们喝高了

        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

        粗喉亢壮，鼓声铿锵

        在古老的戏典里

        做了一回武松

        老李突然哭了

        他说对不起小芹

        说着说着他又笑了

        他笑着说

        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

        就不穷了

        我最后吼起了秦腔《铡美案》

        一生气

        我把陈世美的小老婆也铡了

        事后，我们都说

        这酒，喝出了大半辈子没有的意思

        前年

        小宋查出了矽肺病

        走的那天

        他老婆用他最后一月工资

        请来了镇上最好的班子

        让英雄武二哥美美送了一程

        去年

        老李让顶石拿走了一条腿

        成都的麻将摊上

        从此多了一只

        独立的鹤子

        如今，我还在矿山

        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

        新来的两个助手是两位童工

        他们的时尚词和掌上游戏

        没一点意思

        每天的红烧肉和炮声

        也早已没了意思

        我不知道，这后半辈子

        还能不能找到点

        活着的意思

        东风吹起来了

        意思一茬茬吹来了

        意思一茬茬吹走了

        吹着，吹着

        都吹成了烟尘

陈年喜：《给父亲理发》 

      乌鸟鸟、邬霞和吉克阿尤作为不同意义上的个体，显形于沿海世界工厂。大山深处的巷道爆破工陈年喜的故事，则是另一种对工人命运的呈现，其层次更为丰富。荒山内部迷宫般的矿洞与黄土地上的土坯农家，在视觉上打开了更有冲击感的陌生画面；而这名陕西汉子的语言表达，也有着相应的方言与曲艺印记。他读杂书野史，斥徭役赋税，于新婚之际“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在得知母亲罹患食道癌的深夜里，他以炸裂岩石的力道书写责任与悲痛：“我微小的亲人他们远在商山脚下/身体有病/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

        “走夜路你就大声歌唱。因为路途的艰难和孤暗，需要一些发声。”陈年喜的故事开始对诗歌作为一种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反抗形式，做出了较为明确的暗示。在“英雄济富/美人济贪/没有人上过梁山”（陈年喜《梁山》）的时代里，他吼出一首改动唱词后的秦腔《铡美案》：“包拯放粮陈州地，贪官奸商都肃清。”陈年喜曾在文章中表示自己零碎读完了《资本论》，念及此，这一段镜头给人以历史重置的错觉。

老井：《矿难遗址》

        在地心深处工作的煤矿工人老井，其镜头语言的色调比陈年喜更深些。但在这个生活相对平稳的县城国企工人的劳动书写中，有另外一种历史承担的意味：“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老井写出了“哪一块石头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这类带有浪漫化色彩的劳动诗句。

        与改革开放之初那些怀抱热望的打工者不同，这个时代的底层年轻人早已轻易看透阶层的板结。有人选择麻木或说适应，而许立志选择将死亡与这些情绪相连：“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但无论在他自己的阐释中还是在他亲人悲痛的哽咽中，他的死亡都是一种选择而非简单的意外，这一选择是悲剧甚至也是他的尊严所在。在关于许立志的段落中，唯一的亮色来源于他在坠楼身亡前定时发送的最后一条微博：“新的一天”——且这种亮色只存在于幻想和来世中。这令人想起，海子在身亡前写下的诗句同样如此温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退着回到故乡》唐以洪

        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东莞

        退到杭州，从常熟退到宁波

        从温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

        五谷的香气里，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从工地里退出来

        从机器里退出来，从那滴泪水里

        退出来，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

        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面朝未来

        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

        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

        都是亲人

        在许立志身后，生活并没有结束。《我的诗篇》剧组在前期拍摄时曾对许立志做过电话采访，然而电视拍摄的请求被内向的许立志婉拒了。就在创作组成员思考是否能在正式拍摄时说服他时，传来了许立志亡故的消息。此后，剧组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陪伴并记录了对许立志身后事的处理。争取抚恤金、处理遗物、悲痛的亲人讲述他们对许立志死亡的理解、最终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江河。

        影片的悲剧气氛在此时达到高潮，然而谁能为许立志的死亡在其身后赋予意义？中国当代工人悲剧命运的出路何在？片尾曲以打工诗人唐以洪诗作《退着回到故乡》为蓝本谱就，举目四望，似乎只有一条（甚至）不可能踏上的退守之路。导演秦晓宇在谈及这首诗时曾说：“频现的‘故乡’一词更多具有乌托邦意味，是诗人借以抒发其现实悲愁的一个支点、一个符号、一个参照，类似《诗经·硕鼠》中‘爰得我所’的‘乐土’。就像在这首诗中，亦农亦工的诗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的乌有乡——既呼应农耕文明的“桃花源”乐土，又让我们想到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乐观的历史进化论，这个乌有乡只能以一种时间之‘逆旅’的不可能的方式去抵达。”

        影片主创团队曾谈到，此片的用意在于“讲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吴飞跃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工人在国际上被看做抢夺了其他国家工人饭碗的群体。因此他希望这部片子能让国际观众更理解中国工人的真实状态。为此，影片在标题设计上也做了处理，用us（我们）来翻译原标题中的我，“这是和每个人相关的诗篇”。秦晓宇同时强调，希望将这六个工人表现为一个代表今日中国工人的整体。

        然而当我们开始走向对影片主角们整体性命运的思考时，这幅群像就变得寂静而沉默，无法拾掇。影片最后的彩蛋中，乌鸟鸟寄语他刚刚出生的女儿：“你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将来不要像爸爸一样没有学历只能当工人。”在导演的阐释中，这个镜头面向国际观众，“因为在外国人看来，不愿意当工人，这本身可能就构成一个问题。”表达这段最朴素诉说的乌鸟鸟也许并不知道，那些曾凭借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的都市中产阶级们，正在筑起一道从学区房、幼儿园到大学入学资格的密不透风的围墙；为了他们的子女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这个时代中的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