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车︱民国火车票不印座号，普通车厢座位全靠争抢

进入正题之前，请大家跟我一起温习小时候语文课上学过的一篇散文：朱自清的《背影》。

我们不温习全篇，只温习其中两个自然段：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我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这两段当中有几句话被我排成了粗体字。为什么要排成粗体字呢？因为它们暗藏玄机。

先说第一句：“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这句话是九十年前写的，那时候朱自清还在北大念书，中途回老家奔丧，丧事完了由他父亲送他坐火车返校。他们从南京市区出发，先坐轮船过江到浦口，在浦口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和一张月台票，然后这对父子就登上了火车。一上火车，爸爸先帮儿子选座，选了一个靠近车门的座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爸爸关心儿子，连坐在哪个位置都帮儿子挑选好；其次说明他们买的火车票上没印座号，只要有空位，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最后则说明下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拥挤，坐在靠车门的位置能比其他乘客提前下车。

民国火车票不印座号

说到不印座号的火车票，诸位读者肯定不会陌生。众所周知，每年春运期间，卧铺票难以抢到，硬座票也会提前售罄，很多朋友只能买到这样一张没有座号的站票：

然后挤上人头攒动的车厢，就这么晃晃悠悠地站上一路：但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买到的火车票都是印有车厢号和座位号的，必须去票面上指定的车厢和座位就坐。民国时代的火车票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无论站票还是座票都不印座号，就像下面这张票一样：因为没有座号，所以乘客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1922年，也就是朱自清从南京坐火车返校的那一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出台了一部《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规则》，该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票概按本列车之座位多少发售。”就是说火车站不卖站票，完全按照现有的空位数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卖多少张票，如果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售票人员会谢绝乘客的购票要求，提醒他们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车。

如果民国时期的售票人员真的按照这条规定去做，那车票上有没有座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着争抢。可惜这条规定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为啥不能付诸实施？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最后还有一项关键原因：民国时期不流行预订车票（头等车厢和卧铺车厢可以预订，但是预订时效最长不超过两天），一般都是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才开始卖票，在火车开行前两分钟马上又停止售票。这个时间非常短，大站约两小时，小站约一小时，只有始发站、终点站和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如北京前门、天津总站、南京浦口车站）才有可能将售票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售票时间如此之短，乘客怕买不到票，窗口一开，蜂拥而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光维持秩序和查点票钱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售出的票数是否超出空闲的座位数呢？

1932年的天津火车站，乘客很多，座位很少，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

没座位，怎么办？

正是因为火车站售出的票数经常超额，所以会出现很多乘客没有座位的现象。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探望母亲，途中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高兴地说：“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一个座位。渡江，上了平浦列车，居然定着一张卧铺，这就好了。”（《两地书》第三集）瞧见没？连鲁迅这等大腕都要庆幸“总算得了一个座位”，说明座位紧缺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座位紧缺，所以抢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占着，否则就会被其他乘客鸠占鹊巢，所以朱自清的父亲去买橘子的时候，特意交待朱自清：“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为啥不要走动？怕被别人抢了座位嘛！最后火车要开了，朱父从车上离开，朱自清去送他，他又说了一句：“进去吧，里边没人。”这句“里面没人”指的可不是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而是说朱自清靠近车门的那个宝贵座位没有人帮忙看着，只有一堆橘子占着座儿，万一碰上素质低的乘客，保不齐会吃了你的橘子、占了你的座位。

民国时期有些乘客的素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1935年3月，丰子恺写过一篇描写乘客素质的文章，这里摘抄两段，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

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做鼾声，或者装作病人，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他的话，让他安睡，背着行李向他所指点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若是方皮箱，又可当作自己的茶几，看见找座位的人来了，拼命埋头看报，对方倘不客气地向他提出：“对不起先生，请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会指着远处打官话拒绝他：“那边也好坐，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里？”说过管自看报了。和平谦让的乡下人大概不再请求，让他坐在行李的护卫中看报，抱着孩子向他指点的那边去找“好坐”的地方了。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只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只横着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把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说：“这里有人。”

和平谦让的乡下人找不到座位，就把行李放在门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查票的来了，不干涉躺着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座位的人，却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着小孩扶着老人站在WC门口的人阻碍走路。

乘客多，座位少，偏偏又有一些混蛋多占座儿，自己坐一个，行李坐一个，甚至把坐椅当成卧铺，老实不客气躺上去，一个人霸占五六个座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

一、这些乘客素质太低；

二、民国乘警不作为，没人惩处这些乘客；

三、火车票上不印座号。

上述三条原因当中，我觉得最后一条最关键。假如印了座号，谁买票买得早，谁就有座位，你敢占我的座，我有凭据告你。可是当时不印座号，自然是谁擅长争抢谁就有座位，野蛮人占便宜，文明人吃亏，逼着文明人学野蛮，结果素质低的乘客自然会越来越多。

花钱买舒服

其实文明人也有别的选择，完全可以不跟人争抢而获得座位。什么选择呢？买高等车厢的车票。

1948年沪宁铁路上的头等车厢

民国火车的车厢一般分为三等：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头等车厢每排只有宽宽松松的两个座，中间留出宽阔的过道，类似飞机上的豪华舱，二等车厢每排有四个座，左边两个，右边两个，类似飞机上的公务舱；三等车厢有的每排八个座（蓝钢皮火车），有的根本不分座，每排一条长长的木凳，乘客们并排挤坐在一起（绿钢皮火车和木厢火车），类似飞机上的经济舱。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京沪铁路（南京到上海）、陇海铁路和滇缅铁路上，普通列车还会加挂四等车厢，此类车厢没有车窗，只有一个通风洞和一个出入口，车厢里没有座位，只贴着四壁摆放四条长凳，行李堆放在中间的空地上。当年巴金的未婚妻萧珊从上海去西南联大念书，坐的就是这种四等车。

在民国人心目中，头等车和二等车属于高等车厢，三等车属于普通车厢，四等车属于低等车厢，而争抢座位的现象主要是在普通车厢和低等车厢里发生，如果乘坐头等车、二等车和睡车（车尾加挂的卧铺车厢），那是没必要抢座的。

高等车厢的火车票也不印座号，为什么没人抢座呢？倒不是说高等车厢里的乘客素质特别高，而是因为买得起这种车票的有钱人特别少。因为人少，所以座位绰绰有余，所以无需争抢座位。

1948年沪宁铁路上的二等车厢

最后说说乘坐高等车厢到底需要多少钱。

以1933年为例，从北京发往河北沧州的火车，三等车厢票价5元（大洋，下同），二等车厢票价9元，头等车厢票价14元。头等车厢里并没有卧铺，晚上如果想睡得舒服，还需要去车尾加挂的“万国寝车公司睡车”订购床位，上铺每晚3.5元，下铺每晚4.5元。另外身为高等车厢的乘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义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些贡献，买票时还要按照票价多交10%的“教育捐”。这样一算，如果坐头等车厢并订卧铺的话，不计途中其他开销，从北京去一趟沧州需要花20块大洋左右，而乘坐普通车厢只需5块大洋就够了。

当年骆驼祥子在北京当人力车夫，时运最好时一年攒了60块大洋，坐头等车去三趟沧州，就可以花光他一年的积蓄。女作家潘柳黛年轻时在河北宝坻女子小学教书，月薪35块大洋，除去花销可以攒下4块大洋，她每次回北京看望母亲都坐“小工车”（专为农民工加挂的四等车厢），因为她既不舍得坐高等车厢，也承担不了那么高的票价。

总而言之，普通老百姓根本坐不起高等车厢，既然坐不起高等车厢，那咱就只配在普通车厢里抢座位啦！